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出賣真理”

我很小的時候，就不知怎樣有一個古怪的想頭。為什么每一個讀書人都要去“治國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種學問或是文藝研究一下不好嗎？……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師”，不想做“諸葛亮”——這些事自然有別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過，我對于社會主義或共產(chǎn)主義的終極理想，卻比較有興趣。

——瞿秋白《多余的話》

1919年10月，北京基督教青年會約請秋白、鄭振鐸等人編輯一本專給青年閱讀的雜志。11月1日，《新社會》正式創(chuàng)刊。根據(jù)《本刊簡章》的說明，每份售價本地三元銅元，外地郵購三分大洋，半年五角，全年一元，會員打八折優(yōu)惠。刊物內(nèi)容為：提倡社會服務(wù)，討論社會問題，介紹社會學說，研究平民教育，記載社會事情，批評社會缺點，述寫社會實況，并隨時向讀者報告青年會及其下屬北京社會實進會的消息。

在《新社會》第1、第2、第3號上，秋白連放三炮，發(fā)表了《歐洲大戰(zhàn)與國民自解》《中國智識階級的家庭》《革新的時機到了！》三篇文章，急切地表達著他這個年紀的青年人所特有的源源不斷如泉水般的新思路新觀點。顯然這三篇文章的論旨正是困惑著他多時而此刻他已有新鮮答案的重大命題。他迫不及待地向讀者展示的思想成品雖未純熟卻是誠意十足、靈光閃爍，還帶著淬火出爐的騰騰熱氣，其中所承載的激越與亢奮讓人頗有直面而來、不及應(yīng)接之感。

他忽而振臂高呼：“中國人尤其應(yīng)該覺悟得快一點。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趕快想法子去適應(yīng)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現(xiàn)勢。要有歷史的眼光，知道思潮的變遷，是歷史上一定的過程，不可避免的，趕快想法子去疏導(dǎo)，不等他橫決。中國人如其有這種歷史的眼光，對于大戰(zhàn)后世界的現(xiàn)勢徹底覺悟，真能有精確的辨別力，實在的責任心，真能有堅毅的志向，明敏的智能，真能有愛惜光陰的心，慎重辦事的心，那么，中國新社會的基礎(chǔ)就建筑在這上面?！?/p>

繼而斬釘截鐵：“我主張攻擊舊道德并不是現(xiàn)在的急務(wù)，創(chuàng)造新道德，新信仰，應(yīng)當格外注意一點。攻擊舊道德的力量應(yīng)當居十分之四，創(chuàng)造新道德的力量應(yīng)當居十分之六?！?/p>

再而信誓旦旦，指出社會改造應(yīng)采取六大措施：“一、竭力傳播德謨克拉西；二、竭力打破‘君子小人’主義；三、竭力謀全人類生活的改善；四、到窮鄉(xiāng)僻縣——遠至于西藏、蒙古、新疆——去，實施平民教育；五、實行‘工學主義’，‘學工主義’；六、研究科學，傳播科學?！薄那锇鬃畛醯穆曇艏鈪柖J急，歷史定格了他上陣時披堅執(zhí)銳、正面沖鋒的形象。

根據(jù)鄭振鐸的回憶：

那時青年會想出版一本專給青年閱讀的雜志，約了我們幾個人做編輯。我們商量了幾天，決定出一個周刊，是八開本的十六頁，定名《新社會》?？拙撠熥鼋?jīng)理，我負責集稿并校對。我跑印刷所，也經(jīng)常跑到秋白、濟之、地山、世英的家里去取稿。每個星期天早上，我都到秋白那里去一次，有時，濟之也同去。我們到秋白家里時，他常常還不曾起床，抽著香煙擁被而坐，不時的咳嗽著，臉色很蒼白。我們很為他的身體擔憂。但一談起話，他便興奮起來。帶著濃厚常州口音的國語清晰而有條理的分析著事理。他的稿子總寫得很干凈，不大涂改，而且是結(jié)實、有內(nèi)容。我一進屋子，他便指著書桌上放著的幾張紅格稿紙，說道：

“已經(jīng)寫好了，昨夜寫得很晚。你看看，好用么？”

他在那個時候，已經(jīng)習慣了在深夜寫作了。他的國文根底好，——在學校里他的國文得過一百零五分——寫的白話文，“文言”氣息很重，有時，用的典故，我還不大懂得?！覀兯鶎懙拈_頭還談些青年修養(yǎng)，介紹些科學常識；到了后來，卻完全鼓吹起社會改造、家庭革命，向當時的統(tǒng)治者直接進攻了?！缎律鐣烦闪朔吹鄯捶饨ǖ年犖槔镆恢в赂业募獗牎＿h到四川、兩廣、東北等地，都有我們的讀者。秋白的尖利異常的正面攻擊，或明諷暗刺的文章是《新社會》里最有份量的。

——鄭振鐸《記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

《新社會》創(chuàng)刊當月，全體編輯部成員便決定去往當時新思潮的集散地——北京箭桿胡同《新青年》雜志社拜訪陳獨秀。這也是秋白與陳獨秀的第一次會面。陳獨秀提出，希望《新社會》辦成給勞動界灌輸知識的通俗報紙，社會改造運動要做切實的工作，不要說空話。這給這群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帶來了不小的震動。他們即刻聚集到東城西石槽胡同鄭振鐸的家里，商議出五條改革和發(fā)展的動議：一、注重于社會學說的介紹，每期均應(yīng)有一篇社會研究的著作。二、注重于本會會務(wù)及服務(wù)成績的報告。三、此后登載的論文，都應(yīng)該有研究的態(tài)度，科學的根據(jù)。四、社會上臨時發(fā)生的重大事件，應(yīng)該有嚴密的批評與指導(dǎo)。五、本刊應(yīng)該逐期盡力的改善，做到純粹“社會研究社會批評”的地步。

《中國的勞動問題？世界的勞動問題？》《林德?lián)P君為什么要自殺呢？》《知識是臟物》《小小一個問題——婦女解放的問題》《社會運動的犧牲者》《社會與罪惡》《文化運動——新社會》等一系列文章，均寫在秋白見到陳獨秀之后。在歷史的長河中，當一個人遇見另一個人，本來好比滄海一粟，卻又仿佛冥冥之中啟動了相互反應(yīng)的神秘按鈕，變化潛藏于暗涌，一時一地并不顯山露水，結(jié)局卻往往扭轉(zhuǎn)了乾坤。

變化產(chǎn)生于秋白的內(nèi)部，也許連他本人都無知無覺。他只是用筆記錄了他的口，書寫了他的心。

他寫：“中國是一個農(nóng)業(yè)國，農(nóng)業(yè)可以不注意么？”“可憐！農(nóng)業(yè)國的中國，幾千萬農(nóng)人受著軍閥、財閥、學閥間接直接的強暴侵略，有什么利器——抵制的方法——呢？”“非創(chuàng)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觀，改革舊制度，打破舊習慣不可，而這件事決非一時的群眾運動所能做得到。……社會運動的犧牲者，要去做社會運動，應(yīng)當沒有無限的輕信心，沒有極端的感情，不受無意識暗示，而有積極的懷疑心，有沉靜的研究心，有強固堅決的毅力?！?/p>

他寫：“五四運動是中國國民性估價的時候，平時看不出的品性一時都暴露出來了。在這時期，許多青年竭力往前奮斗，就發(fā)見了社會上種種惡現(xiàn)象，受了幾次幾番的挫折，真有人要自殺，也真有人徹底覺悟?！薄霸敢鉅奚娜吮囟ㄓ兴慕^對不肯犧牲的東西?！薄八麄兘^對不犧牲他們的人格?！比欢?，“自殺的動機，只是覺悟的第一步，并非就是覺悟”?！拔覀冇X悟之后就去奮斗……我們往前一步，就是進步。不要存著憤嫉的心，固執(zhí)的空想，要細心去觀察社會的病源。我們于熱烈的感情以外，還要有沉靜的研究?！薄扒嗄旰?！……不要叫社會殺你，不要叫你殺了社會，不要叫社會自殺?！阋谂f宗教，舊制度，舊思想的舊社會里殺出一條血路，在這暮氣沉沉的舊世界里放出萬丈光焰?！?/p>

他寫：“知識就是贓物，財產(chǎn)私有制下所生出來的罪惡。廢止知識私有制，就是廢止財產(chǎn)私有制的第一步?！?/p>

他寫：“女子既然是受著舊宗教、舊學說、舊社會的影響變成這種樣子，似乎這全是舊宗教、舊學說、舊社會造出來的罪惡，文學家不過是把它描寫出來罷了。殊不知道文學的作品——詩、詞、文章、小說、戲劇——多少有一點支配社會心理的力量。文學家始終要擔負這點責任?！?/p>

《新社會》一號接著一號地印刷著，秋白他們的文字也在一篇接著一篇地生產(chǎn)著，作為一個“出賣真理”的產(chǎn)業(yè)鏈上的一端，秋白卻也始終保持著一份真誠與清醒，把自己的現(xiàn)狀描述為“棲棲皇皇”“寢食不安”，如處“狂濤駭浪”之中。追求真理之路，是如此漫漫長遠，個人的力量卻又是如此渺渺不足道：

中國社會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變動的時候。一般青年都是棲棲皇皇寢食不安的樣子，究竟為什么？無非是社會生活不安的反動。反動初起的時候，群流并進，集中于“舊”思想學術(shù)制度，作勇猛的攻擊。等到代表“舊”的勢力宣告無戰(zhàn)爭力的時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潛伏的矛盾點——歷史上學術(shù)思想的淵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則——漸漸發(fā)現(xiàn)出來，于是思潮的趨向就不像當初那樣簡單了?！徽撜紊希?jīng)濟上，學術(shù)上的思潮都沒有明確的意義，只見亂哄哄的報章，雜志，叢書的廣告運動，——一步一步前進的現(xiàn)象卻不能否認，——而思想紊亂搖蕩不定，也無可諱言。

我和諸同志當時也是飄流震蕩于這種狂濤駭浪之中。

——瞿秋白《餓鄉(xiāng)紀程》

于是，身處狂濤駭浪之中、急于尋求方向的秋白又把視野集中轉(zhuǎn)向翻譯——這種表面上機械、枯燥的語言轉(zhuǎn)換工作對于有緣分的譯者來說，往往就是一個可遇而不可求的知識吸收源。從偶然遇到一篇文章，到認識一位作者，從而得以觸碰到作家所在的國度，進而理解并采擷異國的思想文化，有意識地注射于自身，再重新回頭通過自身貢獻給母國，影響、作用于本民族的傳統(tǒng)價值體系，語言的轉(zhuǎn)換便由此成為頭腦的轉(zhuǎn)換。

《新社會》時期，秋白選擇介紹的作者包括托爾斯泰、果戈理、普希金、倍倍爾、都德、馬志尼，他們分別來自俄國、德國與意大利。他贊賞馬志尼的名言：“男子和女子——琴上的兩個音符，沒有這兩個音符，人類的心靈，好像琴上的弦，永不會正確也不會和諧。男女真正的、堅定的結(jié)合——只在于精神上的關(guān)系。只有性別上的關(guān)系而沒有精神上的關(guān)系——那是夫婦雙方痛苦的起因?！彼u價果戈理“藝術(shù)上的本領(lǐng)就在于描寫刻畫‘社會的惡’而又沒有過強的刺激。于平淡中含有很深的意境，還常常能與讀者以一種道德上的感動”。他認為都德的作品“文思銳利，意境活潑盛傳于世。……讀著有無限感慨，想來想去，一句也說不出來，一句也寫不下去；心上只剩得一個‘？’……”他向讀者推薦登載了倍倍爾《社會之社會化》的俄國雜志《鐘》“是輸入社會主義于俄國最早的雜志。由今日看來，《鐘》確是有功于寶雪維幾（即布爾什維克）呵！”

由翻譯而介紹，由介紹而研究，由研究而發(fā)表評論，這一過程催生了這一時期秋白最重要的兩篇文學評論文章——為沈穎譯普希金《驛站監(jiān)察吏》所作序以及為《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第一集所作序。秋白認為普希金的《驛站監(jiān)察吏》“藝術(shù)上、體裁上的創(chuàng)作，卻無意之中，為后來的文學家，歌鄂黎，屠格涅夫，陀斯妥亦夫思奇，托爾斯泰開一先河”，指出：“中國現(xiàn)在所需的文學，似乎也不單是寫實主義，也不單是新理想主義，一兩個空名詞，三四篇直譯文章所能盡的，所以不得不離一切主義，離一切死法子，去尋中國現(xiàn)在所需要的文學，應(yīng)當怎樣去模仿，模仿什么樣的，應(yīng)當怎樣去創(chuàng)造，創(chuàng)作什么樣的，才能使人人都看得懂……受得著新文學的影響，受得著新文學的感動?！?/p>

而在“俄羅斯文學已經(jīng)在俄國發(fā)生絕大的影響，便是在世界上發(fā)生絕大的影響”，“表現(xiàn)一國的國民性，表現(xiàn)一國的思想精神，就是文學”的認知前提下，他又提出中國現(xiàn)階段研究俄羅斯文學的必然性與重要性：“俄羅斯文學的研究在中國確已似極一時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國布爾什維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經(jīng)濟上，社會上生出極大的變動，掀天動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響。大家要追溯他的遠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覺全世界的視線都集于俄國，都集于俄國的文學；而在中國這樣黑暗悲慘的社會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現(xiàn)狀里開辟一條新道路，聽著俄國舊社會崩裂的聲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動心。因此大家都要來討論研究俄國。于是俄國文學就成了中國文學家的目標?！膶W只是社會的反映，文學家只是社會的喉舌。只有因社會的變動，而后影響于思想；因思想的變化，而后影響于文學?！?/p>

由譯介的需要轉(zhuǎn)而明確研究俄羅斯文學的必要，再由俄羅斯文學為媒介，觸角漸漸深入俄國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方方面面。不知不覺之間，俄國與秋白漸行漸近。此后，秋白陸續(xù)發(fā)表了《誰的利器？La grève，Le sabotage，誰知道呢？》《勞動底福音》《伯伯爾之泛勞動主義觀》《世界底新勞動節(jié)，中國底新勞動節(jié)》等關(guān)注勞工利益、歌頌“勞工神圣”的文章。盡管如此，面對“主義”，他卻并沒有被沖昏頭腦，依然保持著高度的清醒與自知。他自我總結(jié)道：“社會主義的討論，常常引起我們無限的興味。然而究竟如俄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響，隔著紗窗看曉霧，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意義都是紛亂，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閘，一旦開放，旁流雜出，雖是噴沫鳴濺，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時一般的社會思想大半都是如此。我以研究哲學的積習，根本疑及當時社會思想的‘思想方法’。所以我曾說：‘現(xiàn)在大家，你說我主張過激，我說你太不徹底，都是枉然的……究竟每一件東西，既是我們的研究對象，就得認個清楚；主觀客觀的混淆，使你一百年也不能解決一個小小的問題?！?/p>

1920年5月，在做完紀念國際勞動節(jié)三十周年的三期“勞動號”之后，《新社會》被北洋政府警察廳查封。對此，秋白憤慨不已：“我們中當時固然沒有真正的‘社會黨’，然而中國政府，舊派的垂死的死神，見著‘外國的貨色’——‘社會’兩個字，就嚇得頭暈眼花，一概認為‘過激派’，‘布爾塞維克’，‘洪水猛獸’——于是我們的《新社會》就被警察廳封閉了。這也是一種奇異現(xiàn)象，社會思想的變態(tài)：一方面走得極前，一方面落得極后。”

在因言獲罪的時代，往往卻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幾乎就在陳獨秀于上海秘密建立、李大釗也在北京積極籌備建立（北京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于兩個月后成立）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的同時，原《新社會》的幾個年輕人也已經(jīng)聚在一起，商討新刊物的籌備。不難想象當時議論的熱烈程度，鄭振鐸在《記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中記錄下了新刊名稱的誕生過程：

秋白那時已有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傾向，把一切社會問題，作為一個整體來看。我們其余的人，則往往孤立的看問題，有濃厚的唯心論的傾向。有的還覺得他的議論“過激”。我則具有朦朧的社會主義的信仰，而看的書卻以無政府主義的著作為多，因此，就受了他們的影響，而主張什么“人道主義”。《新社會》旬刊被禁止出版后，討論要出版一個“月刊”時，我就主張定名為《人道》月刊。秋白當時表示不贊成這個名稱。他的見解是正確的，鮮明的。但他并沒有提出別的名稱出來，大家也都贊成我的意見，當即定名為《人道》。

對于《人道》的誕生，秋白則是這樣描述的：“北京青年思想，漸漸的轉(zhuǎn)移，趨重于哲學方面，人生觀方面。也像俄國新思想運動中的煩悶時代似的，‘煩悶究竟是什么？不知道。’于是我們組織一月刊《人道》（Humanité）。《人道》和《新社會》的傾向已經(jīng)不大相同?！笊鐣栴}唯心的解決。振鐸的傾向最明了，我的辯論也就不足為重；唯物史觀的意義反正當時大家都不懂得。”

由于思想上的分歧，秋白在《人道》上只留下了一首散文詩歌《遠》，這也是他的《心的聲音》詩文系列的最后一首，前四首分別為《錯誤》《戰(zhàn)爭與和平》《愛》《勞動？》，分別刊載于《新社會》，這一組散文詩也是他第一次嘗試用白話文作詩：

遠！遠遠的……

…………

呻吟……呻吟……

——“咄！滾開去！哼！”

警察底指揮刀鏈條聲，

和著呻吟……——“老爺”

“賞……我冷……”……呻吟……

——“站開，督辦底汽車來了，

哼！”火辣辣五指掌印

印在那汗泥的臉上，也是一幅春錦。

掠地長風，一陣，

汽車來了。——“站開……。”

白煙滾滾，臭氣熏人。

看著！長街盡頭，長街盡……

隱隱沉沉一團黑影。……

晚霞擁著，微笑的月影。

…………

遠！遠遠的……

然而在畜道橫行的時代，旨在喚起一般人的覺悟，發(fā)揮民本主義的精神，希望讓深處黑暗的人可以得到點光明，天真地認為宣揚人道主義的力量可以扭轉(zhuǎn)乾坤，大聲疾呼著“人道主義！人道主義！人類的將來，系于此一語了！”“人類的一線生機系于此了”的《人道》月刊準備出第2號時便不幸夭折，其創(chuàng)刊號便也成了終刊號。秋白與他的伙伴們“出賣真理”的道路也暫時告一段落了。

回頭望去，從《新社會》到《人道》的這條“出賣真理”的道路，仿佛讓人們相信秋白在那一刻從“文學”走向了“政治”，從“青年”走向了“戰(zhàn)士”，揮一揮衣袖，沒帶走一片云彩。日后，曾與他一路同行的伙伴鄭振鐸，卻在回憶中記錄下了他悄然留下的不易為人察覺的那一小片“云彩”：

我們組織了一個研究文學的團體，名為“文學研究會”，我們五人（另三個為耿濟之、瞿世英和許地山）都是發(fā)起人。^[1]

——鄭振鐸《回憶早年的瞿秋白》

而日后，三十六歲的秋白則是這樣給自己的二十一二歲說明定性的：

我二十一二歲，正當所謂人生觀形成的時期，理智方面是從托爾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很快就轉(zhuǎn)到了馬克思主義。人生觀或是主義，這是一種思想方法——所謂思路；既然走上了這條思路，卻不是輕易就能改換的。而馬克思主義是什么？是無產(chǎn)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這同我潛伏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后來蛻變出來的小資產(chǎn)階級或者市儈式的意識，完全處于敵對的地位；沒落的中國紳士階級意識之中，有些這樣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禮讓，避免斗爭……以至寄生蟲式的隱士思想。完全破產(chǎn)的紳士往往變成城市的波希美亞——高等游民，頹廢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說得實在些，是廢物。我想，這兩種意識在我內(nèi)心里不斷的斗爭，也就侵蝕了我極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時時刻刻壓制自己的紳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極勉強的用我所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的理智來創(chuàng)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覺方法?？墒菬o產(chǎn)階級意識在我的內(nèi)心是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勝利的。

……我每每幻想著：我愿意到隨便一個小市鎮(zhèn)上去當一個教員，并不是為著發(fā)展什么教育，只不過求得一口飽飯罷了，在余的時候，讀讀自己所愛讀的書，文藝、小說、詩詞、歌曲之類，這不是很逍遙的嗎？

——瞿秋白《多余的話》

或許在秋白的心目中，文藝始終是第一等要緊的，而“推翻一個問題，決定一種政策”，永遠是職業(yè)的本分工作，那是“替別人做的”。而真正為自己做的、“求一口飽飯”之外的所謂“逍遙”和“回到自己那里去”的休息，究竟又該是什么樣的呢？

在《我走過的道路》中，茅盾則聲情并茂地記錄過這樣一件生活趣事：

當鄭振鐸和高君箴結(jié)婚儀式之前一日，鄭振鐸這才發(fā)現(xiàn)他的母親沒有現(xiàn)成的圖章（照當時文明結(jié)婚的儀式，結(jié)婚證書上必須蓋有主婚人，即雙方家長，介紹人及新郎新娘的圖章），他就寫信請瞿秋白代刻一個。不料秋白的回信卻是一張臨時寫起來的“秋白篆刻潤格”，內(nèi)開：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屬急需，限日取件，潤格加倍；邊款不計字數(shù)，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銅章、銀章另議。鄭振鐸一看，知道秋白事忙，不能刻，他知道我也能刻圖章，就轉(zhuǎn)求于我。此時已為舉行結(jié)婚儀式之前夕，我便連夜刻了起來。第二天上午，我把新刻的圖章送到鄭振鐸那里，忽然瞿秋白差人送來一封紅紙包，大書“賀儀五十元”。鄭振鐸正在說：“何必送這樣重的禮！”我把那紙包打開一看，卻是三個圖章，一個是鄭母的，另兩個是鄭振鐸和高君箴的，鄭、高兩章合為一對，刻邊款“長樂”二字（因為鄭、高二人都是福建長樂縣人），每章各占一字，這是用意雙關(guān)的。我一算：潤格加倍，邊款兩元，恰好是五十元。這個玩笑，出人意外，鄭振鐸和我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自然，我刻的那個圖章，就收起來了，瞿秋白的篆刻比我高明十倍。鄭、高二人本來打算在證書上簽字，不用圖章，現(xiàn)在也用了秋白刻的圖章。下午舉行結(jié)婚儀式，瞿秋白來賀喜了，請他講話，他便用“薛寶釵出閨成大禮”這個題目，講了又莊嚴又詼諧的一番話，大意是婦女要解放，戀愛要自由。滿堂賓客，有瞠目結(jié)舌者，有的鼓掌歡呼。

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雖然身處政治漩渦之中的秋白與鄭振鐸等早年文友已經(jīng)漸行漸遠，但文友們卻一直從旁關(guān)注著他，并默默地在內(nèi)心期待著他重返文學園地、與文藝再續(xù)前緣。鄭振鐸在《回憶早年的瞿秋白》中這樣寫道：“我們已經(jīng)不大見面了，偶然見了一面，我也從來不去打聽他的住處，甚至有幾次在街頭遇到了，他戴著鴨舌帽，帽檐低壓著眉梢，坐著洋車，疾馳而過，我們只是彼此望了一下，連招呼也不打……”秋白犧牲十幾年后，鄭振鐸如是寫道：“秋白的瘦削而蒼白的臉，帶著很濃厚的常州口音的談吐，還是活生生的活在我的心上，活在所有他的朋友們、同志們的心上?！?/p>

[1] 在《文學研究會會員錄》中，瞿秋白被列為第40號正式成員，實際參與了研究會的初期醞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