進步的回退

時間：2001年12月

地點：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

當很多富裕起來的中國農民從鄉(xiāng)村進入城市的時候，我算是一個逆行者，兩年前開始階段性地離開城市，大半時間定居中國南方一個偏僻山區(qū)——我在上一個世紀六十年代當知識青年的地方，曾經(jīng)進入過我的長篇小說《馬橋詞典》及其他作品。我在那里栽樹，種菜，喂雞；收獲的瓜果和雞蛋如果吃不完，就用來饋贈城市里的親戚和朋友。這是一種中國古代讀書人“睛耕雨讀”的生活方式，我覺得沒有什么不好。有一位報紙記者跑到這個地方找我，對我的選擇表示了懷疑：你這是不是回避現(xiàn)實？我說什么是現(xiàn)實？難道只有都市的高樓里才有“現(xiàn)實”？而占中國人口百分之六十九的農民和占中國土地百分之九十五的鄉(xiāng)村就不是“現(xiàn)實”？記者的另一個問題是：你這是不是要對抗現(xiàn)代化？我問什么是“現(xiàn)代化”？我在這里比你在都市呼吸著更清新的空氣，飲用更潔凈的水，吃著品質更優(yōu)良的糧食和瓜果，還享受著更多的閑適和自由，為什么這不是“現(xiàn)代化”而你被廢氣、臟水以及某些有害食品困擾并且在都市的大樓、地鐵、公寓里一天天公式化的疲于奔命倒成了“現(xiàn)代化”？

問題很明顯：這里有對“現(xiàn)代化”不同的理解和定義?；仡櫸覀儎倓偢鎰e的二十世紀，從歐洲推向全球的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浪潮，都以“現(xiàn)代化”為目標，甚至都曾用經(jīng)濟和技術的指標、甚至單純用GDP的數(shù)量，來衡量一個地區(qū)所謂“現(xiàn)代化”的程度?？上У氖牵?jīng)濟和技術只是我們生活內容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事實上，經(jīng)濟和技術的活動也并不都體現(xiàn)為GDP，如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曾經(jīng)談到過的家務勞動等等。在我這兩年中的鄉(xiāng)下生活里，優(yōu)質的陽光、空氣、水，這些生命體最重要的三大基本元素都不構成GDP。自產自給的各種綠色食品因為不進入市場交換，也無法進人GDP的統(tǒng)計。我所得到的心境的寧靜、勞動的樂趣、人際關系的和睦、時間的自由安排等等，與GDP更沒有什么關系。因此在我那位記者朋友看來，我是一個GDP競賽中的落后者，一定生活得很痛苦，甚至已經(jīng)脫離了“現(xiàn)實”。在中國當代主流媒體的話語中，一個作家是不應該這樣自絕于“現(xiàn)實”的，而“現(xiàn)實”、“幸?！?、“發(fā)展”、“文明”等等，都是繁華都市的代名詞，僅僅與車水馬龍和燈紅酒綠相聯(lián)系。顯而易見，“現(xiàn)代”在這里不再是一個單純的時間概念，而是發(fā)達經(jīng)濟和發(fā)達技術的代用符號。于是很多人以美國的曼哈頓為“現(xiàn)代”的圖標，而把僅僅離都市十公里或二十公里之外的生活排除在“現(xiàn)代”之外，通常是聳聳肩，將這些明明是現(xiàn)代的事物、明明就存在于他們身邊的事物，斥之為“傳統(tǒng)”或者“古老”，并且在思想視野里予以完全的刪除。

在一般語境之下，“現(xiàn)代”在中國是指十九世紀以后的歲月，在歐洲則是指十六世紀以后的歲月，可見這個概念不過是意指工業(yè)化、市場化、科學化乃至西方化的進程。這一進程帶來了經(jīng)濟和技術的長足發(fā)展，無疑是人類極其值得自豪的偉大進步、依托這種偉大進步，我在鄉(xiāng)下也可以用衛(wèi)星天線和電腦網(wǎng)絡來與外部世界溝通，可以獲得抵抗洪水、干旱、野獸、疾病等然災害的有效技術手段。這就是說，我的生活和我的寫作，都受益于經(jīng)濟和技術的進步，因此我毫無理由對“進步’，心存偏見需要指出的只是：經(jīng)濟和技術的進步在歷史上并沒有常勝的紀錄，曾經(jīng)“進步”的蘇美爾文明、埃及文明、米諾斯文明就是公元前三千年至一千年間被所謂蠻族摧毀，同樣代表著“進步”的希臘、羅馬、印度、中國四大文明在公兀二世紀以后也一*一被所謂蠻族踐踏，包括中國的長城也無法阻擋北方游牧強敵，朝廷一次次南遷乃至覆滅。那時候并沒有中國現(xiàn)在的流行說法落后就要挨打?！比藗儜K痛的教訓恰恰可說是“進步就要挨打”甚至“進步就要滅亡”。一直到冷兵器時代的結束，一直到工業(yè)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出現(xiàn)，世界歷史的這一法則才得到改寫。即便是這樣，“進步”仍然只是國家強盛和個人幸福的條件之一而不是全部條件。最近發(fā)生在美國的九一一恐怖主義襲擊事件，就充分證明經(jīng)濟的技術的進步仍存在極大局限性：全世界擁有最大GDP的國家仍然無法保護自己三千多位居民的安全。而且如果不消除這個世界很多地區(qū)日益嚴重的貧閑、環(huán)境破壞、教育危機等等積弊，即便我們有十個或二十個美國，恐怕也無法真正靠高科技戰(zhàn)爭來鏟除恐怖主義，來產除所有的本·拉丹。事情很清楚，就在兒一*一這一天，就像每一天那樣，這個世界的不發(fā)達地區(qū)有兩萬多兒童死于貧困下的饑餓和疾病，但沒有人為他們點上蠟燭，沒有人為他們獻上鮮花，更沒有人為他們組成國際戰(zhàn)爭同盟，沒收了我們視線的現(xiàn)代傳媒甚至使我們根本不知道有這種死亡的存在。這難道不也是一種暴力和恐怖？這種隱形的暴力與恐怖難道不是九一一襲擊最為重要的全球性背景？

可以相信，很多不發(fā)達地區(qū)的這種被傳媒漠視的絕望，正在演變成下一顆投向繁華都市的炸彈?！椪{查表明，阿富汗極端勢力的出現(xiàn)與該_的教育狀況有直接聯(lián)系。由于世俗的、西方化的學校收費太高，大部分青少年無法去這樣的學校學習，而只能進入各種免費的伊斯蘭宗教學校，接受一些極端宗教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思想灌輸。這正是本·拉丹的重要社會基礎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學費日益增高從而使貧閑家庭子弟無法上學的現(xiàn)象，在阿富汗以外同樣廣泛存在。作為一個發(fā)展中國家，中國這些年的教育事業(yè)得到了很大的發(fā)展。但由于某種向美國式教育市場化的“國際慣例”急切接軌，由于很多地方管理部門官員腐敗性地“搭車收費”，加上教育、出版等部門瘋狂追求壟斷性利潤，中國的很多社會公益性事業(yè)也在受到損害，很多鄉(xiāng)村學校的收費在近二十年來也猛增了五十倍左右，迫使很多孩子輟學。在我居住的鄉(xiāng)村，初中綴學比例竟一度高達百分之四十。知識的階層分化正在比經(jīng)濟的階層分化更為急劇和尖銳地出現(xiàn)?？梢韵胂?，如果這種趨向得不到制止和糾正，當這么多青少年被拋出所謂現(xiàn)代化的進程之外，當他們有朝一日發(fā)現(xiàn)自己永遠無望分享所謂現(xiàn)代化成果，接受各種極端思潮難道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嗎？包括恐怖主義襲擊在內的各種犯罪難道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嗎？當我們譴責這些本·拉丹這種“反現(xiàn)代化”逆流的時候，那個“現(xiàn)代化”的市場利潤狂熱追求，那個受益于貧富差距擴大并且由官員、商人、知識精英等等組成的社會主流，是否正在為自己埋下恐怖主義一類的隱患？是否知道一切“反現(xiàn)代化”的騷動正是所謂“現(xiàn)代化”進程直接或間接的后果？

GDP不能解決這個問題，而且GDP至上的新意識形態(tài)正在掩蓋這一類問題。包括很多歐洲知識分子左派，他們能夠看到跨國資本對發(fā)達國家內部弱勢階層帶來的損害，卻很難看到跨國資本正在對很多發(fā)展中國家?guī)淼膿p害，很難看到現(xiàn)代化繁榮與廣大非受益地區(qū)各種極端思潮、專制暴君、宗教的原教旨化乃至邪教化等等之間的共生關系。利益正在使人與人之間相互盲視，正在使階層與階層、民族與民族之間相互肓視。因此，我們需要高GDP，更需要社會公正，需要理解的智慧和仁慈的胸懷，來促成旨在緩解現(xiàn)代性危機的思想創(chuàng)新和制度創(chuàng)新。而所謂公正等等，無疑是一些古老和永恒的話題，沒有什么進步可言。這就是我歡迎進步但懷疑“進步主義”的原因，是我熱愛現(xiàn)代但懷疑“現(xiàn)代主義”的原因3因為無論有多少偉大的現(xiàn)代進步，也只是改變了生活的某些形態(tài)和結構，卻并不能取消生活中任何一個古老的道德難題或政治難題?，F(xiàn)代的殺人與原始的殺人都是殺人，難道有什么區(qū)別嗎？現(xiàn)代的絕望與孤獨同樣是原始的絕望與孤獨，難道有什么區(qū)別嗎？中國古代一個大智者老子在《道德經(jīng)》中說過“為學者日益，為道者曰損”，就是說在學習知識方面要做加法，在道德精神方面要做減法；也就是說，不斷的物質進步與不斷的精神回退是兩個并行不悖的過程，可靠的進步必須也同時是回退。這種回退，需要我們經(jīng)常減除物質欲望，減除對知識、技術的依賴和迷信，需要我們一次次回歸到原始的赤子狀態(tài)，直接面對一座高山或一片樹林來理解生命的意義。有幸的是，我們的文學一直承擔著這樣的使命，相對于經(jīng)濟的技術的不斷進步，文學不會像電腦286、386、486那樣的換代升級；恰恰相反，文學永遠像是一個回歸者，一個逆行者，一個反動者，總是把任何時代都變成同一個時代，總是把我們的目光鎖定于一些永恒的主題：比如良知，比如同情，比如知識的公共交流。莫言先生的長篇小說《檀香刑》，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一本“大踏步地向民間文學后退”的書，其戲曲唱詞般的敘事語言，使我們感受到無形的鑼鼓節(jié)奏，感受到古代舞臺上的溫情和激情。余華先生的長篇小說《活著》，李銳先生的長篇小說《無風之樹》，讓我們關切一些中國當代下層貧民的傷痛，延續(xù)了中國從屈原到杜甫、到魯迅的人道主義悲懷。我在這里還沒有提到張承志的《心靈史》和張煒的《九月寓言》，這兩部長篇小說在更早的時候，在中國九十年代卷人經(jīng)濟全球化的初期，就堅守著文學的民間品格和批判精神，構成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在一個迷茫時期最早的思想閃電和美學突圍。優(yōu)秀的作品當然還不止這一些。作為“向下看”而不是“向上看”的作品，它們都與爭當都市高級白領的中國某種現(xiàn)代流行心理構成了緊張與對抗。對于很多中國的評論家來說，對于很多讀過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理論的批評家來說，這些作品都是“現(xiàn)代主義”的，應該貼上一個286、386、486之類的現(xiàn)代標簽。他們沒有看到，這些作品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都是在實現(xiàn)一種進步的回退，不過是古代《詩經(jīng)》和《離騷》在今天的精神復活。在這個意義上，“現(xiàn)代主義”這頂流行的小帽子，無法恰當解釋這些作品的功能和意義。

我一直是文學“現(xiàn)代主義”的擁護者，包括對法同尤奈斯庫、普魯斯特、加繆、羅伯葛里葉等等諸多現(xiàn)代作家的激進探索充滿崇敬和感謝——感謝他們拓展了文學領域里想象、技巧、文體風格的廣闊空間，并且率先開始了對現(xiàn)代性的清理和批判。但他們波戴上一頂“現(xiàn)代主義”的小帽子，同樣是出于一種程度不同的誤解。我相信，一個真正成熟的現(xiàn)代主義者，同時也必定是一個古典主義者，因為他或者她知道：生活是不斷變化的，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又是沒有什么變化的。生活不過是一個永恒的謎底在不斷更新著它的謎面，文學也不過是一個永恒的謎底在不斷更新著它的謎面，如此而已。因此當一個現(xiàn)代主義者還是當一個古典主義者，完全取決于我們從哪一個角度來看生活，比方取決于我們觀察一次屠殺，是觀察它的技術手段如飛機、炸彈、衛(wèi)星定位系統(tǒng)呢？還是觀察這些技術手段之下我們已經(jīng)在歷史上無數(shù)次重逢的鮮血、眼淚以及深夜的燭光？在離紐約十分遙遠的一個中國南方鄉(xiāng)村里，面對全世界悼念九一一遇難荇的閃閃燭光，我深深地相信：把我們從災難中拯救出來的偉大力量，與GDP所代表的經(jīng)濟和技術進步?jīng)]有什么關系，而是潛藏在幾千年歷史中永遠不會熄滅的良知和同情，是我們讀到一首詩或一篇小說時瞬間的感動。為了傳承這樣的感動，“現(xiàn)代主義”文學與歷史上所有的文學一樣，在做著同樣的事情。明白這一點，是現(xiàn)代主義的死亡，也是現(xiàn)代主義的永生。

冷戰(zhàn)后：文學寫作新的處境

時間：2002年11月20日

地點：蘇州蘇州大學文學院

中閨新時期文學，大體上可以分作兩段來說。一段是從七十年代后期算起，到八十年代末的冷戰(zhàn)結束。這一段的主要特點，一是“恢復”，即恢復“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文學傳統(tǒng)，包括同學們在課本上可能讀到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啊，革命現(xiàn)實主義啊，在那個時候都獲得了禁令的解除。不僅大量一度查封的作品得到再版和重印，而且所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等，也多是革命時期現(xiàn)實主義文學傳統(tǒng)的延伸和再生。二是“補課”，表現(xiàn)為文化上閉關鎖國狀態(tài)結束以后，國外的文學思潮和文學作品大量涌入，既補了西方啟蒙主義文學之課，也補了歐美現(xiàn)代主義文學之課。就像剛才主持人介紹的，那時我也曾經(jīng)翻譯過東歐作家米蘭·昆德拉的作品。

這種補課是一種狼吞虎咽，對于后來中國作家與國外同行進人同一起跑線，提供了重要的條件和前提。我們國家有一個非常龐大而優(yōu)秀的翻譯隊伍，是我們的幸運。所以我們有非常優(yōu)秀的俄國文學、法國文學、英國和美國的文學，還可以讀到其他許多發(fā)展中國家的優(yōu)秀文學。一個中國的讀者，稍有讀書興趣，很容易數(shù)出五十個甚至一百個外國作家的名字。大家不要小看這種現(xiàn)象，在很多的國家，讀者就沒有這種幸運。我前不久到了一個發(fā)展中國家，到他們書店里邊一看，發(fā)現(xiàn)書架上只擺著一些詩歌。作為一個以游牧為傳統(tǒng)的國家，馬背上歌手多，詩人也就多，這非常自然。但他們那里外國小說非常之少，理論和學術的譯介更少。他們全國人口至今只有兩百多萬，出版市場相當于我們這里三四個縣，不可能有品種齊全的翻譯隊伍，也不可能有強大的出版機構。所以說一個讀者熟悉五十個甚至一百個外國作家的這種情況，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有的。這是我順便說到一點。

從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恢復”加上“補課”，有了內因與外因這兩個推進器，于是有了文學的解凍和文學的繁榮。很多作家像井噴一樣地抒發(fā)他們的情感，表達他們的思想，實現(xiàn)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又一個文學高潮。那個階段，簡單地概括一下，作家們大多以人性、人道為主要價值核心，這是一個層面；以市場經(jīng)濟和民主政治為主要制度取向，這是第二個層面。兩個層面構成了當時文學潮流的主要面貌和大體方位，構成了所謂八十年代“新啟蒙”的基本內容。交代了這一點，我們才能更好地進入今天演講會的主題，即看看進入九十年代以后，進入新時期文學的第二個階段以后，我們的文學處境是不是有所變化？我們將遇到一些什么新的問題？而我們的作家們又做出了怎樣的回應？

我將就我知道的一些情況和自己的一些感受，先向同學們做一個簡要匯報，然后我還會留一些時間以便大家一起作進一步的討論。

社會新型發(fā)展道路的探尋

九十年代初，全球范圍內的冷戰(zhàn)宣告結束。自那以后的十多年來，我國的改革開放以及現(xiàn)代化建設取得了很大成果，其推進速度超出了我們很多人的想象。今年三月，我到美國參加一個會議，順便看望在那里就讀的女兒。我和老婆到超市去購物，發(fā)現(xiàn)在美國比較低級的超市里，大約百分之八十的貨品都是中國制造。中、高檔的超市里，Madein China所占的比重大概也達到了百分之六十。想想看，八十年代中國人出國，大多背著那種大“蛇皮袋”，見什么都買，見什么都想要，像鬼子進了村（眾笑）。

也就是十多年，現(xiàn)在倒是有很多老外背著大袋子，到中國來大買特買了。我們在洛杉磯機場取行李，足足等了一個多小時，就是因為這種運到美國的大貨袋太多，也太大，常?？ㄋ懒诵欣顐魉蛶?，讓管理人員手忙腳亂。我老婆不愿在美國買中國貨，但總得給親友們帶點小紀念品吧，于是小心翼翼地挑選，挑了什么皮夾子，什么衣架子，還有別的小玩意，滿以為挑的是地道美國貨。不料一回到住所，女兒一看就笑，說你們肯定又上當了。她比較有經(jīng)驗，幫我們找一一找出了藏在包裝角落里的Madein Chma。這就是說，一個人要在美國超市里買到不是中國出產的貨品，眼下還真不那么容易。這與我第一次看到的美國形成了大相徑庭的比照。

我是一九八六年第一次去美國的，說實話，我當時確實給震了，幾乎覺得中國快要完蛋了。美國怎么這么好呢？公路修得好，樓房建得好，程控電話一撥，就可以打到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那時候程控電話對中國人來說還是一個不可想象的事情，神了（眾笑）。但是也就是十多年以后，中國數(shù)以萬計的產品遍布全球，在美國超市里也開始橫行霸道。有些老外在這種超市里一轉，能不感到“中國經(jīng)濟威脅論”嗎？當然，我們還沒有理由牛皮哄哄，因為有些中國產品的利潤大頭還是外國投資者賺走了，生產這些東西的核心技術也多數(shù)不在中國人手里，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對十多年的成果給予實事求是的回顧。

我們在看到這種成果的同時，還必須看到我們面臨著的問題和閑難。比方說我們最近經(jīng)常談到的一個話題，就是就業(yè)。這與同學們的關系比較密切?，F(xiàn)在不光是大學生找工作不容易，還有很多城市人口下崗，有更多的農村人口處于半失業(yè)或準失業(yè)的狀態(tài)。有專家計算過，說有一億五千萬人在農村就足夠了，就可以把全國的土地經(jīng)營得很好了。那么多余的八億農民干什么去？沒事干就打麻將，沒錢花也就可能犯罪。有一些年輕農民能到城里打工，算是很幸運了，但也是打著一些報酬非常低的丁。我住在?？?，注意過從八十年代末到現(xiàn)在，我們的公務員、教師、醫(yī)生、警察、軍人的工資都漲到了十倍到二十倍，比如我的工資從兩百來塊漲到三千多，漲幅夠大了。但大多數(shù)打工仔的月薪從八十年代末到現(xiàn)在基本上還是在三百至五百之間，幾乎是零增長。還有很多農民連這種收入零增長的工也打不上！

社會上確實出現(xiàn)了很多富人，很多準富人，叫做中產階級吧，把各大商店常常擠得滿滿的，但另一方面，無論在城鎮(zhèn)還是在鄉(xiāng)村，卻出現(xiàn)了一個相當大的貧困階層，包括今天在座的很多同學，家里也可能遇到了巨大的經(jīng)濟壓力。由于貧閑而輟學的比例，近幾年一直在令人心驚膽戰(zhàn)地增長。

在很大程度上來說，貧閑問題也就是就業(yè)問題，而且是消費萎縮和犯罪增加的主要原因。因此這既是一個道德問題，也是一個經(jīng)濟問題。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隨著改革和開放的深入，就業(yè)壓力將長期困擾我們，將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所有障礙中最大的障礙?；仡櫄v史，歐洲在工業(yè)化的時代其實也遇到過類似的情況，但他們是怎樣度過了這一難關呢？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歐洲從十六世紀就開始向外移民，到十九世紀的前十年，每年還向美洲以及其他地方移民一百萬左右！歐洲總共向外移民多少呢？據(jù)說是六千五百萬。包括英國那些被“圈地運動”排擠出來的農民大多出國了，英語人口的三分之一都離開了歐洲，比方到美國去辦農場，而且是那種奴隸制的農場，從非洲買些黑人來，種玉米，種棉花。美國就是這樣發(fā)展起來的，后來才是汽車工業(yè)，才是羅斯福的改革等等。

他們還把一些犯罪分子、小流氓、“下三爛”一船一船地裝著，送到澳大利亞去，一靠近海岸，把這些人趕下船，然后掉轉船頭打道回府。

幾年前我到澳大利亞訪問，那里的人告訴我，澳大利亞以前被叫作“海盜之國”。為什么？因為最先到達那里的白人移民，很大一部分就是從歐洲排擠出來的，而且很多是罪犯。顯然，歐洲工業(yè)化時代的很多下崗人員是靠這種方式向外轉移出去的。特殊的歷史機遇和強權優(yōu)勢，使他們可以做到這一點。包括日本也搭了個末班車。大家可能知道，秘魯有個前總統(tǒng)滕森，是個日本人。日本人怎么跑到南美去當總統(tǒng)？這后面的故事，是日本在工業(yè)化時代曾經(jīng)向南美移民數(shù)以萬計，數(shù)以十萬計，在那里形成了強大的社群，也就形成了滕森上臺的基礎和背景。同學們想一想，我們中國有這樣的發(fā)展機遇和轉移壓力的空間嗎？我們下崗的工人，無業(yè)的農民，現(xiàn)在能夠到北美、澳洲或者秘魯去打天下嗎？你要出去可以，要向蛇頭交幾萬塊錢，去被抓住了，還得當作“非法移民”給趕回來。當然，現(xiàn)在也有人出去。什么人？博士，碩士，技術移民和投資移民，據(jù)說清華大學將近一半的學生都去了歐美。但老弱病殘一個也出不去，全部留在中國，所有需要社會救濟而且容易造成犯罪的沉重負擔都留在中國，把中國變成一個大的高壓鍋。各種壓力都在內部積聚。

我們曾經(jīng)犯過社會主義教條主義的錯誤。權力過于集中，越來越集中，最后變成了集權社會，出現(xiàn)了官僚政治、官僚經(jīng)濟以及官僚文化，禍國殃民，貽害深遠。因此在改革開放的初始階段，包括我在內，坦白地說，很多人都懷疑社會主義，抱著一個資本主義的現(xiàn)代化想象，至少也是一個市場主義的現(xiàn)代化想象。很多人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要發(fā)展，就得老老實實給歐美當小學生?！芭c國際接軌”呵，“按國際慣例辦事”呵，等等，現(xiàn)在都成了我們報刊上的流行語。這里的“國際”，準確的解釋就是“西方”，肯定不是指孟加拉或者尼日利亞。當然，我們需要吸收西方一切優(yōu)秀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成果，包括很多“國際慣例”。但是，我們在人口、資源、文化傳統(tǒng)等條件上與歐美國家有極大的國情差異。在很長時間內，美國不米自己的油，專采別人的油，我們能接這個“軌”嗎？日本不砍自己的樹，只砍別人的樹，連筷子都從中國進口，我們能按這個“慣例”辦事嗎？美國以全球百分之五的人口消耗全球百分之三十二的能源，如果中國變成美國，中國人也是每人一輛小汽車，恐怕會是中國以及全世界的一個大災難吧？中國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中國也一味崇尚“資金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經(jīng)濟，數(shù)以億計的無業(yè)人口積聚起來，到時候會不會成為社會發(fā)展的一片巨大泥潭或者一個巨大的火藥桶？

九十年代以來，社會深層矛盾開始浮現(xiàn)了，使一些人不得不反思社會發(fā)展模式，而且在更高的層面，反思社會發(fā)展的目標。如果說我們曾經(jīng)告別了社會主義的教條主義，那么市場主義的教條主義，作為一種新的教條主義，也正在接受更多的反思。最近我從報紙上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人力車又出現(xiàn)了。首先是出現(xiàn)在日本，出現(xiàn)在韓國，現(xiàn)在又出現(xiàn)在北京。不過現(xiàn)在不叫人力車了，叫“生態(tài)出租車”、“綠色出租車”（眾笑）。人力車原來在八十年代是被我們大家所唾棄的，所批判的，說這個不人道，一個人拉，一個人坐，形象惡劣，而且多落后呵，多原始呵，多不現(xiàn)代化呵。不是要搞“高科技”嗎？不是要搞“先進生產力”嗎？摩托車當然比人力車先進，汽車當然比摩托車更先進，汽車多當然比汽車少更更先進。如此等等但這種理解恐怕是一個誤區(qū)。發(fā)展生產力必須以人為本。如果考慮到環(huán)境保護，考慮到增加就業(yè)，汽車就不一定總是比人力車“先進”。北京市政府最近做出決議：重新疏通或者開通自行車的專用道，提倡市民們重新使用自行車。這是不是對抗先進的生產力？不是。這是要使先進的生產力同時也是更符合國情的生產力，更能惠及人民大眾。

我們必須循著這樣的思路，尋找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發(fā)展道路。我們向外看，不但要向上看，還要向下看。不但要看歐美，還要看印度，看拉美、非洲、東南亞，要看看發(fā)展中國家，看他們有什么經(jīng)驗，有什么教訓。東南亞都曾經(jīng)有過非常驕人的經(jīng)濟繁榮時期。這個“虎”那個“龍”的。拉美在六十年代多牛啊，我見到一些巴西作家和智利作家，當時他們看我們都像看鄉(xiāng)下人似的。但是現(xiàn)在那里發(fā)生了什么？因為貧富分化得太厲害，市場需求疲軟，暴力犯罪率直線上升，恐怖主義也出現(xiàn)了，經(jīng)濟上越來越玩不轉。只有一些有權有勢的獨裁者、腐敗官僚、少數(shù)商人以及知識精英發(fā)了財聯(lián)合國一九九九年《人類的發(fā)展報告》說，全世界有四分之三的發(fā)展中同家比十年前更窮，而這些國家絕大多數(shù)一直在發(fā)展市場經(jīng)濟。這對我們中國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提醒：在尋找社會發(fā)展道路的問題上，務必要有一個清醒的頭腦。

關于社會新型發(fā)展道路的思考，當然也有文學界的參與。在這里，有兩件事至少是可以提到的。一是九十年代前期的一場有關“人文精神”的討論，持續(xù)的時間將近四五年，牽涉到很多學者與作家，中間還有一些比較沒意思的插曲。這場討論的焦點，是針對八十年代以來的“人性”論和“人道”論：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性解放？人性解放僅僅表現(xiàn)為物欲甚至貪欲？是不是還同時包含人的尊嚴、人的道德、人的精神自由和追求？這是從價值層面的介人。從制度層面介入，則有九十年代后期所謂“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論爭，或者說是“新右派”與“新左派”的爭論。這場論爭促進了更深入的知識清理，并且向一些具體的社會問題深入，比如說國際經(jīng)濟政治秩序問題、農村問題、中西部問題、失業(yè)問題、環(huán)保問題、權力腐敗問題、民族主義問題等等，并且成為冷戰(zhàn)后全球性知識創(chuàng)新的一部分。問題太多，在這里不可能詳細展開了。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去看看那一段時期的報刊。了解這些思潮，對于我們了解文學寫作新的處境，對于我們判斷一些文學現(xiàn)象，比如“私人化寫作”，比如有關魯迅和左翼文學的爭議，還有轟動一時的《切·格瓦拉》演劇等等，恐怕都是一個必要的廣角視野。

第一個小題目就說到這里吧。

文化自我創(chuàng)新能力的再造

去年我和幾個作家到法國，參加他們國家圖書館舉辦的一個以中國為主題的讀書周活動。會上聚集了一些西方國家的漢學家。其中一個女教授，在演講中把一個中國的女作家譽為“中國的卡夫卡”。另一個漢學家，則在演講中把中國某作家說成是“中國的福克納”。當時坐在我旁邊的作家李銳就生氣，說你聽聽這是什么話，說你像洋人，仿制品，克隆，就是夸你（眾笑）！

李銳后來上臺發(fā)言批評“西方中心主義”，批評“中國的xxx”這-一類高帽子，說得有些漢學家一愣一愣的，大概不理解中國作家為何如此不領情。其實這不光是文學的現(xiàn)象。前不久我在北京與幾個朋友一起吃飯，打聽某某教授的近況。對方說他退休了。我說他住在什么地方呢。對方說：海德堡。我嚇了一跳，乂打聽另外一位教授。對方說，他也退休了，不來學校了。我說他住在什么地方呢。對方說：曼哈頓東區(qū)。我說你們北京的教授真是有錢呵，一退休都住到國外去了。他們大笑，說你以為他們出國了？哪能呢！海德堡，曼哈頓東區(qū)，都是北京一些住宅小區(qū)的名字（眾笑）。

我住在海南島，知道海南島廣大革命人民有一個強烈的共同心愿，就是把海南島建設成為“中國的夏威夷”。你們看看，還是洋名。這種日常生活中普遍的洋名現(xiàn)象，證明我們很多中國人是西方文明的崇拜者，發(fā)燒友：＞這當然可以理解。西方在很多方面比我們做得好，我們得承認，得學，幾千年文明古國的架子不能擺，也沒資格擺。但是，模仿不是創(chuàng)造，甚至不是學習。一味模仿西方文化，恰恰是對西方文化的誤解和糟踐，恰恰是沒有學到西方文化中最可貴的創(chuàng)新態(tài)度和創(chuàng)新精神。

歐洲在歷史上也曾經(jīng)不發(fā)己的燒，專發(fā)人家的燒，從印度和阿拉伯學來了數(shù)學，所以至今還使用阿拉伯數(shù)字，不是用羅馬數(shù)字。他們還從中東引入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從中閨引入了紙張、印刷術以及火藥。但他們只是把這些外來文化當作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的資源，是才有了他們獨特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以及工業(yè)化等等。歐洲在十八世紀初還曾經(jīng)有一個叫做“中國風”的時期，中同的絲綢、中國的瓷器，在當時都是歐洲上流貴族的標志，了不得。就像我們現(xiàn)在戴手表要戴勞力士，喝酒要喝人頭馬。富人就得冇這種派！或是電視熒屏上刮“韓流”，新人類就得有這個派（眾笑）！中國的科舉制也就是在那個時代出口到西方，被《拿破侖法典》加以吸收，于是有了后來的文官制度，公務員制度，取代了他們歷史上的貴族世襲制度。但歐洲人并沒有照搬我們的科舉，比方并沒有考八股文，并沒有搞“君君臣臣”，而是融合他們希臘、羅馬時代的軍事民主制度，科舉與選舉配套，創(chuàng)造了他們特有的政治文明。副部長以下官員都是科舉（或者說考舉）產生的，是鐵飯碗，是穩(wěn)定的；部長以上官員則取決于選舉，是輪替的，是政治任命。這一套制度設計倒是很長時間內并沒有被我們中國人看明白?！拔逅摹边\動時期，大家只注意到一個“德先生”，Democracy，只注意到選舉制，基本上忽視了與之配套的其他制度，更沒有注意到文官考舉制度其實是中國的出產，本來是可以“出口轉內銷”的，結果出口了就不內銷了（眾笑），甚至在原產地被千夫所指，遺臭萬年了。

五四新文化運動標志著中國人放幵了眼界，開始了大規(guī)模、全方位地學習西方文化，但否定本土文化資源方面有過于簡單化和偏執(zhí)化的毛病，落下了一個文化卑的病根。胡適先生提倡“全盤西化”，魯迅先生說不要讀中國的書，對中醫(yī)、京劇等等也差不多一棍子打死，也說了些過頭的話。這種文化激進主義是值得我們今天來加以檢討的。其實，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知識，是西方社會特定歷史實踐的產物，有些具有普適性，有些并不具有普適性，無法照搬到中國來的。我舉個例子。馬克思主義曾經(jīng)認為人類社會發(fā)展有五個階段；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然后是社會主義社會。我不知道同學們現(xiàn)在的教材是不是還這樣說。但蘇州出來一個大學者，叫錢穆，前些年已經(jīng)病故于臺灣，青年時代代曾在你們這個蘇州教過中學。據(jù)他的考證，在中國的歷史上，奴隸最多的時候也不到人口的三十分之一，怎么可以說中國就有一個“奴隸社會”呢？為什么說西方有過奴隸社會我們中國就一定要有奴隸社會呢？沒有一個我們也要給他編出一個，有這個必要嗎？

我再舉個例子。有個法國思想家，叫?？?，是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奠基式的人物之一，以至有些學術圈子里誰不談?？拢蔷捅蝗丝闯晌拿だ?。這位福柯老兄研究犯罪，認為監(jiān)禁是歐洲現(xiàn)代社會的現(xiàn)象，是十六世紀以后才出現(xiàn)的，到后來，學校的建筑，軍營的建筑，其實都是按照監(jiān)獄的原理建起來的，這里面隱含著一種內化的權利和制度，是對人的一種規(guī)限和訓練。這種說法很有創(chuàng)意，很有啟發(fā)性，但他說古代對待犯人不是殺頭就是流放，說監(jiān)禁到十六世紀后才出現(xiàn)，這些說法拿到我們中國來合適嗎？我們中文中閃禁的“閃”字，很早就出現(xiàn)了，差不多是個象形字，一個框框把人關在里面，不是監(jiān)禁是什么？我們的隸書，“隸”之“書”也，在漢代是監(jiān)獄里通用的一種字體，因為那時監(jiān)獄里干部和罪犯的文化都不高，寫不了大篆小篆，就寫這種比較簡化的隸書，后來推廣成了漢代的“今文”。隸書的普及，可以使我們想象當時的監(jiān)獄是何其之多。二十四史里關于監(jiān)禁和“徒刑”的記載更是不勝枚舉。怎么能說到十六世紀后才出現(xiàn)監(jiān)禁呢？怎么能把監(jiān)禁的賬單單算在“現(xiàn)代性”的頭上？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實踐經(jīng)驗的表達，所以中國的問題要靠中國的文化創(chuàng)新來解決，不能靠復制照搬走捷徑。很多發(fā)展中國家都曾經(jīng)想copy（復制）西方，非洲就有個“beento族”，因為這些人一開口就喜歡說：Ihavebeento……某個歐美國家，意思就是我去過哪個歐美國家，說得多了，人們就把這些人叫做“beento”。這些人算是精英，喝過洋水，或者還拿了洋文憑，或者恨不得把一身黑皮變成白皮。由于很多非洲國家沒有自己的大學，他們要接受高等教育，也只能到歐美去拿洋文憑。他們從小學開始也多是直接用歐洲教材，一開篇就讀“我是高盧人”或者“我是英格蘭人”。這應該是很西化了吧？多黨制，市場化，基督教，等等，他們把這些東西都學到非洲去了。也是很西化吧？聽說最近有些中國學者提出要靠基督教救中國，其實這一點非洲早就做到了，只是沒能夠救非洲，基督教在那里的廣泛傳播，并沒有使非洲很好地發(fā)展起來，也沒有民主或自由起來。上帝也不是處處管用呵。

恰恰相反，正是這些beento搞亂了非洲，用洋教條窒息了非洲的自我文化創(chuàng)新能力。我們中國有沒有這樣的beento有的。社會主義的教條主義，資本主義的教條主義，還有其他各種教條主義，都有這些beento的影子。

中國人從先秦一直到盛唐，都表現(xiàn)出非常突出的文化創(chuàng)新能力，宋以后就不大行了，鴉片戰(zhàn)爭以來更是一個沉睡的時期、萎縮的時期，甚至是一些人恨不得把這種能力消滅的時期。八十年代有作家說“我從不看中國的書”，可以得到滿堂喝彩，好呵，這才是真解放！才是真前衛(wèi)！但九十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隨著這種發(fā)展遭遇各種深層矛盾，這塊土地上情況有了一些變化。我這里給大家介紹不久前關于農村問題的討論。提出這個問題的學者中有一個叫溫鐵軍，曾經(jīng)以一篇關于“三農”問題的文章，獲得過“長江讀書獎”中唯一的論文獎。還有黃平，是社科院社會學所的一個副所長。他們與更多的人一起，長期在農村做調查研究，終于發(fā)現(xiàn)在中國農村既不能搞“公有化”，比方搞那種“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大集體”；又不能搞“私有化”，比方搞土地兼并。為什么呢？表面上看，如果不容許自由兼并，就沒有大農場化，就很難實現(xiàn)規(guī)模效益，是永遠的“小農經(jīng)濟”。但一旦那樣做了，可以預見，不要多久的時間，土地就會兼并到極少數(shù)土地所有者手里。照專家計算，為了實現(xiàn)最佳效益，雇用一億多農民就夠了，那么近八億農民怎么辦？到時候他們連一小塊土地都沒有了，就會變成真正的無產階級（眾笑）。社會怎么面對這個問題？能不能消化這個龐大的無業(yè)、無地甚至無家的“三無”大軍？

西方?jīng)]有碰到過這種問題，姓“社”或者姓“資”的藥方都不管用。倒是老祖宗們提供了一些經(jīng)驗，從春秋時代的“井田制”，到漢代的“限田法”，北魏的“均田法”，中國歷史上任何開明皇帝和造反農民都要反兼并。這些經(jīng)驗有個特點，就是“責任制”高于“所有制”。西方重“所有”，如果這個杯子是歸我所有，那么我怎么處置都是我的權利，我砸掉它也行。中國重“責任”，如果這個杯子歸我所有，那么我可以享用它，但沒有權利隨意處置，比方說砸掉是不行的。這樣，中國的“所有”實際上只是“有限所有”，是“責任”制約“所有”。錢穆先生說：這就是中國文化。我在鄉(xiāng)下當知青的時候，農民告訴我，清朝的土地制度很特殊：三寸表土是私人的，三寸以下的底子土是皇帝的，國家的。這是一種什么制度呢？這是一種又公又私的制度，用現(xiàn)在的政策語言來說，叫做“統(tǒng)分結合”。這個里面有中國文化精神，有“中和”之道。

利用本土文化資源，并不是要轉過來“全盤中化”，照搬老祖宗的成法。恰恰相反，事情往往是這樣，只有通透而不是皮相地了解了西方文化，只有深人細致而不是走馬觀花地了解西方社會，才可能重新珍惜和利用中國經(jīng)驗。我有一個朋友叫陳嘉映，留美多年，翻譯過《存在與時間》這本很著名的書。他最近提出要建立中國的漢語哲學，因為所有西方概念都加起來，也不足以解決我們現(xiàn)實所遭遇的問題，還因為每一個西方概念，都不能在漢語里找到完全對應的同。比方說“道理”這個詞，是logic呢？是reason還是reasoning恐怕都不是。還有些做法學研究的，也是“海龜（歸）派”，最近在清理我們的法與西方的法有什么不同，進而清理隱藏在法律里面的歷史和文化區(qū)別，尋找新型的法治建設道路。比如“法”與“律”有什么不同？唐代的“律”是西方的law還是legality或者說是一種需要另外定義與描述的東西？這樣，我們吃下了各種文化資源，吃下了西方的牛肉，還有本土的豬肉，結果長出了人肉，而不是把牛肉和豬肉直接貼滿我們全身。

我這里當然應該提到一些作家的探索：比方說莫言，前不久出了一本小說叫《檀香刑》，采用了一種民間說唱和戲曲的文體。他在《后記》里說：我這本書就是要大踏步地向民間文學倒退。我們還可以看看張煒，好像上半年他也在做過演講？我讀過他發(fā)表在《現(xiàn)代作家評論》上面的演講稿，好像他在這里跟我們的同學大談儒家思想，談讀古書。我相信他是在深思熟慮以后，才有這種興趣的。我還想提到張承志、史鐵生、陳村等等。這幾個作家有一個特點，就是大概有六七年不寫小說了，準確地說是不寫歐化的小說了。其實他們以前都寫過非常歐化的小說，什么意識流，什么荒誕派，都玩得轟動一時。但他們突然都金盆洗手，轉而寫散文，就是中國古人說的“文章”?！拔恼隆逼鋵嵱袝r候也可以叫做“小說”的，明清“筆記小說”里大部分就是這種東西。這是一個中國的傳統(tǒng)，至今還很有力量，包括我們現(xiàn)在所有的報紙，幾乎都有“副刊版”，大量發(fā)表這一類作品。這與歐美國家不一樣，他們的報紙沒有“副刊版”只有“書評版”，再不就是“娛樂版”，與我們中國的寫作和閱讀習慣有明顯差異。我提到前面這些作家，他們探索的角度和力度并不相同，也不代表文學寫作的唯一出路。我只是相信，上述這些作家這樣做，不是要當國粹派，就像民俗旅游一樣，專門做給外國人看。據(jù)我所知，漢學家對翻譯這種“文章”剛好是不感興趣的，是更愿翻譯各種歐化小說的。作家們這樣做，一定是出于他們真誠和自由表達內心的需要，是擺脫陳規(guī)以求爆發(fā)創(chuàng)造力的需要，是尋找最適合自己的感受和表達方式。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不帶偏見地同時利用西方資源和本土資源，就是很肉然的事情了。

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不可能再被人們指認為“中國的卡夫卡”“中國的福克納”，或者“今天的司馬遷”、“今天的蘇東坡”。他們逐漸成為了他們己。我們可以說，只有當一大批中國作家都真正成為他們向己的吋候，中閨新文學的成熟期就真正到來了。

符號化人生的價值重建

我要講的第三個小題目就是“符號化人生的價值重建”。我得先解釋一下：什么是符號化？

舉個例子來說：前幾年我看到有些中學生也掛著BP機，其實也沒什么用，只是覺得這東西挺時髦的。有時候覺得一定要用用才好，便跑到電話亭去把自己call—下（眾笑）。這是個很簡單的例子。這里的BP機就是個符號，不實用，但有文化象征的意味。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到新加坡去，看到有些富婆家里掛著紹皮大衣，有的一掛十幾件。你們想想，新加坡是一個熱帶國家，緯度接近赤道，她們買這個貂皮大衣干嗎？根本就用不著、穿不上的。但是要買啊。這個貂皮大衣就是符號，與實用沒關系，只表示她們的身份，表示我有錢、我體面，我趣味高雅。既然張?zhí)?、李太太有，那我王太太也一定得有?/p>

這種日常生活符號化的現(xiàn)象越來越普遍了。我們今天在座的男女同學，有時候穿衣也是穿符號吧，不一定是為了暖身防寒，而是覺得這個衣服就是好看。什么是好看？六十年代軍裝最好看，因為當時軍人最有身份。七十年代工作服最好看，因為當時工人階級吃國家飯又是領導階級。到八十年代，可能是西裝最好看了，因為大家都在追求現(xiàn)代化，而現(xiàn)代化似乎就是西方人的那個“化”。我們還可以看看旅游。照理說，旅游是為了親近自然，或者緬懷歷史，但我看到一些老板，到了一個旅游點，包下一幢別墅就關起門來打麻將，打得天昏地暗，然后睡一覺起來，開著奔馳600走了。這是旅游嗎？這里的山和水，草和木，他看都沒有看，但他來過這里了，或者還留了影，表示到此一游，有照片為證。這實際上只是一種符號的占有。

我也有過這樣的旅游經(jīng)驗，那是在日本，一個日本朋友來導游，很熱情，帶著我到這個寺廟那個公園。到了就請韓先生站好，啪嗒照張相，然后說走吧。我說這不是還沒看嗎。他說沒什么好看的，就這樣了，走吧（眾笑）。接下去，到了另外一個地方又是這樣。但是傍晚回到賓館，我稍稍休息一刻，他就把照片沖印出來了，編成一冊，上面還詳細注明拍照的時間和地點。日本人這種辦事效率，還有嚴謹?shù)娘L格，你一望可知。但問題是，這一天我沒有旅游啊，只是偽造了照片冊上一大堆旅游符號（眾笑）。

旅游變成了一種符號，BP機、貂皮大衣、X0、勞力士手表、奔馳汽車等等，都是符號。這些文化的符號不斷地重新改寫、重新編定、重新批發(fā)，形成一種種潮流。潮流在壓迫和推動著我們，規(guī)定我們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用什么、做什么。什么是體面的人生？什么是有趣的人生？什么是有個性的人生？這些都由符號系統(tǒng)規(guī)定好了，與我們的實用需求沒有關系。這是一個什么現(xiàn)象呢？小康現(xiàn)象。按照國際標準，年人均GDP八百美金就是脫貧，就是初步小康。我們國家大概今年可以達到年人均GDP—千美金了。這個時候，吃飯的開支占收入的比重降低了，所謂恩格爾系數(shù)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那么人們拿多余的錢干什么呢？按照報上的一個統(tǒng)計，現(xiàn)在大中城市居民的文化開支，廣義的文化包括教育、旅游等等，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越來越大。這個開支用于打電話、看電視、看報紙、上網(wǎng)，主要是接受各種符號的傳播與灌輸。如果說在一個很窮的社會，像我現(xiàn)在經(jīng)常居住的那個湖南偏僻山村，老百姓都活得非常實在。你要給他一瓶人頭馬，他一定不覺得怎么樣；你要給他一個勞力士手表，他甚至會覺得一錢不值。要這些東西干嗎？能填飽肚子嗎？能遮風擋雨嗎？但進入小康甚至大康的人們不一樣，大量的錢會用在符號的消費上。我們不是要買一個表，是要買一個什么樣的表；不是要喝酒，是要喝什么樣的酒。大量的社會沖突和文化沖突會從這個方面產生。這個新的時代和新的社會正在向我們迎面走來。所以我首先要解釋什么叫符號化的人生。

美國有個已故的大經(jīng)濟學家，叫凱因斯，曾經(jīng)寫過一本書，叫《為了子孫的經(jīng)濟》。他預言經(jīng)濟學將來會退出時代的聚光燈，經(jīng)濟學家將來會變得用處不大，就像牙醫(yī)，偶爾用一用，他這樣預見，是因為覺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很快就會滿足人們的需求，衣食住行的問題一旦解決，還要經(jīng)濟學干什么？但這位老先生顯然估計錯了?，F(xiàn)在反而是經(jīng)濟學最牛的時候，清華大學經(jīng)濟學教授出來講課，開價就是一萬，是文學教授的十多倍甚至幾十倍。什么原因？很多人的溫飽有了，小康甚至大康了，但經(jīng)濟發(fā)展得更快，什么原因？因為現(xiàn)在的商品和服務主要都是為了賣，forsale！賣就是一切。賣就是GDP和利潤。為什么能賣出去？因為符號化的消費，占有化的消費，是個無底洞。顧客們可能也說不清他們?yōu)槭裁匆I，只是文化潮流告訴他們，這些東西必須占有，就像一個中學生覺得BP機必須占有，一個新加坡富婆覺得貂皮大衣必須占有。廣告、電視劇、報紙專欄文章等等，都在對他們做這種宣傳。同學們可以看到，經(jīng)濟學已經(jīng)變了，變成生產和消費符號的經(jīng)濟學了。

所以經(jīng)濟領域里的需求與滿足，繁榮與危機，都變得虛幻莫測了，都有符號在興風作浪。據(jù)報上簡單的介紹，今年得諾爾獎的經(jīng)濟學家，其重要的貢獻就是把心理學與經(jīng)濟學結合起來。我相信，人們還將進一步發(fā)現(xiàn)，心理學、民俗學、傳播學、語言學、文學等等人文學科，都是新經(jīng)濟學的重要支撐，是經(jīng)濟現(xiàn)象后面一只“更加看不見的手”。

正是符號的興風作浪，使一些窮人不一定有窮閑感，比如說我剛才說到的山區(qū)老百姓，不大知道外界的事情，說現(xiàn)在有飯吃，有肉吃，皇帝的日子也只是這樣吧，毛主席以前也只能一個月吃兩廠「醬油吧，我們現(xiàn)在也吃醬油，日子真是好到頭了（眾笑）。你覺得他應該有貧閑感，但是他沒有。但我們有些人工資拿到兩、5千，存款有了五萬、十萬，但窮閑感特別強，老認為自己是窮光蛋。南京作家蘇童有一次碰到我說，他沒覺得自己怎么窮，但有些老板不容許他說不窮。你必須承認自己窮、你還不窮呵？完全是不由分說在這里，貧困和貧困感開始分離，幸福和幸福感開始分離，成功和成功感幵始分離，孤獨和孤獨感開始分離……（眾笑，鼓掌）這是一種新的現(xiàn)實，一種新的生活在出現(xiàn)。問題是：這些符號是怎么運作的？怎么生產乂是怎么消費的？是誰在制造這些符號？為什么制造這些符號？這些符號如何被讀解和接受？可不可能被消解？權利、制度、組織，資本、習俗、文化傳統(tǒng)等等在這一過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賽，韓國政府一開始就著急，因為韓國人愛吃狗肉，被全世界特別是歐美的報紙大加抨擊，使韓國政府不得不妥協(xié)，下令所有的狗肉館都搬到小巷里去。但是韓國老百姓不高興，說歐美人還講不講道理，他們吃牛肉可以，我們吃狗肉就不可以，誰規(guī)定的（眾笑）？這個就是一種符號的規(guī)定，規(guī)定者手中握有強權。又比方說麥當勞，據(jù)我所知，美國，特別是歐洲，很多有身份的人是不去麥當勞的，那種大眾食品又增肥又乏味，有什么好吃？完全是垃圾食品?？蛇@個符號到中國以后發(fā)生了變化，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一種高貴體面的象征，總是說：孩子，好好讀書吧，期終考上雙百分，爸爸就帶你去麥當勞（眾笑）。同學們可以看到，這個麥當勞的符號，脫離了原來的環(huán)境，含義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

再來說說“民族”、“宗教”這些符號。作家張承志告訴我，他八十年代到新疆的時候，發(fā)現(xiàn)那里的穆斯林思想很開放，有的甚至在清真寺門前抽煙喝酒，唱流行歌，穿時尚服裝，很平常的。但就是這樣的人，到九十年代可能反而“原教旨”了，教規(guī)也嚴格甚至苛刻起來了，有的甚至跑到阿富汗參加塔利班或者到車臣參加“圣戰(zhàn)”了。新疆的民族和宗教問題當然還不是最嚴重的。同學們可以看看中東、南亞，車臣、波黑和科索沃，北愛爾蘭、印尼和菲律賓，還有非洲，民族和宗教沖突到處冒煙，恐怖主義爆炸一個接一個，像放鞭炮（眾笑）。想想看，不是說全球化嗎？不是說自由、平等、博愛嗎？從什么時候，又因為什么，民族和宗教突然成了易燃易爆物？民族和宗教意識極度強化的后面隱藏著什么？世界的不平衡發(fā)展和很多地方的貧困化與這一切有沒有關系？

“民族”與“宗教”，這兩個原產于西方的概念，這兩份西方重要的知識遺產，與眼下全球性的沖突又構成了什么樣的關系？

符號化社會的出現(xiàn)，大概得有幾個特殊的條件：第一，這個社會是一個傳媒社會。符號主要是靠傳媒來傳播的。在沒有電視機以前，沒有報紙以前，符號對我們的壓力要小得多。我們會感受到物質性的壓力，土地啊，野獸啊，災害啊，貪官的剝奪啊，但符號的壓力要小得多。眼下，至少對有些人來說，符號的壓力可能大大地超過了土地一類物質性壓力，經(jīng)常讓我們焦灼不寧，讓我們感到孤獨、痛苦、仇恨、絕望等等。傳媒技術還在繼續(xù)發(fā)展，中國的手機使用量今年就要成為世界第一，農村也在搞“村村通”工程，哪怕窮鄉(xiāng)僻壤的居民，現(xiàn)在也在電視機面前接受關于人生的指導。我們需要繼續(xù)觀察。

第二，這個社會的傳媒技術已經(jīng)市場化或者權力化，受控于資本化的權力或者權力化的資本。在很多情況下，傳媒并不是一個真正的公共領域，它生產哪些符號是由特定的投資者和特定的消費群決定的。上海大學教授王曉明先生說過，現(xiàn)在信息是分等級的，知識也是分等級的。投資巨大而獲取的信息，關系到巨大投資的信息，往往會占據(jù)報紙的頭條、電視的黃金時段，而有些信息會被傳媒管理者掐掉。因此生活中有些事情會沒有人關注，盡管它是非常重要而普遍的事情；有些事情會被人過分密切地關注，盡管它不是重要而普遍的事情。前不久我回到?？冢Ｄ鲜∽骷覅f(xié)會讓我看幾十篇小說，準備一個發(fā)言。我發(fā)現(xiàn)這些小說中，女作家百分之八十在寫離婚，男作家百分之八十在寫偷情（眾笑）。難道我們生活中就只有離婚和偷情嗎？當然不是，但作家們?yōu)槭裁创蠖噙@樣寫？原因可能很多。其中有一條：這些寫作者大多屬于所謂白領階層，是受過教育，有閑心、有小錢、有時間來寫作小說的人，他們不像貧困農民和下崗工人，他們沒有吃不飽飯的痛苦，也沒有以前那些下放、坐牢、打仗的經(jīng)歷，他們的生活中還有什么？個人情感，包括離婚或偷情，確實就是他們的大事，成為他們的真實生活。這樣，我們可以看到，小說是怎樣的面貌，在很多時候取決于寫作權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至于其他人，就會成為文學之外所謂“沉默的多數(shù)”。

在另一方面，既然小說這樣生產出來了，讀小說的人就可能照著小說來理解生活，進而操作生活，于是不離婚的也離婚了，不偷情的也偷情了，生活照著這些人生藍本進一步被改造。小說與生活就出現(xiàn)互相復制，循環(huán)復制，由實到虛，由虛到實，最后怨男怨女滿天下，都是苦大仇深水深火熱（眾笑）。你說這不是真實的生活嗎？是的，這就是真實的生活，但很大程度上是符號運作的一種結果。

我想我的意思不會被大家誤解。我不是說偷情和離婚不能寫。我完全贊成寫，而且相信能寫出好作品，大作品。今天下午在這里演講的方方就寫過這些題材，稱得上一個高手。但我們中國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后我們最揪心的問題、最痛心的問題、最讓我們感動和興奮的事情就只有離婚和偷情？是什么東西在使文學寫作的眼光變得狹隘和封閉起來？使一心求新的文學寫作反而變得雷同和重復起來？

符號的生產和消費風云變幻，排山倒海，盤根錯節(jié)，翻天覆地，形成一個絢麗而虛幻的旋渦，很可能使我們喪失一種價值清理和價值重建的定力。這是我們人生面臨著的一場新考驗。剛才主持人談到了我的近作。簡單地說，我寫過一部小說叫《馬橋詞典》，主要是研究語言作為一種符號它是怎樣介入我們的人生的。今年我又出版了一本書叫《暗示》，與《馬橋詞典》有點區(qū)別，是研究具象作為符號是怎樣介入我們的人生。兩本書都是我對生活符號化的一些感受和思考，歡迎同學們批評。

最后，我想說的是，現(xiàn)在中國有不少優(yōu)秀作家，但也有部分作家的狀態(tài)不能讓人滿意。作家們現(xiàn)在房子越住越大了，錢拿得越來越多了，然后，很多人滿足于在一種模式化的生活中，一種流行化的思維觀念中，舒舒服服地搓搓麻將，泡泡妞，出出鏡，幵幵會，保守化和庸俗化的趨勢出現(xiàn)，對現(xiàn)實的敏感性和批判力正在流失。我希望在更年輕的朋友中，出現(xiàn)一些更有生氣和功底的作家和批評家，給整個中國文壇增進活力。

就說到這里吧。

附：答問（選）

問：韓先生你好，現(xiàn)在的作家是不是大多了？在你的心目中什么樣的人才能真正成為作家呢，有幾部通俗的小說發(fā)表就是作家了嗎？答：我覺得這位同學提出這個問題，已經(jīng)暗示了一種態(tài)度，對作家有很高的標準。我很贊成把作家的標準抬高一點。發(fā)表幾篇通俗小說就算作家嗎？這要根據(jù)不同的情況才能做出不同的回答。比方說我曾經(jīng)當海南省作家協(xié)會的主席，協(xié)會要團結廣大作家，包括發(fā)表幾篇通俗小說的作家，哪怕在報紙上發(fā)表幾個“豆腐塊”，也得承認和團結。但在我心目中一個好的作家，當然不能滿足于這樣^問：你怎么看待中國當代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與問題？

答：中國當代小說在八十年代后，在歐美漢學界的地位迅速提高，這對小說家來說是非常幸運的，甚至比詩人、評論家更幸運，比理論界更幸運。中國的理論著作要翻譯出去，要進入西方的圖書市場，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中國小說很容易進入西方的圖書市場，而且這個勢頭越來越強。當然，不能由此就說中國當代文學的地位就很高，據(jù)實而論，還是偏低。為什么？因為作品的質量還有缺陷，翻譯也有障礙，還需要有更多一流人才進入漢學界。西方評獎，比方說評諾貝爾獎，西方參評的很多是原本，但中國作家參評的是翻譯本。這是一種不平等競爭。中國文學地位的真正提高，還須等待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同時還須等待中國國勢強大，等待世界上有更多的人來學習中文。顯然，我們離這一天還非常遙遠。

問：韓老師，請您對此談談自己的看法。您又是如何定位你在中國文壇的定位？

答：我怎么能定位？我只是很多作家中的一個吧，而且我的作品既不是特別的多，也不是特別的好。同學們大可不必讀我的作品，可以讀其他更優(yōu)秀的作家的作品。

問：韓先生，有人說你在汨羅縣隱居，但從你的報告看，你的思想不像在“隱居”。你為什么要去那個地方居住呢？你的做法是否也有符號的意味？

答：這位同學活學活用呵？把我的下鄉(xiāng)看作是一種行為藝術啊？我下鄉(xiāng)的理由很簡單：第一，我在海口雜務很多，應酬很多，必須有一個辦法逃避。第二，我從來認為人和自然的親近很重要，古人說過，仁者愛山，智者愛水。文明和自然的一種平衡，包括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一^種結合，是我最向往的一種生活方式，在我看來也是最健康、最人性的生活方式。第三，我希望多接觸一些文學圈子外的人，不愿意老待在這個圈子里，交往的人都是一些同類項，互相知根知底，感受和思想上近親繁殖。我覺得農民很有智慧，看問題一針見血，很多時候遠非有些知識分子能比，是一種直接從土地里生長出來的原生智慧。基于這三方面的原因，我就選擇了這種生活安排：半年城市，半年農村。當然有些青年朋友也可以說，這是老韓作秀，搞行為藝術。這樣看也可以，無所謂。

問：韓老師，你在《完美的假定》中曾經(jīng)說過真正的完美者是不需要理解的，甚至不在乎理解，那么您認為您是一個真正的理想者嗎？

答：我力求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理想者，但常常做不好。我覺得一個作品里面一定要有感覺，最好要有感動。感動不是制造催淚彈，不是煽情，搞得眼淚嘩嘩流。感動是內心對內心的同情，是透明和溫暖的東西，可以表現(xiàn)為高興也可以表現(xiàn)為傷感。這個感動里面一定包含了理想的力量，：，不管社會演變到哪一步，理想的星光永遠在我們頭頂照耀。

問：韓老師，您一向是以比較先鋒的姿態(tài)出現(xiàn)，曾經(jīng)一反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為主流形態(tài)的政治小說模式，試圖從文化角度使文學走向自身。九十年代，你的《馬橋詞典》和《暗示》又試圖打破傳統(tǒng)的文體和傳統(tǒng)理性視角。你認為在如今的文學已經(jīng)成為一種快餐消費而日益走向通俗和膚淺的今天，你的探索意義何在？在文學已經(jīng)失去了轟動效應的今天，您認為您的創(chuàng)作對文壇是否會產生重大的影響，而改變文壇的現(xiàn)狀？

答：我實在是管不了別人，只能管管自己。我的寫作能夠改變世界嗎？小一點說，能夠改變文壇嗎？我對此毫無奢望。人類社會幾千年來，好也沒好到哪兒去，壞也沒壞到哪兒去，只是有一些波動起伏，只是受到文學有限的影響。我們也不能夸大文學的作用，一個作家更是十分渺小的。我只能說，追求我認定的真理，是我的快樂，哪怕文學現(xiàn)在不再有轟動的效應，哪怕我是一個少數(shù)派，甚至是一個孤獨的人。這有什么不好嗎？少數(shù)有時是一種優(yōu)勢啊，競爭壓力小呵（眾笑）。在黑暗中，一個螢火蟲就閃閃發(fā)亮，到陽光燦爛的時候，螢火蟲反倒不能閃光了。所以不要怕黑暗。倒是在當多數(shù)派的時候要提防著點。大家都炒股票的時候，股票可能就要狂瀉了。大家都一味追求文憑的時候，這個文憑可能就離貶值不遠了。

問：韓老師，“把文學寫成理論，把理論寫成文學”，這是否過分強調了文學的社會批判作用？是否會導致文學審美性質的枯竭？

答：這個問題倒是有點意思。我們過去一般認為，理論或者思想是破壞感覺的，思想只對改造社會有用，對個人感覺沒有用。但這個看法其實可以存疑。一個木匠對石頭可能完全沒有感覺，一個漁民對草原可能完全沒有感覺。他們的這些感覺是訓練出來的，離不開訓練過程中的理性思考。所以感覺不是天然的、天生的、一成不變的。有時候，思想可能會封閉你的感覺，“文革”中那些“假大空”的理論，把很多人都訓練成革命的機器人。但是有的時候，思想可以解放我們的感覺，開拓新的感覺空間和新的感覺通道。一個人接受了民族理論，就有所謂民族感情了。一個人接受了階級理論，就有所謂階級感情了。這里的感情就是感覺。所以我們不能把思想與感覺、文學與理論，看成是決然對立的東西。它們總是互相蘊含、滲透、制造、控制的。我這里說得理論化一點，回答這個同學的問題。

問：你們這一代，因為特定經(jīng)歷，在寫作的時候會自覺地取一個歷史的、社會的視角，而我們這一代缺乏這種建立在個體經(jīng)驗上的歷史關懷以及這種關懷上的文學理想，你希望新一代的寫作者和研究者如何朝這一方向努力？

答：我經(jīng)常跟有些朋友說，即使你是一個利己主義者，也得關心社會和歷史，因為你不可能成天照鏡子。你是一個利己主義者，你能不關心我們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變化嗎？能不關心空氣和飲水的污染嗎？你是一個利己主義者，你能不關心你的教育和就業(yè)嗎？能不關心經(jīng)濟危機和社會動蕩嗎？特別是在精神上，比如說快樂吧，你一個人能快樂得起來嗎？當你的父母、情人、孩子、朋友都不快樂，都鼻子不是鼻子臉不是臉的，你能快樂嗎？所以我說，即便是一個利己主義者，也得關心他人，再往前走小半步，就是關心社會和歷史。

問：君從故鄉(xiāng)來，應知故鄉(xiāng)事。請你簡單介紹一下今日湖南文壇的情況，湘軍還成軍嗎？湖南的文學批評的情況怎樣？毛澤東文學院的成績怎樣？

答：湖南文壇的情況我不是特別了解。雖然經(jīng)常住在湖南，但都在鄉(xiāng)下，與作家們接觸少。湖南這些年也冒出了一些新作家，宋元的作品你們讀過吧？最近還有寫《國畫》和《梅次的故事》的王躍文，寫《滄浪之水》的閻真，都是很年輕的，非常聰明靈動，書也都賣得很好。湖南文學還是后繼有人。至于建毛澤東文學院，我覺得倡議者可能是一片好心，但完全是一個失誤。我一開始就反對。因為這個項目主要是靠集資攤派建起來的，所以我曾給它列了三大“罪狀一是違反市場經(jīng)濟的原則；二是違反企業(yè)法；三是違反藝術規(guī)律。蓋個房子就能出作品嗎？六千多萬呵，如果設立一個基金，可以獎多少作家和評論家！這樣錢才花在了實處。

*最初發(fā)表于2003年《當代文學評論》雜志，后收入演講集《大題小作》

現(xiàn)代漢語再認識

時間：2004年3月

地點：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

今天講演的題目，是格非老師給我出的。我在這方面其實沒有特別專深的研究，只有拉拉雜雜的一些感想與同學們交流。我想分三點來談這個問題，講得不對，請同學們批評。

走出弱勢的漢語

來這里之前，我和很多作家在法國參加書展，看到很多中國文學在法國出版。我沒有詳細統(tǒng)計，但估計有一兩百種之多。這是一個相當大的翻譯量，完全可以與法國文學在中國的翻譯量相比。雖然在翻譯質量上，在讀者以及評論界對作品的接受程度上，中法雙向交流可能還不夠對等，但就翻譯量而言，中國不一定有赤字。這已經(jīng)是一個驚人的現(xiàn)實。以前我多次去過法國，知道這種情況來之不易。以前在法國書店的角落里，可能有一個小小的亞洲書柜。在這個書柜里有個更小的角落，可能放置了一些中國書，里面可能有格非也可能有韓少功等等。很邊緣呵。但現(xiàn)在出現(xiàn)了變化3這次書展足以證明，中國文學已開始引起世界矚目。有些法國朋友告訴我，一般來說，這樣的專題書展一過，相關出版就會有個落潮。但他們估計，這次中國書展以后，中國文學可能還會持續(xù)升溫。

所謂中國文學，就是用中國文字寫成的文學。中國文學在法同以及在西方的影響，也是中國文字在世界范圍內重新確立重要地位的過程。漢語，在這里指的是漢語文，按通常習慣簡稱為“漢語”，在很多時候指涉漢文、華文或者中文，即中國最主要的文字。請你們注意這一點。

大家如果沒有忘記的話，在不久以前，漢語是一個被很多人不看好的語種。在我們東邊，日本以前也是用中文的，后來他們文字獨立了，與中文分道揚鑣。在座的王中忱老師是日語專家，一定清楚這方面的情況。同學們讀日文，沒有學過的大概也可以讀懂一半，因為口文里大約一半是漢字，其讀音大多接近漢語。另一半呢，是假名，包括平假名和片假名，是一種拼音文字。平假名的歷史長一些，是對他們本土語的拼音和記錄。片假名則是對西語的拼音，里面可能有荷蘭語的成分，也有后來英語、法語的音譯。在有些中國人看來，日文就是一鍋夾生飯，一半是中文，一半是西文（眾笑）。當然，日本朋友曾告訴我：你不要以為日本的漢字就是你們中國的漢字，不對，有時候用字雖然一樣，但在意義方面和用法方面，有很多細微而重要的差異。我相信這種說法是真實的。但他們借用了很多漢字卻是一個事實。日文逐漸與中文分家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我們再看韓文。韓國人在古代也是大量借用漢字，全面禁用漢字才一百多年的歷史，是甲午戰(zhàn)爭以后的事。在那以前，他們在十五世紀發(fā)明了韓文，叫“訓民正音”，但推廣得很慢，實際運用時也總是與漢語夾雜不清。我在北京參加過一個中韓雙方的學者對話，發(fā)現(xiàn)我能聽懂韓國朋友的一些話。比方韓國有一個很著名的出版社，叫“創(chuàng)作與批評”，發(fā)音差不多是chongzhu。gapeipeng（眾笑）。你看，你們也聽懂了，不用翻譯也能聽個八九不離十。韓文也是拼音化的，是表音的，不過書寫形式還用方塊字，沒有拉丁化。對于我們中國人來說，日文是有一^部分的字好認，但發(fā)音完全是外文；韓文相反，有一^部分的音易懂，但書寫完全是外文。這就是說，它們或是在發(fā)音方面或是在書寫方面，與漢語還保持了或多或少的聯(lián)系。

我們環(huán)視中國的四周，像日本、韓國、越南這些民族國家，以前都大量借用漢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構成了漢語文化圈的一部分，更準確地說，是漢字文化圈的一部分。但后來隨著現(xiàn)代化運動的推進，隨著民族國家的獨立浪潮，他們都覺得漢語不方便，甚至很落后，紛紛走上了歐化或半歐化的道路。其中越南人經(jīng)歷了法國殖民時期，吃了法國面包，喝了法國咖啡，革命最先鋒，由法國傳教士制汀方案，一步實現(xiàn)了書寫的拉丁化。日語和韓語的歐化多少還有點拖泥帶水和左右為難。這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嗎？當然不是。其實，不要說別人，我們中國人自己不久以前對漢語也是充滿懷疑的，甚至完全喪失了自信心。早在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就成立了語言文字改革委員會，提出了拼音化與拉丁化的改革方向。到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共產黨政府不管與國民黨政府在政治上、在意識形態(tài)上多么不同和對立，也同樣堅持這個語言文字改革的方向。只是沒有做成而已。你們也許都知道，改來改去的最大成果，只是公布和推廣了兩批簡體字。第三批簡體字公布以后受到的非議太多，很快就收回，算是胎死腹中。

中文到底應不應該拼音化和拉丁化？中文這種方塊字是不是落后和腐朽得非要廢除不可？這是一個問題。我們這里先不要下結論，還是先看一看具體的事實。

學英語的同學可能知道，英語的詞匯量相當大，把全世界各種英語的單詞加起來，大約五十萬。剛才徐葆耕老師說我英語好，只能使我大大的慚愧。五十萬單詞！誰還敢吹牛皮說自己的英語好？你們考TOEFL，考GRE，也就是兩三萬單詞吧？《紐約時報》統(tǒng)計，最近每年都有一到兩萬英語新單詞出現(xiàn)，每年都可以編出一本新增詞典。你學得過來嗎？記得過來嗎？相比之下，漢語的用字非常儉省。聯(lián)合國用五種文字印制文件，中文本一定是其中最薄的。中國掃盲標準是認一下五百個字。一個中學生掌握兩千多字，讀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不成問題。像我這樣的作家寫了十幾本書，也就是掌握三千多字。但一個人若是不記住三萬英語單詞，《時代》周刊就讀不順，更不要說去讀文學作品了。漢語的長處是可以以字組詞，創(chuàng)造一個新概念，一般不用創(chuàng)造新字。“激光”，臺灣譯成“鐳射”，就是舊字組新詞。“基因”，“基”本的“因”，也是舊字組新詞，對于英文gene來說，既是音譯又是意譯，譯得非常好，小學生也可猜個大意。英語當然也能以舊組新，high-tech，high-way，就是這樣的。但是比較而H，漢語以舊字組新詞的能力非常強，為很多其他語種所不及，構成了一種獨特優(yōu)勢。同學們想一想，如果漢語也鬧出個五十萬的用字量，你們上大學可能要比現(xiàn)在辛苦好幾倍。

第二點，說說輸入的速度。因特網(wǎng)剛出現(xiàn)的時候，有人說中文的末曰來臨，因為中文的鍵盤輸人速度比不上英語。在更早的電報時代，否定中文的一個重要理由，也是說西文字母比較適合電報機的編碼，而中文這么多字，要先轉換成數(shù)字編碼，再轉換成機器的語言，實在是太麻煩，太消耗人力和時間。在當時，很多人認為：現(xiàn)代化就是機器化，一切不能機器化的東西都是落后的東西，都應該淘汰掉。我們先不說這一點有沒有道理。我們即便接受這個邏輯前提，也不需要急著給中文判死刑。不久前，很多軟件公司，包括美國的微軟，做各種語言鍵盤輸入速度的測試，最后發(fā)現(xiàn)中文輸入不但不比英文輸入慢，反而更快。據(jù)說現(xiàn)在還有更好的輸人軟件，就是你們清華大學發(fā)明的，什么智能碼，比五筆字型軟件還好，使中文輸入效率根本不再是一個問題。

第三點，說說理解的方便。西文基本上都是表音文字，剛才說到的曰文假名、韓文、越文等等也是向表咅文字靠攏，但中文至今是另走一路。這種表意文字的好處，是人們不一定一見就能開口，但一見就能明白。所謂“望文生義”，如果不作貶義的解釋，很多時候不是什么壞事。有日本朋友跟我說，日文中“電腦”有兩個詞，一個是漢字“電腦”，發(fā)音大致是denno；另一個是片假名，是用英語computer的首譯。這個H本朋友說，他們現(xiàn)在越來越愿意用“電腦”，因為“電腦”一望便知，電的腦么，很聰明的機器么，還能是別的什么東西？至于computer，你只能“望文生音”，讀出來倒是方便，但一個沒有受到有關教育和訓練的人，如何知道這個聲音的意思？有一個長期生活在美國的教師還說過，有一次，他讓幾個教授和大學生用英語說出“長方體”，結果大家都懵了，沒人說得出來。在美國，你要一般老百姓說出“四環(huán)素”、“變阻器”、“碳酸鈣”、“高血壓”、“腎結石”、“七邊形”，更是強人所難。奇怪嗎？不奇怪。表音文字就是容易讀但不容易理解，不理解也就不容易記住，日子長了，一些專業(yè)用詞就出現(xiàn)生僻化和神秘化的趨向。西方人為什么最崇拜專家？為什么最容易出現(xiàn)專家主義？不光是因為專家有知識，而且很多詞語只有專家能說。你連開口說話都沒門，不崇拜行嗎？第四點，說說語種的規(guī)模。漢語是一個大語種，即便在美國，第一英語，第二西班牙語，第三就是漢語了。我曾到過蒙古。我們的內蒙用老蒙文，豎著寫的。蒙古用新蒙文了，是用俄文字母拼寫。你看他們的思路同我們也一樣，西方好，我們都西化吧，至少也得傍上一個俄國。在他們的書店里，要找一本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要找一本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難啦。蒙古總共兩百多萬人，首都烏蘭巴托就住了一百萬，是全國人口的一半。你們想一想，在一個只有兩百萬人的語種市場，出版者能干什么？他們的文學書架上最多的是詩歌，因為牧人很熱情，很浪漫，喜歡唱歌。詩歌中最多的又是兒歌，因為兒歌是一個少有的做得上去的市場。他們的作家都很高產，一見面，說他出了五十多或者八十多本書，讓我嚇了一跳，慚愧萬分。但我后來一看，那些書大多是薄薄的，印幾首兒歌（眾笑）。但不這樣又能怎么樣？你要是出版《追憶似水年華》，一套就一大堆，賣個幾十本幾百本，出版者不虧死了？誰會做這種傻事？這里就有語種規(guī)模對文化生產和文化積累的嚴重制約。同學們生活在一個大語種里，對這一點不會有感覺，你們必須去一些小語種國家才會有比較。我還到過一個更小的國家，冰島，三十多萬人口。他們有很強的語言自尊，不但有冰島語，而且冰島語拒絕任何外來詞。bank是“銀行”，差不多是個國際通用符號了，但冰島人就是頂住不用，要造出一個冰島詞來取而代之。我們必須尊重他們對自己語言的熱爰。但想一想，在這樣一個小語種里，怎么寫作？怎么出版？絕大多數(shù)冰島作家都得接受國家補貼，不是他們不改革，不是他們貪戀大鍋飯，是實在沒有辦法。相比之下，我們身處漢語世界應該感到幸福和幸運。世界上大語種本來就不多，而漢語至少有十三億人使用。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讀書，也是個天文數(shù)字。再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讀好書，也是天文數(shù)字。這個出版條件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有的。

綜上所述，從用字的儉省、輸人的速度、理解的方便、語種的規(guī)模這四個方面來看，中文至少不是一無是處，或者我們還可以說，中文是很有潛力甚至很有優(yōu)勢的文字。我記得西方有一個語言學家說過，衡量一個語種的地位和能量有三個量的指標：首先是人口，即使用這種語言的人U數(shù)量。在這一點上，我們中國比較牛，至少有十多億。第二個指標是典籍，即使用這種語言所產生的典籍數(shù)量。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漢語也還不錯。近百年來我們的翻譯界和出版界干了天大的好事，翻譯了國外的很多典籍，以至沒有多少重要的著作從我們的眼界里漏掉，非常有利于我們向外學習。這更不談中文本身所擁有的典籍數(shù)量，一直受到其他民族羨慕。遠在漢代，中國的司馬遷、班固、董仲舒、楊雄他們，用的是文言文，但動筆就是幾十萬言，乃至數(shù)百萬言，以至我們作家今天用電腦都趕不上古人，慚愧呵。第三個指標：經(jīng)濟實力，即這種語言使用者的物資財富數(shù)量。我們在這第三點還牛不起來。中國在兩百年前開始衰落，至今還是一個發(fā)展中國家。正因為如此，漢語在很多方面還可能受到擠壓，有時候被人瞧不起。英美人購買力強，所以軟件都用英文寫。這就是錢在起作用。香港比較富，所以以前粵語很時髦，發(fā)了財?shù)纳倘藗兌伎赡苷f幾句粵式普通話。后來香港有經(jīng)濟危機了，需要大陸“表叔”送銀子來，開放旅游，開放購物，于是普通話又在香港開始吃香。這種時尚潮流的變化后面，也是錢在起作用。

以上這二個量的指標，在我來看有一定的道理。正是從這二個指標綜合來看，漢語正由弱到強，正在重新崛起的勢頭上。我們對漢語最喪失向信心的一天已經(jīng)過去了，提倡拼音化和拉丁化的改革，作為一次肓S的文化自卑和自虐，應該打上句號了。

來自文言的漢語

前面我們是展開漢語外部的比較角度，下面我們進人漢語內部的分析，著重回顧一下漢語的發(fā)展過程。

我們常常說，現(xiàn)代中文是內話文。其實，這樣說是不夠準確的。要說m舌文，要說平白如話或者以話為文，世界上最大的白話文是西文，比如說英文。英文是語言中心主義，文字跟著語言走，書寫跟著讀音走，那才夠得上所謂“以話為文”的標準定義。從這一點看，現(xiàn)代漢語頂多是半個白話文。

我們的老祖宗是文字中心主義：語言跟著文字走。那時候四川人、廣東人、山東人等等各說各的方言，互相聽不懂，怎么辦？只好寫字，以字為主要交流工具。秦始皇搞了個“書同文”，沒有搞“話同音”。一個字的發(fā)音可能五花八門，但字是穩(wěn)定的，統(tǒng)一的，起主導作用的。你們看過電視劇《孫中山》嗎？孫中山跑到日本，不會說H本話，但同日本人可以用寫字來交談。不是言談，是筆談。那就是文字中心主義的遺留現(xiàn)象。

古代漢語叫“文言”，“文”在“言”之前，主從關系表達得很清楚。從全世界來看，這種以文字為中心的特點并不多見。為什么會是這樣？

我猜想，這與中國的造紙有關系。一般的說法是，公元一〇五年，東漢的蔡倫發(fā)明造紙?，F(xiàn)在有敦煌等地的出土文物，證明公元前西漢初期就有了紙的運用，比蔡倫還早了兒百年。有了紙，就可以寫字。寫字多了，字就成了信息活動的中心。歐洲的情況不一樣。他們直到十三世紀，經(jīng)過阿拉伯人的傳播，才學到了中同的造紙技術，與我們有一千多年的時間差。在那以前，他們也有紙，但主要是羊皮紙。我們現(xiàn)在到他們的博物館去看看，看他們的《圣經(jīng)》，他們的希臘哲學和幾何學，都寫在羊皮紙上，這么大一摞一摞的，翻動起來都很閑難，也過于昂貴。據(jù)說下埃及人發(fā)明過一種紙草，以草葉為紙，也傳到過歐洲，但為什么沒有傳播開來，為什么沒有后續(xù)的技術改進，至今還是一個謎。

我們可以設身處地地想一想，如果沒有紙，人們怎么交流思想和情感呢？如果文字在生活中不能方便地運用，那些古代歐洲的游牧民族騎在馬背上到處跑，怎么可能保證文字的穩(wěn)定、統(tǒng)一和主導性呢？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歐洲的語言不是以紙為憑和以字為憑，大多只能隨嘴而變：這可能就是語言中心主義產生的背景，也是他們語言大分裂的重要原因。你們看看地圖：他們北邊是日耳曼語系，包括丹麥語、瑞典語、荷蘭語、愛沙尼亞語、德語等等，原來是一家，隨著人口的流動，你到了這里，我到了那里，說話的語音有變化，文字也跟著變化，互相就不認識字了，就成為不同的語種了。他南邊是拉丁語系，包括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法語等等，原來也是一家，但一旦擴散開來，在沒有錄音和通訊等等技術設備的條件下，要保持大范圍內瀆音的統(tǒng)一是不可能的，要讓他們的表音文字保持統(tǒng)一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也只好鬧分家。

有一個專家對我說過，阿拉伯文在這一點上類似漢語。比如伊拉克人與沙特阿拉伯人，使用同一個字時可能有不同的發(fā)音，但含義上相通。我在這方面只是聽說。

中國有個研究歷史的老先生叫錢穆，十多年前在臺灣去世。他在談到中國為何沒有像歐洲那樣分裂的時候，談了很多原因，文字就是重要的一條。在他看來，正因為有了“書同文”的漢語，中央王朝和各地之間才有了穩(wěn)定的信息網(wǎng)絡，才保證了政治、軍事以及經(jīng)濟的聯(lián)系，盡管幅員廣闊交通不便，但國土統(tǒng)一可以用文字來予以維系。歐洲就沒有這個條件。語言一旦四分五裂，政治上相應的分崩離析也就難免?，F(xiàn)在他們成立歐盟，就是來還這一筆歷史欠賬。

漢語不但有利于共同體的統(tǒng)一，還有利于文化的歷史傳承。我們現(xiàn)在讀先秦和兩漢的作品，還能讀懂，沒有太大障礙，靠的就是文字幾千年不變。據(jù)某些語言學家研究，一個“吃（喫）”字，上古音讀qia，現(xiàn)保留在湘方言中；中古音讀qi，現(xiàn)保留在西南官話中；現(xiàn)代音讀chi，進入了北方話。讀音多次變化，但文字沒有變化，所以我們現(xiàn)在還能讀懂這個“吃（喫）”。如果我們換上一種表音文字，就不會有幾千年不變的“吃（喫）”。同學們可能知道，莎士比亞時代的英語，喬叟時代的英語，現(xiàn)在的英美人都讀不懂，說是古英語，其實不過是十六世紀和十四世紀的事，在我們看來并不太古。這更不要說作為英語前身的那些蓋爾語、凱爾特語、威爾士語等等，今天的廣大英美人民就更沒法懂了。這是因為表音文字有一種多變的特征，不僅有跨空間的多變，還有跨時間的多變，使古今難以溝通。

當然，中國人不能永遠生活在古代，不能永遠生活在農業(yè)文明的歷史里。隨著生活的變化，尤其是隨著十八世紀以后的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浪潮的到來，漢語也表現(xiàn)出僵化、殘缺、不夠用的一面。以文字為中心的語言，可能有利于繼承，但可能不利于創(chuàng)新和追新；可能有利于掌握文字的貴族階層，但一定不利于疏遠文字的大眾，不利于這個社會中、下層釋放出文化創(chuàng)造的能量。這樣，從晚清到五四運動，一些中國知識分子正是痛感文言文的弊端，發(fā)出了改革的呼聲。

那時候發(fā)生了什么情況呢？第一，當時很多西方的事物傳到了中國，同時也就帶來了很多外來語，這些外來語不合適用文言文來表達。

文言文的詞，一般是單音節(jié)或者雙音節(jié)，所以我們以前有五言詩、七言詩，就是方便這種音節(jié)的組合。但外來語常常是三音節(jié)、四音節(jié)乃至更多音節(jié)?！澳闷苼觥保榜R克思”，你還可勉強壓縮成“拿氏”和“馬翁”，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你不好縮寫成“資義”和“社義”吧？碰上“二氧化碳”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碰上“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伊里奇”，你怎么縮寫？能把它寫進五言詩或者七言詩嗎（眾笑）？想想當年，魯迅留學日本，胡適留學美國。這些海歸派帶回來很多洋學問，肯定覺得文言文不方便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語言文字的改革勢在必行。

第二，文言文也不大利于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大家知道，白話文并不是現(xiàn)代才有的。宋代大量的“話本”，就是白話進入書面形式的幵始，與當時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躍有密切關系?；钭钟∷⑺鶐淼挠∷⒊杀敬蟠蠼档停部赡馨l(fā)揮了作用。那么在宋代以前，白話作為一種人民大眾的口語，同樣可能存在，只是不一定被書寫和記錄。我們現(xiàn)在看一些古典戲曲，知道戲臺上的老爺、太太、小姐、相公，講話就是用文言，而一些下人，包括丫環(huán)、農夫、士卒、盜賊，都是說白話。這很可能是古代中國語言生態(tài)的真實圖景，就是說：內話是一種下等人的日常語言。到了晚清以后，中國處在臣大社會變革的關頭，階級結構必須改變。新的階級要出現(xiàn)，老的階級要退出舞臺。像袁肚凱、孫中山、毛澤東這種沒有科舉功名的人物，不會寫八股文的人物，要成為社會領袖，豈能容忍文言文的霸權？在這個時候，一種下等人的語言要登上大雅之堂，多數(shù)人的口語要挑戰(zhàn)少數(shù)人的文字，當然也在所難免。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五四運動前后出現(xiàn)的白話文運動，一方面是外來語運動，另一方面是民間語運動。外來語與民間語，構成了那一場革命的兩大動力?，F(xiàn)代文學也依托了這兩大動力。比如我們有一些作家寫得“洋腔洋調”，徐志摩先生、郭沫若先生、巴金先生、茅盾先生，筆下有很多歐化和半歐化的句子。當時生活在都市的新派人物說起話來可能也真是這個樣子，作者寫都市題材，不這樣“洋”可能還不行。另有一些作家寫得“土腔土調”，像趙樹理先生、老舍先生、沈從文先生、周立波先生，還有其他從解放區(qū)出來的一些工農作家。他們從老百姓的口語中汲取營養(yǎng)，運用了很多方言和俗語，更多地依托了民間資源。這兩種作家都寫出了當時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給白話文增添了虎虎生氣和勃勃生力。魯迅是亦土亦洋，外來語和民間語兼而有之，筆下既有吳方言的明顯痕跡，又有日語和西語的影響。

外來語運動與民間語運動，構成了白話文革命的大體方位，使?jié)h語文由此獲得了一次新生，表達功能有了擴充和加強。我們以前沒有“她”這個字，“她”是從英語中的she學來的。當時還出現(xiàn)過“妳”，但用了一段時間以后，有人可能覺得，英語第二人稱不分性別，那么我們也不用了吧（眾笑）。當時就是這么亦步亦趨跟著西方走。包括很多詞匯、語法、語氣、句型結構等，都脫胎于西文。“觀點”，pointofview；“立場”，position；都是外來語。“一方面……又一方面”，來自。nthissideonotherside；“一般地說”，“坦率地說”，“預備 走”等等，也都來自直譯。同學們現(xiàn)在說這些習以為常：這沒有什么，這就是我們中國話么。但我們中國古人不是這樣說的，這些話原本都是洋話。如果我們現(xiàn)在突然取消這些移植到漢語里的洋話，現(xiàn)代漢語至少要癱瘓一半，大部分的研究、教學、新聞、文學都可能無法進行。

當然，大規(guī)模的群體運動都會出現(xiàn)病變，沒有百分之百的功德圓滿。外來語豐富了漢語文，但也帶來一些毛病，其中有一種，我稱之為“學生腔”或者“書生腔”。這種語言脫離現(xiàn)實生活，是從書本上搬來的，尤其是從洋書本上搬來的，對外來語不是去粗取精，而是生吞活剝，半生不熟，甚至去精取粗，不成人話。剛才徐老師說我現(xiàn)在每年有半年生活在農村。這是事實。我在農村，覺得很多農民的語言真是很生動，也很準確，真是很有意思。今天時間有限，沒法給大家舉很多例子。同學們可能有很多是從農村來的，或者是去過農村的，肯定有這種體驗。

同農民相比，很多知識分子說話真是沒意思，聽起來頭痛，煩人。中國現(xiàn)代社會有兩大思想病毒，一是極左的原教旨共產主義，二是極右的原教旨資本主義。它們都是洋教條，其共同的語言特點就是“書生腔”，與現(xiàn)實生活格格不入，與工人農民格格不入。因為這些“洋腔”或者“書生腔”，是從我們一味崇俄或者一味崇美的知識體制中產生的，是圖書館的產物，不是生活的產物。中文系請李陀先生來講過課，是吧？李老師曾經(jīng)研究“毛文體”，有人也將其稱為“文革”時期的“黨八股”，就是一種紅色的“洋腔”和“書生腔”，一種極權時代的陳詞濫調?！霸邳h的十大精神光輝照耀之下，在全國人民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的熱潮之中，在大江南北各條戰(zhàn)線捷報頻傳凱歌高奏的大好時刻，我們清華大學今天開學了（眾笑）！”這種繞來繞去的語言垃圾，就是當時常見的套話。

在“文革”前后那一段，我們經(jīng)歷了一個白話文非常黯淡的時期。有人可能說，那一個時期離我們比較遠了，我們同學們都是新一代，說話也不會是黨八股了，但是這個問題其實并沒有完全解決，甚至會以新的形式出現(xiàn)惡化。這些年，我常常聽到一些大人物說話，發(fā)現(xiàn)他們還是滿嘴廢話，哪怕是談一個廁所衛(wèi)生的問題，也要搭建一個“平臺”，建立一個“機制”，來一個“系統(tǒng)工程”，完成一個“動態(tài)模型”，還要與WT。或者CEPA掛起鉤來。這些大話都說完了，廁所問題還是不知道從何著手，讓聽眾如何不著急？這是不是一種新八股？

我們再來看看民間語運動可能發(fā)生的病變。老百姓并不都是語言天才，因此民間語里有精華，也會有糟粕，甚至有大量糟粕?？谡Z人文一旦搞過了頭，完全無視和破壞文字規(guī)范的積累性成果，就可能造成語言的粗放、簡陋、混亂以及貧乏。在這方面不能有語肓的群眾專政和民主迷信。比方說，我們古人說打仗，是非常有講究的。打仗首先要師出有名，要知道打得有沒有道理。打得有道理的，叫法不一樣。打得沒道理的，叫法又不一樣?；实鄢鰜泶蛘蹋瑖c國之間的開戰(zhàn)，叫“征”，皇上御駕親“征”呵。打土匪，那個土匪太低級了，對他們不能叫“征”，只能叫“蕩”，有本書不是叫《蕩寇志》嗎？就是這個用法?！罢鳌?、“伐”、“討”、“平”、“蕩”，是有等級的，如何用，是要講究資格和身份的?？鬃有蕖洞呵铩?，每一個字都用得很用心，注入了很多意義和感覺的含量，微言大義呵。怛現(xiàn)在的白話文粗糙了。打臺“獨”，是“打”；打美國，也是“打”。這是不對的（眾笑）。站在中央政府官史的角度，打美國應該口H“征”；打“臺”獨只能叫“平”，頂多只能叫“伐”，對不對（眾笑）？又比如說，打仗打得輕松，叫做“取”。打得很艱難，叫做“克”。力克輕取么。雖然只是兩個動詞，但動詞里隱含了形容詞。但現(xiàn)在白話文經(jīng)常不注意這個區(qū)別，一律都“打”。打石家莊打得艱難，打天津打得輕松，都是“打”。這同樣是不對的。與“打”相類似的萬能動詞還有“搞”：“搞”革命，“搞”生產，“搞”教學，“搞”衛(wèi)生，還有其他的“搞”，不說了（眾笑）?？偠灾瑵h語中的很多動詞正在失傳，漢語固有的一些語法特色，包括名詞、動詞、形容詞互相隱含和互相包容的傳統(tǒng)，也正在失傳。這不是一件好事。

語入文搞過了頭，漢語文還可能分裂。這個情況在廣東和香港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香港有些報紙，開辟了粵語專頁，一個版或者兩個版，用的是粵語文，是記錄粵語發(fā)音的漢字，包括很多生造漢字，我們一看就傻眼，基本上看不懂。但他們可以看懂。如果我們確立了以話為文的原則，文字跟語言走的原則，為什么不能承認他們這種粵語書面化的合法性呢？沒有這種合法性，粵語中很多精神財富就可能無法表達和己錄，普通話霸權可能就壓抑了粵語文化特色。但如果承認了這種合法性，那么福建話、上海話、四川話、湖南話、江西話等等是不是也要書面化？是不是也要形成不同的文字？中國是不是也應該像古代歐洲一樣來個語言的大分家？鬧出幾十個獨立的語種？這確實是一個很難辦的事，事關語言學原理，也事關政治和社會的公共管理。有一個英國的語目學家對我說過：mandarinisthelanguageofarmy，意思是：“普通話是軍隊的語言”。確實，所有的普通話都具有暴力性、壓迫性、統(tǒng)制性，不過是因偶然的機緣，把某一種方言上升為法定的官方語言，甚至變成了國語——而且它一定首先在軍隊中使用。普通話剝奪了很多方言書面化的權利，使很多方言詞語有音無字。這就是很多粵語人士深感不滿的原因，是他們忍不住要生造漢字的原因。但從另一方面看，如果所有的方言都造反有理，如果所有的口語都書面化有理，世界上所有的大語種都要分崩離析。即便有表面上的統(tǒng)一，也沒有什么實際意義。英語就是這樣的。有人估計：再過三十年，英語單詞量可能是一百萬。到那個時候，任何人學英語都只能學到滄海之一粟，各個地方的英語互不溝通或只有少許溝通，那還叫英語嗎？再想一想，如果英語、漢語、西班牙語等等這些大語種解體了，人類公共生活是不是也要出現(xiàn)新的困難？

看來，語言主導文字，或者文字主導語言，各有各的好處，也各有各的問題。最可行的方案可能是語言與文字的兩元并舉，是兩者的相互補充與相互制約。這是我們以前一味向表音文字看齊時的理論盲區(qū)。

創(chuàng)造優(yōu)質的漢語

希臘語中有一個同：baAro，既指野蠻人，也指不會說話的結巴。在希臘人眼里，語言是文明的標志——我們如果沒有優(yōu)質的漢語文，就根本談不上中華文明。那么什么是優(yōu)質的漢語文？在我看來，一種優(yōu)質語言并不等于強勢語言，并不等于流行語言。優(yōu)質語言一是要有很強的解析能力，二是要有很強的形容能力。前者支持人的智性活動，后者支持人的感性活動。一個人平時說話要“入情入理”，就是智性與感性的統(tǒng)一。

我當過多年的編輯，最不喜歡編輯們在稿簽上寫大話和空話。“這一篇寫得很好”，“這一篇寫得很有時代感”，“這一篇寫得很有先鋒性”。什么意思？什么是“好”？什么叫“時代感”或者“先鋒性”？寫這些大話的人，可能心有所思，但解析不出來；可能心有所感，但形容不出來，只好隨便找些大話來敷衍。一旦這樣敷衍慣了，他的思想和感覺就會粗糙和混亂，就會鈍化和退化。一旦某個民族這樣敷衍慣了，這個民族的文明就會衰竭。我對一些編輯朋友說過：你們不是最討厭某些官僚在臺上講空話嗎？如果你們自己也習慣于講空話，你們與官僚就沒有什么區(qū)別。我們可以原諒一個小孩講話時大而化之籠而統(tǒng)之：不是“好”就是“壞”，不是“好人”就是“壞人”，因為小孩沒有什么文明可言，還只是半個動物。但一個文明成熟的人，一個文明成熟的民族，應該善于表達自己最真切和最精微的心理。語文就是承擔這個職能的。

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說得既準確又生動。陳詞濫調無處不在，應該說是一個社會的正常狀況。但知識分子代表著社會文明的品級高度，應該承擔一個責任，使?jié)h語文的解析能力和形容能力不斷增強。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說白話文已經(jīng)大功告成。白話文發(fā)展到今天，也許只是走兒了第一^步。

至少，我們很多人眼下還缺少語言的自覺。我們對漢語的理性認識還籠罩在肓目歐化的陰影之下，沒有自己的面目，更缺乏自己的創(chuàng)造?，F(xiàn)代漢語語法奠基于《馬氏文通》，而《馬氏文通》基本上是照搬西語語法。這個照搬不能說沒有功勞。漢語確實從英語以及其他西語中學到了不少東西，不但學會了我們前面說到的“她”，還學會了時態(tài)表達方式，比如廣泛使用“著”、“了”、“過”：“著”就是進行時，“了”就是完成時，“過”就是過去時。這樣一用，彌補了漢語的邏輯規(guī)制的不足，把西語的一些優(yōu)點有限地吸收和消化了。這方面的例子還很多。但漢語這只腳，并不完全適用西語語法這只鞋。我們現(xiàn)在的大多數(shù)漢語研究還在削足適履的狀態(tài)。我們看看報紙上的體育報道：“中國隊大勝美國隊”，意思是中國隊勝了；“中國隊大敗美國隊”，意思也是中國隊勝了。這一定讓老外犯糊涂：“勝”與“敗”明明是一對反義詞，在你們這里怎么成了同義詞（眾笑）？其實，這種非語法、反語法、超語法的現(xiàn)象，在漢語里很多見。漢語常常是重語感而輕語法，或者說，是以語感代替語法3比如在這里，“大”一下，情緒上來了，語感上來了，那么不管是“勝”是“敗”，都是勝了（眾笑），意思不會被誤解。

又比方說，用漢語最容易出現(xiàn)排比和對偶。你們到農村去看，全中國最大的文學活動就是寫對聯(lián)，應該說是世界一絕。有些對聯(lián)寫得好哇，你不得不佩服。但英語理論肯定不會特別重視對偶，因為英語單詞的音節(jié)參差不齊，不容易形成對偶。英語只有所謂重音和輕音的排序，也沒有漢語的四聲變化。據(jù)說粵語里還有九聲的變化，對我們耳朵形成了可怕的考驗。朦朧詩有一位代表性詩人多多。有一次他對我說：他曾經(jīng)在英國倫敦圖書館朗誦詩，一位老先生不懂中文，但聽得非常激動，事后對他說，沒想到世界上有這么美妙的語言。這位老先生是被漢語的聲調變化迷住了，覺得漢語的抑揚頓挫簡直就是音樂。由此我們不難理解，西方語言理論不會對音節(jié)對稱和聲律變化有足夠的關心，不會有這些方面的理論成果。如果我們鸚鵡學舌，在很多方面就會抱著金飯碗討飯吃。

還有成語典故。我曾經(jīng)寫過一篇文章，說成語典故之多是漢語的一大傳統(tǒng)。一個農民也能出口成章言必有典，但是要口譯員把這些成語典故譯成外語，他們一聽，腦袋就大了（眾笑），根本沒法譯。應該說，其他語種也有成語，但漢語因為以文字為中心，延綿幾千年沒有中斷，所以形成了成語典故的R大儲存量，其他語種無法與之比肩。每一個典故是一個故事，有完整的語境，有完整的人物和情節(jié)，基本上就是一個文學作品的濃縮?！班徣送蹈保把诙I鈴”，“刻舟求劍”，“削足適履”，“拔苗助長”……這些成語幾乎都是諷刺主觀主義的，但漢語不看重什么主義，不看重抽象的規(guī)定，總是引導言說者避開概念體系，只是用一個個實踐案例，甚至一個個生動有趣的故事，來推動思想和感覺。這樣說是不是有點啰嗦？是不是過于文學化？也許是。但這樣說照顧了生活實踐的多樣性和具體語境的差異性，不斷把抽象還原為具象，把一般引向個別。在這一點上，漢語倒像是最有“后現(xiàn)代”哲學風格的一種語言，一種特別時髦的前衛(wèi)語言。

今天晚上，我們對漢語特性的討論掛一漏萬。但粗粗地想一下，也可以知道漢語不同于英語，不可能同于英語。因此，漢語迫切需要一種合身的理論描述，需要用一種新的理論創(chuàng)新來解放自己和發(fā)展自己。其實，《馬氏文通》也只是取了西語語法的一部分。我讀過一本英文版的語法書，是一本小辭典。我特別奇怪的是：在這本專業(yè)辭典里面，“象征主義”，“浪漫主義”，“現(xiàn)實主義”，“典型環(huán)境和典型性格”等等，都列為詞條。這也是一些語法概念嗎？為什么不應該是呢？在語言活動中，語法，修辭，文體，三者之間是無法完全割裂的，是融為一體的。語法就是修辭，就是文體，甚至是語言經(jīng)驗的總和。這種說法離我們的很多教科書的定義距離太遠，可能讓我們絕望，讓很多恪守陳規(guī)的語法專家們絕望：這浩如煙海的語言經(jīng)驗總和從何說起？但我更愿意相信：要創(chuàng)造更適合漢語的語法理論，一定要打倒語法霸權，尤其要打倒既有的洋語法霸權，解放我們語言實踐中各種活的經(jīng)驗。中國歷史上浩如煙海的詩論、詞論、文論，其實包含了很多有中國特色的語言理論，但這些寶貴資源一直被我忽視。

瑞士是個小國，但有四種官方語言，差不多每個人都得習慣多語種的交際。這個地方是最應該出語言學家的，后來果然就出了一個，叫索緒爾，Saussure。此人寫了一本《普通語言學教程》，對西方現(xiàn)代語言學有開創(chuàng)性貢獻，包括創(chuàng)造了很多新的概念。他不懂漢語，雖然提到過漢語，但擱置不論，留有余地，所以在談到語言和文字的時候，他著重談語言；在談的語言的共時性和歷時性的時候，他主要是談共時性。他認為“語言易變，文字守恒”。那么世界上最守恒的文字是什么？當然是中文。如果中文不能進入他的視野，不能成為他的研究素材，他就只能留下一塊空白。有意思的是：我們很多人說起索緒爾的時候，常常不注意這個空內。在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以后，中國人最應該寫一本《普通文字學教程》，但至今這個任務沒有完成。

索緒爾有個特點，在文章中很會打比方。比如他用棋盤來比喻語境。他認為每一個詞本身并沒有什么意義，這個意義是由棋盤上其他的棋子決定的，是由棋子之間的關系總和來決定的?！八痹凇八?；現(xiàn)之前，指代一切事物，但在“它”出現(xiàn)之后，就只能指代人。同樣，“他”在“她”出現(xiàn)之前，指代一切人，但在“她”出現(xiàn)之后，就只能指代男人。如此等等。這就是棋子隨著其他棋子的增減而發(fā)生意義和功能的改變。在這里，棋局體現(xiàn)共時性關系，棋局的不斷變化則體現(xiàn)歷時性關系。這是個非常精彩的比喻，讓我們印象深刻。那么漢語眼下處于一個什么樣的棋局？外來語、民間語以及古漢語這三大塊資源，在白話文運動以來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在白話文運動以后，在經(jīng)過了近一個多世紀文化的沖突和融合以后，這三種資源是否有可能得到更優(yōu)化的組合與利用？包括文言文的資源是否需要走出冷宮從而重新進入我們的視野？這些都是問題。

眼下，電視、廣播、手機、因特網(wǎng)、報刊圖書，各種語言載體都在實現(xiàn)爆炸式的規(guī)模擴張，使人們的語言活動空前頻繁和猛烈。有人說這是一個話言狂歡的時代。其實在我看來也是一個語言危機的時代，是語言垃圾到處泛濫的時代。我們絲毫不能掉以輕心。我昨天聽到有人說“我好好幵心呵”，“我好好感動呵”。這是從港臺電視片里學來的話吧？甚至是一些大學生也在說的話吧？實在是糟粕?！昂煤谩笔鞘裁匆馑?？“好好”有什么好？還有什么“開開心心”，完全是病句?！暗谝粫r間”，比“盡快”、“從速”、“立刻”更有道理嗎？“做愛”眼下也流行很廣，實在讓我不以為然。這還不如文言文中的“云雨”（眾笑）。做工作，做銷售，做物流，做面包，“愛”也是這樣端著上崗證忙忙碌碌make出來的（眾笑）？

我有一個朋友，中年男人，是個有錢的老板。他不久前告訴我：他有一天中午讀了報上一篇平淡無奇的憶舊性短文，突然在辦公室里哇哇大哭了一場。他事后根本無法解釋自己的哭，不但沒有合適的語言來描述自己的感情，而且一開始就沒有語言來思考自己到底怎么了，思緒紛紛之際，只有一哭了之。我想，他已經(jīng)成了一個新時代的barbm，一天天不停地說話，但節(jié)骨眼上倒成了個啞巴。就是說，他對自己最重要、最入心、最動情的事，反而啞口無言。事實上，我們都要警惕：我們不要成為文明時代的野蠻人，不要成為胡言亂語或有口難言的人。

今天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附錄：對金立鑫批評的簡要回應

朋友傳來網(wǎng)上一篇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金立鑫先生對拙說《現(xiàn)代漢語再認識》的批評。我很高興又一場關于漢語的討論可以展開。看得出來，金先生是一位語言學家，其專業(yè)知識給我啟發(fā)，但很多問題可能還需心平氣和的討論：

約定任何對話都需要基本語義約定，否就會打亂仗。比如我介]說人是能勞動的，就一定暫時排除了重殘者、嬰兒等等；我們說人是高智能生物，就一定暫時排除了植物人、病呆者等等，所以大家說到“人”，才不會說岔。同樣的道理，我們說“語言”，有時獨指口語，有時兼指語言與文字，而且以后種情況為多?！皾h語寫作”、“漢語閱讀”、“華語文學”、“華語媒體”、“語言學家”、“語言學界”等通行說法即為其例。我的演講從此例，恐聽眾大意，還特別在開始處約定：“漢語，在這里指的是漢文、華文或者中文，是中囯最主要的文字?！苯鹣壬鸁o視這一約定，批評我多處混淆了漢語與漢字的區(qū)別，我只能感到無奈。其實就在他自己短短的文章里，他也大量使用“日語”、“韓國語”、“英語”、“語言學家”、“漢語的發(fā)展”一*演講整理稿最初發(fā)表于2005年《天涯》雜志，后收入演講集《大題小作》。

類，幾乎俯拾皆是，也都是以語代文，或者以語兼文的，豈不是自己也在參與“混淆”？比如照他自己定下的規(guī)矩，“日語”怎么可以借用漢字？應該是“日文”吧？兩種語言之間字同音異的現(xiàn)象是不是被說反了？

全文金先生批評我演講的“全文”，這不是事實。他所提到的《文匯報》刊栽部分，只是編輯做的演講摘要。演講的全文發(fā)表在二〇〇五年的《天涯》雜志，收入我的《大題小作》（二〇〇五年）一書，并在很多網(wǎng)站刊栽。如果金先生看過全文，有些問題可能就不會提出來了。比如他有一大段強調英語中也有成語，這其實是我早已說過的。我在演講全文中只提到漢語（再次約定：指漢語文，主要指漢文）歷史悠久，幾千年沒有中斷，所以成語的存量特別巨大，形成了漢語的相對特色之一。其實這是譯員和譯家們大多能感受到的事實。

否定漢語金先生斷言：“從來沒有人說過漢語不好?！币馑际俏艺f很多中國人對漢語失去自信心純屬事實編造?？墒牵Z言學家潘文國先生證明：“在中國出現(xiàn)了長達一個世紀的、舉國上下對本民族文字（往往還波及本民族的語言）大張撻伐，非欲去之而后快，以‘走世界各國共同的拼音方向’這種世界歷史上罕有其匹的現(xiàn)象。”（二〇〇二，括號內為原文——引者注）直到幾年前，讀書界知名的《書屋》雜志還在頭版頭條位置發(fā)表長文，宣布漢語是一種腐朽的、落后的、愚昧的語言。如此等等，金先生莫非有所不知？

歐化與半歐化金先生說：“韓少功說他們（指東亞各民族國家的文字）‘紛紛走上了歐化或半歐化的道路’不是事實?！蹦敲词聦嵤鞘裁?？我說的歐化與半歐化，意思很明顯，是指那種向歐洲表音文字靠攏的拼音化與拉丁化。這有越文的拉丁化為證，韓文的拼音化為證，日文的拼音化成分大增為證，漢字改革一直尊奉的“拼音化、拉丁化”方向為證——這里還暫不說詞匯、語法等方面援歐入亞的大量現(xiàn)象。難道這一系列變化不是變化？不是“歐化或半歐化”？而是非洲化？中東化？抑或本土化？

喫的讀音金先生說：“‘喫’在歷史上是后起的，沒有上古音，只有中古音……”這一說法也許有據(jù)D但上古人一定是要吃的，一定是要用語音表示吃的。既然“喫”的讀音在中古以后有變，為什么變化之前就一定無變？上古人誠然可以說“食”，但北人南人是否都說“食”？……這些至少可以存疑。筆者在大學時代師從的知名語言學家吳啟主先生等根據(jù)湘方言的田野調查，發(fā)現(xiàn)讀音為qia2的“喫”在南方民間大量分布（即很多寫作人書錄的“呷”），曾推論“喫”有上古音，為qia2，到中古才書面化。這一說可能有點大膽，但至少不是完全無稽。金先生只是依據(jù)至今不無爭議的擬音成案，斷定上古人不言“喫”，可能稍缺學術容異之量。更重要的是，我舉“喫”為例，只是要證明音變字不變的漢語一大特色，證明“文字不一定跟著語音走”的另類規(guī)律，那么有中古和現(xiàn)代的兩音為證已經(jīng)足夠。這才是不應避開的討論重點。

語言霸權金先生搬出了索緒爾，強調口語先于文字，“文字是語言的書寫符號”等等。這可說是部分的真實。但據(jù)我這個行外人所知，索緒爾只是針對歐洲的語言狀況做出理論總結，曾明智地指出漢字是另一碼事，“這個符號（指漢字）卻與詞賴以構成的聲音無關”。（一九一六）從那以后，著名哲學家德里達（JDerrida）、著名語言學家哈里斯（RHams）等等，都對索緒爾的語言中心論進行過激烈批評，更反對僅僅把文字當作語言的書面符號。我國的第一部普通語言學著作的作者胡以魯先生，對中西文字的區(qū)別也有清醒看法廣（漢字）緣何而自然發(fā)生乎？曰繪畫也而適于用，習用之而形態(tài)簡略，遂發(fā)達而為文字耳故吾國文字發(fā)生之當時，代表事物之本體，非直接代表聲音也。”（一九二三）再舉個日常語言的身邊例子，就說一、二、三、四吧，這些字在全中囯各方言區(qū)范圍內一字數(shù)音，一字數(shù)十音，那么這些字是對哪一種語音的記錄？能記錄得過來嗎？中國人常見的讀“別字”現(xiàn)象，難道不也是知字不一定知音的“文字主導”法則（筆者語）在顯現(xiàn)？

語法霸權金先生稱：“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或社團都不可能容忍自己的語言中會存在非語法或反語法的結構存在！”（似刪除最后兩字才較為通順——筆者注）這種語法中心論的強硬傳統(tǒng)立場，雖已受到越來越多的懷疑，但他仍有堅持的權利。不過，“不容忍”的標準是什么？誰是語法的最高立法者？僅就漢語語法而言，馬建忠、王力、呂叔湘、趙元任、高名凱等語言學權威從來意見有異，各法不一。力求達成共識的努力也一再受挫，一九五〇年代的全國“暫擬系統(tǒng)”，一九八〇年代的全國“試用提要”，都遭到較為廣泛的懷疑和爭議合此法者，可能“非”彼法和“反”彼法也。合彼法者，可能“非”此法和“反”此法也。金先生要依據(jù)哪門哪派之法來裁決“不容忍”的對象？包括裁決上述他那句話最后兩個字的是否合理、應否刪除？即便今后有某種絕對統(tǒng)一之法（其實永不可能），從動態(tài)和發(fā)展的辯證觀點來看，成法也并非一成不變，不可一勞永逸，總是被各種“超語法、非語法、反語法”（筆者語）的語言實踐所推動，得到一再的調整和改寫。那么在新法達成之前，所有為舊法不容的語言新現(xiàn)象（不包括無謂的胡言亂語），不就是“超語法、非語法、反語法”的創(chuàng)新有理嗎？沒有這種創(chuàng)新，不斷發(fā)展的語法何來？天上掉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