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展武漢工運

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之后，項英更加忘我地投入工人運動當中。項英常駐俱樂部所在地江岸龍王廟，幾乎天天與京漢鐵路的工人們生活在一起，與他們交談，灌輸革命思想。在項英等人的努力下，江岸工人俱樂部發(fā)展得十分順利和迅猛，各種活動開展得如火如荼，俱樂部在工人中的影響越來越大。許多人盛贊：“工人俱樂部是工人的家”。工人們紛紛主動要求加入俱樂部，其成員增加到了3000多人。1922年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江岸工人俱樂部改名為江岸京漢鐵路工人俱樂部南段總部。南段總部成為京漢鐵路最大的工人團體，也是武漢地區(qū)最大的工人團體之一，對于武漢工人運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工人俱樂部南段總部先后領導工人開展了兩次針鋒相對的罷工斗爭，并取得了勝利。

第一次斗爭發(fā)生在1922年6月1日，矛頭直指在鐵路上氣焰囂張的“活閻王”。當日下午，江岸車輛廠工人黃寶成帶女眷三人，由玉帶門搭空車回江岸。這時候，總查票程炎和護車三等巡長姜道生前來收票。黃寶成告訴他們鐵路段空車一向都是不賣票的，并向他們出示了工廠的牌號，說如果實在要票，可照乘客無票章程補票，到江岸站照補。程炎在鐵路段上一貫蠻橫不講理，時常無故盤剝欺負工人，被工人們稱為“活閻王”。他不由分說，就喝令鐵路巡警將黃寶成用繩子捆綁起來，一腳踹向黃寶成的后背，將其踢下車。巡警們則將黃寶成一路毆打，拘押在大智門車站警務段。黃寶成告訴程炎自己是工人俱樂部的會員，要同程炎去江岸工人俱樂部講理。程炎卻叫囂：“什么俱樂部？！我姓程的不吃那一套！老子打了、押了，看你俱樂部能把我怎么樣？！”氣焰極為囂張。

黃寶成的妻子跑到江岸工人俱樂部找到項英，希望工人俱樂部能為工人做主，懲辦兇手。項英聽后非常氣憤，立即和工人俱樂部的其他干事商議，決定為工人撐腰，打擊反動路警的囂張氣焰。項英認為，這一事件關系工人俱樂部能否為工人所信任，能否存在下去。工人俱樂部必須要采取行動，一來可以教訓那些敵視工人俱樂部的人，樹立俱樂部的威信；二來可以提高工人的覺悟和斗爭精神。項英的主張，得到工人俱樂部的干事和廣大工人的堅決支持。項英連夜起草了《京漢鐵路南段工人俱樂部宣言》，揭露程炎、姜道生毆打、關押黃寶成的罪行，提出要嚴辦兇手、賠償損失、鳴放鞭炮賠禮道歉等條件，表示：“倘或不能達到目的，我們誓不罷休，即全體停止工作，犧牲一切，和程、姜拼個死活，也在所不惜?！?/p>

項英善于借助輿論的力量。在第二天上午，工人俱樂部將《宣言》在武漢三鎮(zhèn)廣為散布，并將程炎、姜道生無故毆打和關押工人黃寶成的事件寫成報道，在《漢口新聞報》上發(fā)表，獲得武漢市民的普遍同情和支持。

6日下午3時，項英等人召開俱樂部會議，最后形成七項決議：

（一）呈請局長將程炎撤差查辦；

（二）電交通部另派稽查督坐頭等客車，以便隨時稽查收票員；

（三）要求局長將第三段巡長、巡警一律取消；

（四）要求局長優(yōu)待工人眷屬，搭坐短票車免費；

（五）請局長令撤差之程炎，由大智門放鞭直至江岸；

（六）要程炎向受辱工人及其女眷賠罪；

（七）俱樂部關于此事所用各費概令程炎賠償。

與此同時，林祥謙等工人代表也向路局要求懲辦打人兇手，火車司機隨即停車抗議。項英也積極籌劃罷工。

江岸車輛廠的法國廠長見事情要鬧大，要求京漢鐵路南段局長迅速解決工潮。路局急忙答應工人俱樂部提出的全部要求，要求路警頭子帶著打人兇手到工人俱樂部賠禮道歉，并撤銷了程炎巡長的職務，答應工人俱樂部提出的所有要求。項英隨即在江岸鐵路工人俱樂部門前召開歡慶大會。廣大工人聽到這一消息，都迅速聚集起來，看一看平時不可一世的巡長“活閻王”是如何低頭認罪的。廠方代表車務處長向工人鞠躬作揖，賠禮道歉，表示答應工人俱樂部的全部條件。一向囂張跋扈的“活閻王”程炎和姜道生絲毫沒有往日的威風，也鞠躬作揖，連連認錯。工人們看到這樣的場景，都歡欣鼓舞。這次斗爭的勝利，大長了工人志氣，讓工人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工人團結(jié)起來的巨大力量，極大地提高了工人俱樂部的威信。6月，工人俱樂部改為江岸鐵路工會，項英任書記。

江岸鐵路工會會員證章

第二次罷工斗爭發(fā)生在1922年8月6日，斗爭的矛頭直指京漢鐵路南段工務處段長、比利時人陸登士及廠長邵步云。自陸登士到任以來，經(jīng)常違反鐵路上的規(guī)章制度，虐待工人、私制家具、私用廠工。招募工人時，以收受賄賂有無為標準。在處罰工人時兇狠殘酷，甚至對于一些小過錯也要加罰一兩元錢。而廠長邵步云更是與陸登士狼狽為奸，迎合陸登士的意思，處處刁難工人。陸登士無故開除加入工人俱樂部的三名工人。工人俱樂部得知以后，隨即致函廠長邵步云。邵步云不僅不予答復，反而惡言辱罵工人，令廠警將廠門關閉，脅迫200余名工人停止工作。為了維護工人的權利，項英和工人俱樂部的其他骨干立即率領全廠千余名工人罷工反抗，并發(fā)表宣言，揭露陸登士、邵步云壓迫工人的罪行，提出限三日內(nèi)恢復被開除工人的工作，給工人增加工資，驅(qū)除陸、邵二人，否則將全路罷工。有了前次斗爭勝利的經(jīng)驗，在項英的領導下，工人們意志堅定，堅決不屈從資本家的壓力?？吹焦と巳绱藞F結(jié)，廠方被迫答應工人的全部要求，開除了陸登士、邵步云二人。罷工取得了完全勝利，工人于8月9日復工。

這次罷工不僅打擊了依仗外國勢力欺壓工人的廠長，也打擊了帝國主義分子蠻橫無理的囂張氣焰，使工人感覺到俱樂部是工人之家，是工人利益的保護者。項英領導的這兩次罷工斗爭，大長了工人俱樂部的威信。

項英在主持江岸工人俱樂部工作的同時，1922年6月還被中共武漢黨組織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調(diào)到諶家磯揚子機器廠去幫助組織機械工人工會。接著又調(diào)他到漢陽鋼鐵廠去幫助籌建鋼鐵工人工會。

項英在工人運動中，意志堅定，熱心為廣大工人服務，密切同工人的聯(lián)系，努力貫徹黨組織的指示，所以他調(diào)到哪里，哪里的工人活動就容易開展，工會就很快組織起來。

同年夏季，中共武漢地方委員會隨著黨員人數(shù)的增加，改為武漢區(qū)執(zhí)行委員會，項英為區(qū)委委員。項英在領導一些工廠建立起工會后，便發(fā)動工人開展斗爭，爭取改善勞動條件。

當時，武漢地區(qū)資本家對工人運動的迅猛發(fā)展非?？謶?，便勾結(jié)軍閥、湖北督軍蕭耀南派兵鎮(zhèn)壓，武力封閉工會，逮捕工會領導人，妄圖扼殺剛興起不久的工會組織。

正在漢陽鋼鐵廠籌建工會的項英清楚地知道，對軍閥和資本家如不展開積極的斗爭，起碼的勞動條件也難以保持，工會組織更難以建立起來，即使成立了也無法存在下去。于是，他和武漢地區(qū)黨組織、工會的負責人許白昊、林育南、林育英（張浩）等一起，緊緊依靠鋼鐵廠的7000名工人，同軍閥和資本家堅決地進行斗爭。他領導工會籌備機構開展多種宣傳，提高工人的覺悟，識破軍閥和資本家勾結(jié)鎮(zhèn)壓工會的陰謀；同時，他和工人骨干商量尋找有利的時機進行反擊。

在鋼鐵廠，煉鋼爐、煉鐵爐是晝夜不停地冶煉的，如果工人一個星期不生火，鋼水、鐵水就會冷卻在爐子里，煉鋼爐、煉鐵爐就有報廢的危險。項英便抓住這個關鍵，領導漢陽鋼鐵廠的工人舉行罷工，并且提出：要承認工會的合法地位，給工人增加工資，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

霎時間，煉鋼的巨大熔爐停火了，煉鐵的巨大熔爐也停火了。沸騰的鋼水、鐵水迅速降溫了，不能再向外流了。

這一來可把漢陽鋼鐵廠的資本家嚇壞了，他們擔心冷卻的鋼水、鐵水會使熔爐報廢。這時，資本家表面上仍裝得很強硬，勾結(jié)軍閥調(diào)來軍警威脅工人，要工人快點復工?？墒牵撹F廠的工人在以項英為首的工會領導下，堅持罷工，表示：不答應條件，決不復工！于是，工人和廠方資本家形成了僵持的局面。一天過去了，兩天過去了……直到第五天，資本家支撐不住了。為了保住煉鋼爐、煉鐵爐，廠方被迫答應工人提出的全部條件：允許工會存在，增加工資，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漢陽鋼鐵廠工人在提出的條件得到滿足后才開始復工。漢陽鋼鐵廠工人罷工獲勝后，項英隨即將廠工會正式建立起來。

漢陽鋼鐵廠的罷工斗爭，不僅打擊了這個廠的資本家，而且使武漢的軍閥和其他資本家受到震驚。漢陽鋼鐵廠罷工斗爭的勝利，大大鼓舞了項英和廣大工人的斗爭熱情，使工人參加工會的人數(shù)飛速增加，武漢地區(qū)的工會像雨后春筍般地建立起來。在這以后，武漢地區(qū)建立的工人團體，都直接打出了工會的牌子。

在罷工斗爭中，項英的革命覺悟日益提高，對于罷工斗爭所采取的策略日益嫻熟。他在工人運動中的表現(xiàn)，獲得了黨組織和工人們的贊許，成為當時最為活躍的工運領袖之一。這位工人出身、入黨不久的工運先鋒，由于工運成績顯著，很快在武漢地區(qū)脫穎而出，在當年7月作為武漢區(qū)的代表參加了中國共產(chǎn)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chǎn)黨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入黨不久的項英和工人領袖許白昊代表武漢區(qū)光榮地參加了中共二大。這次大會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徹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指明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工人運動的前進方向。

在會上，項英以極大的政治熱情，聽取了關于無產(chǎn)階級革命導師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理論的傳達，參與了中國共產(chǎn)黨黨綱、黨章以及一系列重要決議的討論制定。會議討論并通過了加入共產(chǎn)國際、工會運動與共產(chǎn)黨等決議案，選舉出黨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chǎn)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是根據(jù)列寧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和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后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探索，在分析革命形勢和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zhì)，闡明中國革命的性質(zhì)、動力和對象的基礎上制定的。它不僅提出黨的最高綱領是“建立勞農(nóng)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chǎn)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chǎn)主義社會”，而且確定了以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為主要內(nèi)容的最低綱領。這是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的民主革命綱領，為各民族人民指明了現(xiàn)階段革命斗爭的任務和方向。

會議通過的《關于“工會運動與共產(chǎn)黨”的決議案》，是中國共產(chǎn)黨對工會工作第一個較為全面的綱領性文件，規(guī)定了發(fā)展工人運動的各項原則和方針政策：

首先，明確了工會是工人階級的組織，是工人階級戰(zhàn)斗的團體，其主要活動是同資本家和反動政府作斗爭。

其次，明確了黨對工會的領導作用，是“無產(chǎn)階級的先鋒”。

再次，明確了工會隨時與國民黨及其他黨派合作，但只有共產(chǎn)黨是工人的政黨。

項英通過參與這個決議案的討論，認清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現(xiàn)狀，明確了工會的性質(zhì)、任務和黨對工會的領導作用，對他以后在從事工人運動中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按照黨的指示去加強工會的領導有著重要的意義。

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chǎn)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第三國際又稱共產(chǎn)國際，是各國共產(chǎn)黨和共產(chǎn)主義組織的國際聯(lián)合組織，總部設在莫斯科。決議案明確表示：

中國共產(chǎn)黨決定加入第三國際，完全承認第三國際所決議的加入條件，作為國際共產(chǎn)黨之中國支部。

項英從參加這個決議案的討論中認識到：

無產(chǎn)階級的解放事業(yè)，需要各國無產(chǎn)階級的密切配合和支持；當時取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俄國，是世界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大本營；由列寧創(chuàng)立的共產(chǎn)國際，在捍衛(wèi)馬克思列寧主義，推動國際工人運動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戰(zhàn)爭，促進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發(fā)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國共產(chǎn)黨作為一個支部加入共產(chǎn)國際，就必須執(zhí)行共產(chǎn)國際的指示和要求。

后來，項英對共產(chǎn)國際的各項指示執(zhí)行得那樣堅決、認真，同參與這個決議案的討論有著密切關系。項英雖然是第一次到上海，但此時他顧不上在黃浦江畔、南京路上觀看風光，滿腦子想的是如何把工人組織起來，如何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如何改良工人的生活待遇。為此，一定要斗爭，一定要勝利，而且他堅信能取得勝利。于是，他立即乘輪船回武漢。

包惠僧在1954年的《回憶建黨初期武漢勞動運動與項英烈士》一文中，專門講到項英參加黨的二大的情況：

他在這一次的會議中，對黨有進一步的認識，他對張國燾小組織活動也很憎惡。他對黨內(nèi)的工人同志太少認為是個缺點。他常說：“共產(chǎn)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工人成分在黨中應該占一定的比重，吸收大量的進步的工人入黨，是我們的一個重要任務?！?/p>

項英從上海返回武漢后，迅速將二大的精神向中共武漢區(qū)委作了傳達，并在自己的工作實踐中認真加以貫徹。同年7月底，中共武漢區(qū)委為使各工會組織相互配合和支援，推動武漢工會運動的發(fā)展，決定將武漢的20多個工會組織，包括漢陽鋼鐵廠、揚子機器廠和江岸鐵路工會及大冶鋼鐵廠工人俱樂部等，共3萬名會員聯(lián)合起來，正式建立起武漢工團聯(lián)合會。它是武漢工人的統(tǒng)一組織，是在武漢工人運動高潮中誕生的，是全國建立最早、最大的一個地方總工會。此時，有“火爐”之稱的武漢正值高溫季節(jié)，項英每天汗流浹背，積極與各工會團體聯(lián)系，參與重要問題的研究，為武漢工團聯(lián)合會的正式成立出了大力。

項英在主持京漢鐵路江岸工人俱樂部工作的同時，根據(jù)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的指示，于1922年9月、10月和1923年1月，領導了漢口揚子機器廠和英美煙廠工人罷工。

1922年7月2日，在項英的指導下，漢口揚子機器廠工人成立了工人俱樂部，定名為“湖北諶家磯揚子廠工人俱樂部”，訂立章程七章三十一條。由于項英熱心為工人服務，密切聯(lián)系廣大工人，工作主動性強，具有良好的組織能力和開拓能力，揚子廠工人俱樂部成立以后發(fā)展迅速，會員達到七八百人。俱樂部還開設了義務學校，有義務教員，分中英文等班教授工人文化知識。在俱樂部成立之前，工廠的許多工人煙賭嗜好很深，負債累累。俱樂部成立后，大加整飭，勸導工人戒除這些不良嗜好，使工人身心受益。俱樂部還積極開展與其他工人社團的聯(lián)系。

1922年9月8日，粵漢鐵路武（昌）長（沙）段3000多名鐵路工人舉行罷工，反對該路局長王世育重用親信，虐待工人，要求嚴懲工頭走狗，改善工人待遇。王世育不但不答應工人的罷工條件，反而勾結(jié)反動軍警進行血腥鎮(zhèn)壓，用武力封閉工會，逮捕工會領導人。項英清楚地意識到：對資本家、官府、軍閥如不展開積極的斗爭，工人起碼的勞動條件也難以保證，工會組織更難以建立起來，即使成立也難以存在下去。

9月23日，武漢工團聯(lián)合會決定以罷工行動支援粵漢鐵路工人。揚子機器廠工人在項英的指導下，率先響應，向該廠經(jīng)理提出了五項要求：

（一）每月發(fā)薪期，不得過十三號；

（二）辛（薪）資零數(shù)，須作大洋計算；

（三）因公受傷，不能入廠作工，須給工資；

（四）耶穌誕日和年節(jié)星期假日，須照給工資；

（五）工人以廠中所發(fā)之徽章，有乘坐輪駁的效力。

在項英的領導下，揚子機器廠工人俱樂部于25日發(fā)表《罷工宣言》，闡明罷工目的：

工人鑒于人群之被壓迫，本互相之精神，故全體抵制工作，借表含冤難申之情，惟望各界仁人君子、工商界同仁共表同情，代鳴不平，援之助之，非達改良待遇不休。

俱樂部所提出的五個條件，本屬最低的要求，但揚子機器廠廠方不但堅決拒絕，還將工廠大門用鐵釘封閉，派人到其他工廠另招新工，代替罷工的工人，以示與罷工工人決裂。針對資本家的頑固態(tài)度，項英和俱樂部的領導成員一起，一邊揭露資本家的陰謀詭計，一邊深入工人中間做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項英反復向罷工的工人們宣傳：

我們的罷工并不是孤立無援的，武漢各工團都與揚子機器廠有互相輔助的關系，有唇亡齒寒的觀念，大家極力幫助，加入火線，與萬惡的資本家決一死戰(zhàn)……最后的勝利，一定在我們！

在項英的提議下，為聲援揚子機器廠工人的罷工斗爭，于10月1日向揚子機器廠廠長發(fā)出警告書。項英親自執(zhí)筆起草《警告書》，指出：

本會以為工界主持公道，維護權利為天職，對于執(zhí)事所為，為欺負工界全體，務望執(zhí)事從速改悔，承認工人條件，恢復工作，不然怙惡不悛，甘為戒首，我們團體工團，將以最后手段對付執(zhí)事，愿執(zhí)事為名譽計，勿犯眾怒，致貽后悔也，并請于三日內(nèi)答復。

粵漢鐵路工人罷工斗爭獲得圓滿勝利后，項英又在揚子機器廠工人中宣傳粵漢鐵路工人罷工勝利的經(jīng)驗：“就是他們有勇敢和堅定的毅力。”因此，“我們要提起精神，努力奮斗，爭回人格，寧死不屈，為揚子江工人爭口氣，為天下工友爭口氣”。經(jīng)過宣傳和做細致的思想工作，罷工工人們意志更加堅定，團結(jié)更加緊密，決心堅持到底，直到取得完全勝利。

10月4日，京漢鐵路江岸工人俱樂部南段總部、徐家棚粵漢鐵路工人俱樂部、武漢輪駁工會、湖北機器工會、漢陽鋼鐵廠工會、漢口租界人力車夫工會、武漢紡織工會、武漢機器米廠工會等工團聯(lián)合發(fā)表聲明，聲援揚子機器廠罷工工人，敦促廠方盡快答應罷工條件。

而恰在此時，由于工人罷工，揚子機器廠未能如期完成承造美軍軍艦的任務，駐漢口的美軍軍艦艦長向廠方提出交涉。軍閥吳佩孚害怕美國人采用外交手段，于10月4日急電湖北督軍蕭耀南從速解決工潮。揚子機器廠廠方迫于壓力，被迫接受工人提出的種種條件，于5日簽訂協(xié)議書。

揚子機器廠工人罷工的勝利，進一步提高了項英在工人中的威望。

1922年10月10日，武漢工團聯(lián)合會改名為湖北全省工團聯(lián)合會。楊德甫任主席，陳天任總干事，林育南任秘書主任，項英任組織主任，李書渠任宣傳主任，李漢俊任教育主任，聘請施洋為法律顧問、包惠僧等為顧問。

在武漢許多官辦商辦工廠的工人為改善待遇、建立工會斗爭的同時，一些外資工廠的工人也掀起了反抗野蠻虐待、維護中國工人人格的罷工怒潮。漢口英美煙廠是英國資本家開設的大型卷煙廠，總廠設在上海，漢口是分廠。該廠廠主是英國人，漢口《大漢報》1922年10月25日載文說此人“素視華人如牛馬，加之管廠工頭，奴顏婢膝，痛辱同胞，以博外人之歡，私用非刑，如上吊毒打、上站臺、戴枷、上撐桿、涂臉等慘無人道之虐待，對于女工，尤任調(diào)戲，威迫利誘，種種侮辱，實難盡述”。該廠監(jiān)工也與英國人狼狽為奸，素來殘酷虐待工人，任意調(diào)戲侮辱女工。煙廠工人不滿外國資本家和工頭的雙重壓迫，曾舉行多次罷工斗爭，但因為缺乏組織和正確的指導而屢屢以失敗告終。1922年10月16日，因為監(jiān)工虐待女工，激起全體女工的罷工反抗，工人們提出增加工資、罷免監(jiān)工、取消虐待、成立工會的四項條件，要求廠方答復。英國資本家不僅不予理睬，反而以取消工作權為威脅，于10月18日貼出布告：凡不愿在本廠工作者，于19日交換牌照，結(jié)清欠薪，可以離廠。全廠3000余名工人寧可失業(yè)，也不懼威脅，到時全部一齊交換牌照。英國資本家大驚失色，又以無錢發(fā)薪進行刁難。工人們毫不退讓，堅持要求發(fā)給欠薪。英國資本家竟然請巡捕警察來廠彈壓。外國巡捕手持皮鞭向工人亂打，并逮捕女工三人。此次罷工發(fā)生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派林育南、項英、施洋、許白昊前往領導。10月21日，罷工女工在工廠四周開演講會，控訴英國資本家和監(jiān)工、工頭侮辱女工的種種罪行。女工們的血淚控訴，引起了廣大群眾的同情，激起了人們對于帝國主義的憤恨。在演說中，項英還用淺顯的例子，講解資本家剝削工人的道理，號召煙廠工人團結(jié)起來。

團結(jié)得像鐵一樣，同資本家作斗爭。我們要求工作八小時，打倒包工制，要增加工資，女工和男工要同工同酬，要保護童工，延長吃飯時間，病假不扣工資，反對工頭打罵工人……不接受條件，我們決不上班。

會議當即通過向煙廠資本家交涉的八項條件：“取消虐待工人的沈、常管廠兩人及部分女工頭”，“女工用往時工作法，每天加工資一角，用新法時加三角”等，并推選男工代表26人、女工代表36人組成罷工委員會，領導罷工斗爭。

10月23日，湖北全省工團聯(lián)合會向全國各工會、各界發(fā)出《通電》，揭露該廠洋資本家和工頭殘酷虐待工人與侮辱女工的罪行，說明該廠工人不得已罷工的原因，呼吁該廠罷工斗爭急切“待國人援助”。

為了擴大社會影響，10月27日，項英、林育南、施洋、許白昊還組織英美煙廠3000多名工人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大量散發(fā)傳單，揭露洋資本家剝削虐待中國工人的罪行，呼吁武漢各界民眾：爭回國民人格，體念工人困苦，趕快來援助。

第二天，林育南、項英等又以湖北全省工團聯(lián)合會的名義，召集漢口租界人力車夫工會、揚子機器廠工會、漢陽鋼鐵廠工會、京漢鐵路江岸工人俱樂部、徐家棚粵漢鐵路工人俱樂部、棉花工會、水電工人俱樂部、電話工人俱樂部、漢陽兵工廠工會、武漢駁輪工會、紗廠工會等18個團體代表開會，一致通過援助煙廠工人罷工決議，并強調(diào)：

如果煙廠資本家不答應工人提出的條件，武漢各個工會將通過捐款的形式，幫助煙廠極貧者維持生活，將罷工進行到底，直到取得勝利。

項英等人實行的多種罷工策略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極大地震懾了氣焰囂張的外國資本家。上海英美煙廠總廠害怕漢口工潮擴大，影響經(jīng)濟收入，特派代表到達漢口，要求湖北全省工團聯(lián)合會出面調(diào)解。雙方于10月30日至31日舉行談判，達成革退虐待工人的工頭、稍加工資、承認工人組織工會等十條協(xié)議。煙廠答應工人提出的各項要求，這次罷工堅持了13天，取得勝利。

但是，工人復工以后，洋資本家在躲過工運最初的鋒芒后，卻拒不履行承諾，自食其言。不但如此，還變本加厲，無故開除罷工的工人代表，增加工作時間。一時之間，煙廠的工人憤怒了。1923年1月4日，已經(jīng)有了斗爭經(jīng)驗的煙廠工會再次舉行罷工。煙廠工會在《罷工宣言》中強烈地譴責了洋資本家違背協(xié)定的丑惡行徑，號召工人們一致團結(jié)起來，與資本家戰(zhàn)斗到底，“尤其是要與國際帝國主義英國資本家戰(zhàn)斗”，并進一步提出了包括上次條件在內(nèi)的15項要求，表示不達到目的，誓不復工。

林育南、項英、施洋等領導的湖北全省工團聯(lián)合會，從各方面全力支持煙廠工人的罷工斗爭，不僅發(fā)動武漢各工團進行聲援，而且向洋資本家施加壓力，迫使廠方迅速接受工人的條件。

英國資本家受到各方面的譴責，惱羞成怒，設計報復工人，佯稱工廠停辦，要女工、男工分別于1月12日、13日來廠領取欠薪。當數(shù)百名女工被騙進廠時，等候在場內(nèi)的武裝巡捕立即出現(xiàn)，肆意毆打女工，受傷者達到20余人。英國巡捕毆打女工的暴行，激起了全廠工人的憤慨，他們重申：決心與英資本家奮斗，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毆打女工事件發(fā)生后，項英等人緊急商議，于1月17日，以湖北省工團聯(lián)合會的名義向英國資本家發(fā)出《最后警告書》，警告英國資本家：

不必再用欺詐手段，迅速允許工人之要求條件，否則決以敵對地位，號召我國人，斷絕通商關系，禁絕貴廠紙煙之目的。

英國資本家再次領教了工人團結(jié)起來的力量，出于害怕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力量，擔心斷絕通商關系帶來的巨大經(jīng)濟損失，只得再次請求湖北全省工團聯(lián)合會出面調(diào)停。湖北全省工團聯(lián)合會派法律顧問施洋，以煙廠工會仲裁人的名義參與談判。經(jīng)過四次談判，終于迫使英國資本家屈服，于1月20日簽訂協(xié)議，煙廠工人的罷工斗爭最終取得了完全的勝利。項英等工人領袖因此進一步贏得了武漢工人階級的崇敬。

在這以后，項英又參與領導了武漢三鎮(zhèn)一系列的罷工斗爭，幾乎所有的罷工斗爭都取得了勝利，有力地推動了武漢地區(qū)工人運動的蓬勃發(fā)展。到1922年12月底，加入湖北全省工團聯(lián)合會的有27個工會組織，會員達4.8萬人。湖北及武漢地區(qū)成為當時中國工人運動最活躍的地區(qū)之一。在一系列的罷工斗爭中，項英采用了多種罷工策略，在與中外反動勢力的斗爭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工運經(jīng)驗，成為武漢工人階級公認的領袖之一。

在二七風暴中

京漢鐵路是中國交通大動脈之一，北起北京，南至武漢，全長1000多公里。當時，北洋軍閥吳佩孚非常重視這條鐵路，它不僅為吳佩孚推行“武力統(tǒng)一”提供了交通方便，而且他每月七八十萬元的軍餉也來自這條鐵路。中國共產(chǎn)黨對這條鐵路也很重視，許多重要領導人如李大釗、鄧中夏、張國燾、陳潭秋、羅章龍、包惠僧、項英、許白昊等，都直接或間接領導了京漢鐵路的工人運動，使京漢鐵路工運的發(fā)展走在隴海、津浦、京奉、京綏等鐵路工運的前列。

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對鐵路工人施行了最野蠻、最專橫的管理制度，把工人當做牛馬一樣驅(qū)使。在政治上，成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鐵路工人所受的壓迫是十分嚴重的。帝國主義和中國的封建勢力相勾結(jié)，采取各種反動措施，打擊新興的鐵路工人。他們不把工人當人看，隨意打罵、侮辱、搜身、開除。反動政府接連制定各種壓迫工人的法律和條例，禁錮工人的思想和行為。

鐵路工人的勞動條件極其惡劣。外國資本的侵入，開辟了中國的勞務市場。過剩的廉價勞動力促使資本家不愿意加大投資更新和改造設備，使鐵路工人用落后的設備從事著繁重的工業(yè)生產(chǎn)，以榨取更大利潤。反動政府沒有也不可能制定真正保護工人的勞動法和勞動保險條例。資本家又不肯改善勞動條件，采取最低限度的勞動保護措施。京漢鐵路工人被迫在極為惡劣的條件下，從事時間長、強度大、有損健康和危害生命的勞動。當時人們盛傳是鐵路工人的白骨筑成了京漢鐵路。

鐵路工人每天至少工作十個小時，多的則達十六七個小時，而且長年累月，沒有節(jié)假日，遇有事情請假要扣工資，對生病和工傷致殘的一概不管。一般工人每月的工資只有六元，僅及京漢鐵路局長月工資的百分之一，根本無法養(yǎng)家糊口。他們?yōu)榱松?，迫切要求改善勞動、生活條件，獲得基本的人權和自由。特別是京漢鐵路工人在1921年冬隴海鐵路工人罷工受挫的教訓中，深感工人們必須組織起來，才能團結(jié)戰(zhàn)斗。1922年4月，長辛店工人俱樂部首先發(fā)起籌建京漢鐵路總工會的號召，得到全路廣大鐵路工人的歡迎，在有各站代表參加的第一次籌備會議上，確定對全路的工會組織進行統(tǒng)一的整理。

1922年8月初，在京漢鐵路江岸工人俱樂部和鄭州工人俱樂部相繼成立之后，江岸以北的廣水、信陽、駐馬店、許昌各站的工人俱樂部也陸續(xù)成立。鄭州以北、長辛店以南的十多個車站也正在發(fā)動組織工人俱樂部。為此，中國共產(chǎn)黨在鄭州第二次召開京漢鐵路各基層工會負責人會議，討論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的籌備事宜。張國燾、包惠僧、項英等代表中共中央出席會議，林育南、許白昊以《勞動周刊》記者的身份列席。經(jīng)過三天討論，會議決定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委員會，由江岸鐵路工會委員長楊德甫任主任委員，長辛店鐵路工會委員長史文彬、鄭州鐵路工會委員長凌楚藩分別任副主任委員，項英任總干事，吳汝明為副總干事，具體負責籌備事宜。京漢鐵路共有16個大站，每站有籌備委員一人。會議還起草了《京漢鐵路總工會章程草案》，分發(fā)給各籌備委員帶回各廠、站征集全路工人的意見。京漢鐵路總工會的籌備工作相當繁重，項英把建立、擴大基層工會作為籌備工作的重點來抓。他深入到京漢鐵路鄭州以北、長辛店以南的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順德、彰德、新鄉(xiāng)等車站，消除各幫口的成見，引導工人走團結(jié)的道路，幫助工人組織起工會組織，與廠主、資本家、洋監(jiān)工、紳士、軍警作斗爭，為工人爭得了待遇，提高了工資。項英在京漢鐵路全路工人中的威信也越來越高。

項英在籌備京漢鐵路總工會的工作中，非常重視培養(yǎng)工人運動的骨干，并將其中的優(yōu)秀分子介紹加入共產(chǎn)黨，林祥謙和施洋就是項英親自介紹入黨的。

林祥謙（1892—1923）

施洋（1892—1923）

著名的工人領袖林祥謙同軍閥、資本家、工頭斗爭堅決勇敢，對工會工作熱心認真，項英就向黨組織積極建議吸收其入黨，使林祥謙很快被吸收到黨內(nèi)來。對于介紹施洋入黨，項英是作了很大努力的。施洋畢業(yè)于湖北省立法政專門學校，當時任律師，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積極支持工人運動，被江岸京漢鐵路工人俱樂部聘為法律顧問。項英認為施洋的本質(zhì)是好的，思想是進步的，就和許白昊共同介紹施洋入黨。但在中共武漢區(qū)委會第一次討論時，有的人認為施洋社會關系比較復雜，有風頭主義的毛病，沒能通過。在這次會后，項英一方面從政治上繼續(xù)幫助施洋；另一方面，積極向黨組織反映情況，認為應該看施洋的主流，對施洋的情況作客觀的分析。到武漢區(qū)委會再次討論時，終于批準施洋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

在項英和各地工會積極分子的共同努力下，京漢鐵路的基層工會組織發(fā)展迅速，到1922年年底，江岸、廣水、信陽、駐馬店、郾城、許昌、鄭州、新鄉(xiāng)、彰德、順德、正定、保定、高碑店、琉璃河、長辛店、北京等16個工人較多的車站，都成立了工會組織，全路其他較小的車站，也組織了工會小組，工會組織已經(jīng)遍及全路，會員達3萬多人，京漢鐵路成立總工會的條件已經(jīng)成熟。

1923年1月5日，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委員會在武漢召開第三次會議，項英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認為全路工會組織已經(jīng)統(tǒng)一，成立總工會的時機已經(jīng)到來。會議決定：

京漢鐵路總工會的領導機關設在全路的中心鄭州車站。2月1日在鄭州召開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遍邀各工團、各界到鄭州參加典禮。

會議確定抓緊起草《京漢鐵路總工會宣言》《京漢鐵路總工會章程草案》等文件。項英參加了文件的起草。

項英參加起草的《京漢鐵路總工會章程草案》第二條寫明該會的宗旨是：

（一）改良生活，提高地位，謀全體工人的利益，得到共同幸福；

（二）聯(lián)絡感情，實行互助，化除地域界限，排解工人互相的爭端；

（三）增進知識，喚起工人的階級自覺；

（四）聯(lián)絡全國各鐵路工人，組織全國鐵路總工會，并與全國各業(yè)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的關系。

這個章程表明了工會的政治主張，它是為全體工人謀利益的，是要與全國各業(yè)工人以至全世界的工人聯(lián)合起來、團結(jié)起來，因而得到廣大鐵路工人的擁護。

1月中旬，京漢鐵路總工會的招牌已在鄭州花地崗玉慶里4號總工會籌備委員會掛出。1月下旬，總工會已經(jīng)開始辦公，各工會代表來鄭州參加典禮的來回免票已由路局發(fā)出，代表住地在鄭州市中心的五洲、福昌、第一賓館等旅舍，成立大會會場布置在鄭州市中心區(qū)的一個戲園——普樂園里。一切都安排就緒，工人們歡天喜地，只等開會這一天的到來了。然而，這一天卻成了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京漢鐵路3萬多工人同反動統(tǒng)治階級激戰(zhàn)的開始。

京漢鐵路管理局局長趙繼賢表面上同意成立總工會，幾天前，他還派人給總工會送來了錦旗，表示支持。但是，他的頂頭上司是北洋軍閥政府直魯豫三省巡閱使吳佩孚，吳佩孚的后臺老板是英帝國主義。英帝國主義當時在中國的勢力范圍主要是在長江流域一帶。英國人得知京漢鐵路工人要成立總工會，嚇得不得了，立即指使吳佩孚，要他千方百計設法阻止。

吳佩孚視京漢鐵路為其命脈，主要是因為這條鐵路的路款收入是其軍費的大來源。從1920年到1922年年底，吳佩孚從京漢鐵路就截取路款合上等白銀680萬兩，從而為他擴軍備戰(zhàn)，一舉取得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的勝利創(chuàng)造了條件。吳佩孚不僅以“保護勞工”欺騙工人，還采取多種虛偽手段籠絡工人。直奉戰(zhàn)爭后，他向京漢鐵路北段工人頒發(fā)肖像獎章，延見工人代表并贈送川資等，都是企圖以此抵消中國共產(chǎn)黨在京漢鐵路工人中日益增長的影響，驅(qū)使工人俯首為其軍閥混戰(zhàn)的目的服務。但是，京漢鐵路工人并不受他的欺騙，仍然按照黨發(fā)展工人運動的既定方針，大力進行京漢鐵路總工會的籌建工作。

第二次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會議后，根據(jù)公開舉行總工會成立大會的決定，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處曾派高斌等人赴洛陽向吳佩孚通報，說明總工會是根據(jù)約法規(guī)定人民有集會結(jié)社的自由而組織的。當時吳佩孚并沒有提出反對意見，仍然裝出一副偽善面孔。可是，當1922年8月長辛店鐵路工人取得8月罷工的勝利以后，僅為工人增加工資一項，使吳佩孚在京漢鐵路的收入每月?lián)p失6萬元（長辛店工人罷工勝利的條件是，每人每月增加工資3元，京漢鐵路全路工人約2萬人，路局每月要多開支6萬元）、每年損失72萬元，因此他反對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是很自然的。當他得知京漢鐵路總工會將在鄭州舉行成立大會時，大為震驚。

京漢鐵路工人成立總工會的行動使軍閥吳佩孚及其爪牙趙繼賢和馮沄既害怕又著急。趙繼賢和馮沄玩弄兩面派的手法，一方面表面上答應了成立總工會的要求，另一方面由馮沄親赴洛陽，向坐鎮(zhèn)該處的吳佩孚口頭密報鄭州事態(tài)，還由趙繼賢起草了一份危言聳聽、造謠陷害的密電，懇求吳佩孚出面禁止在鄭州舉行總工會成立大會。趙繼賢在這封電報中，竭盡顛倒黑白、煽風點火和出謀獻策之能事。電文內(nèi)容是：

據(jù)報2月1日。本路全體工人將在鄭州開成立大會，各路與會者甚多。以未經(jīng)地方官廳許可集會，竟敢明目張膽、聚眾招搖，不特影響所及。隱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荒謬絕倫，將來群起效尤，愈演愈烈。蚩蚩愚氓，必將誤蹈法網(wǎng)而不自知。瞻顧前途，杞憂無極，務祈麾下迅飭預為防范，切實監(jiān)視。本路幸甚，地方幸甚。

1月28日，吳佩孚電令駐鄭州的第十四師師長兼警備司令靳云鶚，要他對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預為防范，設法制止”。鄭州警察局局長黃殿辰拿著吳佩孚給靳云鶚的電報，到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委會聲稱，“吳大帥有命令，禁止在鄭州開總工會成立大會”。項英和籌委會成員非常氣憤，跟黃殿辰據(jù)理力爭，表示大會仍按計劃進行。

1月30日，吳佩孚從洛陽來電，要總工會籌委會派人去談判。籌委會立即派楊德甫、史文彬、凌楚藩、李震瀛、李煥章五名代表前去洛陽。項英等留在鄭州繼續(xù)為召開成立大會做準備。

五位代表從鄭州到達洛陽后，吳佩孚很快就接見了。他盛氣凌人地說：“京漢鐵路的員工，都是我的部屬，難道你們不知道我一向是視部屬如子弟的嗎？只要對你們有好處的事，我哪一樣不同意呢？現(xiàn)在是民氣太囂張了，北京的學生打了教育部，據(jù)報還有人要推翻黎大總統(tǒng)。我是軍人，我有保衛(wèi)國家、維持治安的責任，我不準在我的地區(qū)內(nèi)有任何騷亂，你們把各處的人都邀集到鄭州開會，你們能保證這些人中沒有壞人嗎？我已下了命令不準開會，我還能夠收回成命嗎？軍令如山，你們不知道嗎？我準許你們成立工會，但就是不準你們開什么成立大會，免得動搖人心，招致叛亂?！?/p>

代表們以吳佩孚過去提倡的“約法”“主張”和他爭論，吳佩孚冷笑說：“這些道理我還不知道嗎？你們不能不顧及我的威信，我的話已經(jīng)說盡了，你們?nèi)粽f一定非開會不可的話，那我可就沒有辦法了?！闭f完，冷笑數(shù)聲，起身走了。

1月31日晚，代表們從洛陽返回鄭州，立即召集籌備會負責人開會，楊德甫等向大家報告了同吳佩孚談判的經(jīng)過和吳佩孚準備武力鎮(zhèn)壓工運的信息。怎么辦？是堅持按期開會，還是屈從于吳佩孚的壓力？大家展開討論，商議對策。

楊德甫認為，吳佩孚在群眾的壓力下，不得不承認京漢鐵路工人成立工會。工會既然是合法的，工會成立大會的召開就不能不是合法的。不過，為了息事寧人，敷衍吳佩孚，照顧他的面子，成立大會的方式可以改變，項目少一點、時間短一點，早開早散，盡可能避免同軍警沖突。

以凌楚藩為主的一部分人持另一種意見。他們說：“吳佩孚既準我們成立工會，又不準我們開總工會成立大會，這是自相矛盾。會期已經(jīng)到了，交涉還沒有辦好，我們可以改期開會，或是暫緩一兩天，再派人與吳佩孚交涉。”

項英對上面兩種看法都不同意。他說：

這兩種看法，表面上好像有道理，但實際上，都未能識破吳佩孚的假面具，對他抱有希望。

他認為：

我們不能讓步，因為會期已經(jīng)向全國公布，如果改變會期，必將損害工會的聲譽，挫傷工人的積極性。因此，會議應如期舉行。

項英還大聲疾呼：

我以為今天是考驗我們決心和力量的時候了。如果我們有決心、有力量，工會的招牌已掛出了很久，事實上已成立了，根據(jù)既定事實，來開成立大會，還有什么可說呢？！誰說一個“不”字，誰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就同他干。

最后他熱淚盈眶地說：

如果不這樣，我們就把工會的招牌摘下來，大家散攤，不就完了嗎？

大家久積在內(nèi)心的受壓迫的痛苦頓時化為怒火，群情激昂，一致同意項英的意見，仍按預定計劃，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如期舉行。

舉行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的喜訊傳出后，全路工人歡欣鼓舞，都認為這是關系到工人前途命運的大事。在各地分工會的領導下，廣大工人按照《京漢鐵路總工會章程草案》的規(guī)定，積極投入到推選出席總工會成立大會代表的活動中。他們懷著喜悅的心情，對大會寄予了深切的期望。

總工會成立大會采取合法的公開方式進行。由楊德甫、凌楚藩、李震瀛和項英等組成總工會成立大會的辦事小組，全面展開了會前各項準備工作。首先向當?shù)卣丸F路當局呈報立案，并向中國勞動組合書記總部及有關分部、各鐵路與各地有關社會團體、新聞單位及學生組織等發(fā)出請柬，邀請代表參加總工會成立盛典。為了避免通知疏漏，又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漢和廣州等地報紙上，登載《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處啟事》，向社會各界通告京漢鐵路總工會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鄭州舉行成立大會。

會議所在地鄭州呈現(xiàn)出一派節(jié)日氣氛。在鄭州分工會委員長高斌的領導下，分別成立了會務組、生活組、宣傳組和糾察隊，擔負起總工會成立大會的會務和接待工作。鄭州的五洲大旅館、大金臺、萬年春、福昌旅館和第一賓館都被租賃下來，作為與會代表和來賓的下榻處所，還向三個飯莊包定伙食，為代表們提供進膳場所。為便于工人列席聽講，把鄭州最大的戲園——普樂園借下，作為總工會成立大會的會址，門前扎起松柏牌樓，內(nèi)部也裝飾一新。鄭州車站也搭起了松柏彩門，歡迎代表與來賓光臨大會。此外，還組織工人與家屬扎制燈籠，為總工會成立當晚舉行提燈會做好準備。全市一片喜慶歡騰景象。

1923年2月1日早晨，參加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的代表和各地來賓，都早早地起了床，準備吃過飯就去參加大會。也就在此時，吳佩孚駐鄭州市第十四師和鄭州警察部隊，已實行全城緊急戒嚴。項英在1932年2月3日的《“二七”事略》一文中寫道：

路上布滿軍警，特別是到會場一條大馬路，有千余武裝軍隊，梯子形橫列在馬路上約半里之長，妄圖阻攔工人去參加會議。

項英看到這種情景，堅定地認為，會議必須開，決不能為武力所屈服。

上午8時，各地代表在五洲大旅館門前集合，手持紅旗，各社會團體來賓攜帶贈給大會的匾額，以軍樂隊為先導，整隊向普樂園戲園進發(fā)。項英作為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委會總干事，在隊伍前面指揮著，同時帶領大家高呼口號：

勞工神圣！

爭集會結(jié)社自由！

工人們聯(lián)合起來，鏟除封建軍閥，打倒帝國主義！

當隊伍行進到福壽街交叉路口時，戒嚴軍警曾舉槍試圖阻攔。但這支由代表、來賓和工人組成的隊伍是正義之師，旌旗所指，義無反顧，不為武力所屈，仍然繼續(xù)前進。當行進到德化街南，隊伍向右轉(zhuǎn)到錢塘里，徑直奔向百多米外的普樂園會場時，帶領1000多名軍警在那里警戒的黃殿辰頓時驚恐萬狀，立即下令軍警橫槍攔截。面對軍警的武力阻撓，代表們感到無比憤慨，遂由項英、李震瀛、康景星等向黃殿辰提出嚴重抗議，展開辯論。

黃殿辰依恃持槍軍警，只是一味威脅，雙方在街心相持對峙兩小時，代表和來賓更是怒不可遏。項英向黃殿辰交涉說：“我們并非開全體大會。只是向總工會送匾慶賀，這是商家百姓常有的事，難道工人就不能這樣做嗎？”黃殿辰出示吳佩孚的電報說：“吳大帥有令，禁止在這里舉行總工會成立大會。今天戒嚴，不但不準送匾慶賀，連路也不準你們走！”項英聽黃殿辰如此蠻橫肆虐，當即厲聲怒斥：

你們這些軍閥臭官僚，不去反抗列強，剿祛兵匪，反而蹂躪人民，欺壓工人，請問你們哪里還有一點正義良心？

黃殿辰理屈詞窮，立命軍警舉槍威嚇。早已憤怒難忍的康景星，解開衣襟，挺胸向前，一拍胸膛，怒聲呵斥道：“怕死鬼不闖閻羅殿，誰要動武，請朝這打！”一股浩然正氣，逼得軍警連退數(shù)步。此時施洋趨前譴責黃殿辰說：“軍閥無正義，強權無公理，替他們賣命者全是奴才和走狗！”軍警們聽得神情木呆，項英馬上振臂高呼：“不自由，毋寧死，咱們向前沖啊！”

代表和來賓齊聲應和，憤怒地向前猛沖，勢不可當。在沖突中，所有禮品均被軍警擊落在路旁，數(shù)千人組成的隊伍潮水般直奔普樂園。此時普樂園大門已被軍警落鎖，并貼上警察局的封條，工人們一擁而上，三腳兩撞把門闖開，隊伍擁進會場，又用凳石條把門頂住。當時在現(xiàn)場的中共武漢地區(qū)黨組織和工會負責人包惠僧，在1926年所寫的《二七慘案略史》中記載了當時的情況：

江岸工會總干事項德龍同志，率領數(shù)千工人，沖過了吳佩孚大軍的警戒線，從槍林刀山之中走過去，啟了會場的封條，工友群眾及各處工人代表魚貫而入者達五六千人。

這時，大批軍警將普樂園層層包圍起來。警察局長黃殿辰帶領荷槍實彈的大隊警察闖進會場。黃殿辰跑上主席臺高聲叫喊：“奉巡帥令，禁止你們開會，限你們五分鐘內(nèi)自行解散，有反抗的，軍法從事！”但是，代表和來賓們都不理會這種威脅，在“勞工萬歲！”“京漢鐵路總工會萬歲！”“勞動階級革命萬歲！”等口號聲中，大會主席緊急宣布開會。有關人員分別報告京漢鐵路總工會的宗旨、籌備經(jīng)過及與吳佩孚談判的情形，宣布京漢鐵路總工會正式成立。接著，施洋、李漢俊、包惠僧、張國燾、羅章龍等相繼致詞祝賀。會議選舉楊德甫為總工會委員長，凌楚藩、史文彬為副委員長，項英為總干事。整個會場群情激昂，奏樂歡呼，聲如雷鳴。包惠僧在回憶錄中說：

軍警雖然裝出箭上弦刀出鞘的樣子，究竟還不敢開槍。這說明吳佩孚當時對工會的手段著重在威脅利誘，還不敢以屠殺的手段來實行鎮(zhèn)壓。

項英為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勝利舉行而興奮不已，同時他也對反動軍警破壞大會的罪惡行徑氣憤不已。他密切注視會場內(nèi)外反動軍警的動靜，帶領工人糾察隊隨時準備戰(zhàn)斗，甚至流血犧牲。

吳佩孚得知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按時召開，氣得暴跳如雷，大罵第十四師師長靳云鶚和警察局長黃殿辰“飯桶”之后，連下三道命令：軍警占領工人所住旅店，不準工人走動交談；所有的旅店、菜館不準賣飯菜給工人吃，讓他們餓肚子離開鄭州；封閉京漢鐵路總工會，砸毀匾額、禮品，沒收文件、書報。

為了維護和爭取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當天晚上，京漢鐵路總工會召開黨團秘密緊急會議。據(jù)羅章龍回憶，出席這次決策會議的有羅章龍、史文彬、項英、許白昊、林育南、李震瀛、吳雨銘、李求實、康景星、葛樹貴等。代表們對吳佩孚的反動命令和軍警的罪惡行徑憤怒無比，他們決心斗爭到底。緊急會議作出決定：

1923年2月4日舉行全路總罷工；成立罷工委員會，楊德甫任罷工委員會委員長，凌楚藩、史文彬任副委員長，項英任總干事。

會議決定將罷工指揮部（總工會原班人馬）由鄭州移至武漢江岸。會議還根據(jù)項英的提議，研究和起草了《京漢鐵路總工會全體工人罷工宣言》，提出復工的五個最低條件：

撤革趙繼賢和馮沄，查辦黃殿辰，賠償大會損失六千元，送還一切牌匾禮物，并由鄭州地方官賠禮道歉。

《罷工宣言》還明確指出，如不達上述條件，從2月4日正午起，京漢鐵路全體工人將一律罷工。

會后，項英、史文彬分頭召集各分會代表開緊急會議，傳達總工會黨團會議精神。項英在會上反復強調(diào)：

全路要一起行動，在罷工期內(nèi)，全視總工會命令而定，我們是為爭自由作戰(zhàn)，爭人權作戰(zhàn)，只有前進，決不后退。

會后，各地代表陸續(xù)離開鄭州，項英和武漢方面的代表于當晚11時乘車南下。在列車上，項英和張國燾、包惠僧、陳潭秋、施洋等又緊張地研究了罷工事宜，并將有關事項通知了沿途各車站工會。最后項英堅定地請求：“把最困難的任務交給我吧！”

京漢鐵路總工會作出決定，在全路舉行總同盟大罷工斗爭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第一次全國工人運動高潮深入發(fā)展的必然結(jié)果，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主要階級矛盾在對立斗爭中尖銳化的標志。這次總同盟大罷工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因而必定產(chǎn)生深刻的歷史意義和深遠的政治影響。在項英、林育南和施洋等參與起草的《罷工宣言》中，公開指出軍閥吳佩孚是武力摧殘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的罪魁禍首，是“禍國殃民的軍閥”。說明這時中國工人階級已成長為民族民主革命的獨立政治力量，并且英勇地為中國人民指出了打倒封建軍閥的斗爭方向。

1923年2月3日，京漢鐵路總工會罷工委員會在江岸正式辦公，它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京漢鐵路工人罷工的指揮中心。罷工委員會總干事項英，夜以繼日地進行各項罷工的準備工作。根據(jù)總工會在鄭州召開的黨團緊急會議的決定，將工人糾察隊改組為工人糾察團和調(diào)查隊。糾察團由身材高大又會武術的羅海澄任團長、曾玉良任副團長，負責在罷工期間維持社會秩序；調(diào)查隊負責探聽消息、放哨和夜間巡邏。除此之外，他還將工人十人一組地組織起來，每組推選組長一人，如有急事，可在短時間內(nèi)將數(shù)千名工人召集起來。項英的這些做法，對罷工的順利進行起了重要的作用。

至2月4日上午8時，吳佩孚對京漢鐵路總工會罷工委員會提出的要求仍未予答復，于是京漢鐵路全線工人舉行罷工。先從鄭州開始，接著是長辛店、江岸，到中午12時，京漢鐵路全線客貨列車一律停駛，工廠一律停工。各站工人放下手里的工作，走出了車間、站臺。運行的火車，在半路上停了下來，整個京漢鐵路像一條僵死的長蛇，趴在地上不能動了。

在罷工開始舉行的同時，由項英參加起草和印制的《京漢鐵路總工會全體工人罷工宣言》《敬告旅客》《敬告本路司員》《京漢鐵路總工會緊要通告》等文告，迅速在京漢鐵路沿線各地張貼和流傳?！毒锤媛每汀返奈母嬷袑懙溃?/p>

軍閥官僚的摧殘，工人忍無可忍，工人罷工是軍閥逼出來的，希望旅客對工人的罷工給予同情，和工人一起同軍閥官僚作斗爭。

《敬告本路司員》的文告中寫道：

司員與工人，名稱雖然不同，有勞心與勞力之分，但都是受封建官僚和資本家壓迫的，要免除痛苦和壓迫，必須起來奮斗，聯(lián)合一致，打倒共同的敵人。

《京漢鐵路總工會緊要通告》在寫明罷工的原因和理由后，號召工友們要顧及光明的罷工，保全神圣的名譽，遵守秩序和規(guī)約，表現(xiàn)工人真正的精神。

這些文告，反映出項英和罷工其他領導者斗爭的堅定和領導的才能。在揭露軍閥摧殘的同時，爭取旅客的同情和支持，爭取司員和工人一起參加罷工，使罷工工人明確必須遵守的規(guī)約，因而贏得了社會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受到上海、北京、湖南、安徽等地各界人士的聲援和慰問。北京、天津、武漢、長沙、上海等地的多家報紙，對罷工起因和進展情況作出大量及時而詳盡的報道。武漢和北京的學生走上街頭，支援京漢鐵路工人的罷工斗爭。武漢的學生幫助工會印刷和散發(fā)罷工刊物。北京學生聯(lián)合會發(fā)表了《為京漢鐵路罷工言》，對工人表示了“無限的同情”，決心要盡“充分的援助”，要手挽手一致聯(lián)合起來，“爭奪我們共同需要的民權，摧倒我們共同痛惡的頑敵”。而對罷工消息最為歡欣鼓舞的是各地的工人，其中行動最快的是湖北全省工團聯(lián)合會。他們在2月4日中午即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援助京漢鐵路工人事宜。他們確定：

（一）發(fā)表宣言敦促京漢鐵路當局早日解決；

（二）聯(lián)合湖北各工團舉行示威游行；

（三）聯(lián)合全國勞動界總罷工。

這些活動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吳佩孚又急又氣，暴跳如雷，下令軍隊開進京漢鐵路各車站，包圍在江岸的京漢鐵路罷工指揮部；并指使湖北督軍蕭耀南、漢口鎮(zhèn)守使杜錫鈞、京漢鐵路管理局局長趙繼賢等，要他們一面派人到江岸罷工指揮部談判復工條件，發(fā)動和平攻勢，麻痹總工會領導人，另一方面派督軍署參謀長張厚生，指揮武裝部隊占領工廠，監(jiān)視工人的活動，強迫大智門車站賣票，還從工人家里捉去兩名火車司機，強令他們開車。負責指揮糾察團的罷工委員會總干事項英得知后，立即派糾察團率2000余名工人，包圍軍警，將兩名司機搶回。在和軍警格斗中，糾察團五名工友又被抓去，軍警以此要挾工會交出被搶回的兩名司機。工人們怒不可遏，立刻包圍了江岸附近張厚生的駐地，高呼：“還我工友！誰破壞罷工就堅決打倒誰！”張厚生躲在軍政府衙門里不敢出來，要求工會派代表去衙門里談判。項英、張濂光、羅海澄等四人被工會推舉為談判代表。當他們走進軍政府衙門時，荷槍實彈的軍警在門內(nèi)竄來跑去。項英連瞟都不瞟他們一眼，昂首闊步走了進去。談判一開始，張厚生氣急敗壞地說：“京漢鐵路乃吳大帥全軍的經(jīng)濟命脈，你膽敢唆使京漢全線2萬多名工人罷工！”

項英義正詞嚴地駁斥說：

鐵路工人日夜不停地干活，吃不飽，穿不暖，處于水深火熱之中，掙扎在死亡線上。工人要活命，不得不罷工，這是你們逼出來的，你們必須迅速答復工人的要求！

張厚生非常惱怒，他知道項英是罷工的重要領導人，就把他和另外三名代表關押起來，并以槍斃、殺頭相威脅，企圖讓項英下令復工。項英堅強不屈，毫不畏懼地回答：“頭可斷，上工命令不能下！”

張厚生扣押項英等工人談判代表的消息傳開后，罷工工人的義憤猶如火山爆發(fā)，數(shù)千名罷工工人包圍了漢口軍政府，高呼：“反對關押我們的談判代表，立即釋放我們的談判代表！”張厚生見工人人多勢眾，被迫于2月6日晨將項英等四人釋放出來。

為援助京漢鐵路工友，2月5日下午，中共武漢區(qū)委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決定由湖北全省工團聯(lián)合會發(fā)表宣言，宣告舉行總同盟大罷工。2月6日上午，陳潭秋、林育南等率領武漢各界代表和工人群眾1萬多人，組成慰問隊，攜帶大量慰問品，前往江岸慰問罷工工人。先召開慰問大會，后舉行游行示威。在慰問大會上，項英、林祥謙、施洋等發(fā)表講話，號召工人群眾義無反顧地堅持斗爭到底。在數(shù)千人組成的游行隊伍中，項英、林祥謙、施洋等人，同陳潭秋、林育南等中共武漢區(qū)委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負責人走在最前列。游行隊伍由江岸經(jīng)過租界抵華界，歷時兩小時許，沿途又加入3000多人，游行隊伍經(jīng)過之處，商民多呼“歡迎”，巡捕崗警不敢阻攔。

罷工斗爭形勢的發(fā)展，使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十分恐慌。駐北京的各帝國主義使館連忙召開會議，要求北京軍閥政府用武力干涉工人罷工。駐漢口的英國領事，召集洋資本家和湖北督軍蕭耀南的代表在租界內(nèi)開會，籌劃用武力鎮(zhèn)壓工人罷工。唯洋人馬首是瞻的吳佩孚，于1923年2月6日致電蕭耀南和京漢鐵路管理局局長趙繼賢，命令軍警在江岸、鄭州、長辛店等地同時行動，鎮(zhèn)壓罷工工人。

由于京漢鐵路總工會設在江岸，這里便成為軍閥屠殺工人的重點。張厚生用了許多詭計，企圖將總工會領袖誘騙出來，一網(wǎng)打盡。這些都被項英等工人領袖識破?？偣岢稣{(diào)停談判的先決條件11條，并要求對等負責，保證安全。

2月7日上午，武漢學生、婦女、新聞各界又有許多代表慰問江岸工人。2月7日下午2時，張厚生率大批軍警包圍江岸。先是派一警官到罷工指揮部假惺惺地說：“奉蕭督軍命令，特來請貴總工會全權代表開會談判，如得允許，張參謀長頃即可來貴會晤談，并擬穿便衣來，以示誠意；貴會所提幾項條件，均可完全承認，惟請先將全權代表名單開來?！?/p>

項英見軍警態(tài)度由蠻橫強硬變得如此和緩，感到可疑，暗想這可能是張厚生使的毒辣陰謀：以談判為名，欲將工會領袖一網(wǎng)打盡。于是項英警惕起來。他讓警官稍等片刻，自己拿起桌子上的毛筆，立即開了一張假名單交給警官。這個警官非常高興，裝模作樣地說：“請代表們5點鐘在工會里等著，我們準時來。”待警官離開罷工指揮部后，項英立即派人向陳潭秋、林育南等領導人報告軍警的新動向，要他們到工人住宅中隱蔽。項英作為總工會談判的全權代表，與其他數(shù)人在罷工指揮部等候，準備同張厚生等軍警展開面對面的談判斗爭。可是，還不到約定的時間，蕭耀南、趙繼賢、張厚生等劊子手導演的假談判真屠殺就開始了。

張厚生以為總工會重要人物已經(jīng)在工會集中，即親自指揮兩營軍隊，全副武裝，手拿繩索，分三路向工會猛撲過來，包圍總工會，強行占領了罷工指揮部。項英和工人糾察團團員同仇敵愾，赤手空拳同敵人展開了生死搏斗。敵人的機槍、步槍不停地向工人掃射，大刀、刺刀向工人又砍又刺，糾察團副團長曾玉良等32人當場犧牲在工會門前，受傷的有幾百人，還有大批工人被捕。曾和林祥謙打過交道的一名警官，發(fā)現(xiàn)林祥謙在被捕工人之中，就將他拉出來，要他下令復工。共產(chǎn)黨員林祥謙英勇不屈，拒不答應。敵人就把他和幾個火車司機一起綁到江岸車站，林祥謙被綁在月臺一根電線桿上。在斗爭的嚴峻時刻，項英率領工人糾察團約百余人，沖進了車站。當他們快撲到林祥謙的身邊時，站在車站指揮的軍官一聲吆喝，軍隊再度發(fā)出沖鋒的號音，一時槍聲四起，彈如雨下，整個劉家廟立刻變成了戰(zhàn)場，槍聲、喊殺聲、喊打聲、婦孺哭泣聲，混作一團。綁在電線桿上的13名工人，除林祥謙是被亂刀砍死外，其余的人都被亂槍打死在江岸車站的血泊中。反動軍閥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當天晚上，敵人又逮捕了施洋，2月15日將他槍殺在武昌洪山腳下。項英則冒著槍林彈雨從屠殺場中奮力沖了出來，機智地穿過敵人設置的重重關卡，來到了事先約定的秘密聯(lián)絡點。

就在二七慘案發(fā)生的當天，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二七慘案發(fā)表了告全國工人書，歷數(shù)軍閥在長辛店、江岸等地制造慘案的詳細情形，指明了工人遭受壓迫的根本原因，號召工人階級：

趕快化除地方的意見，化除行業(yè)的意見，把工人階級組成一個極大極強的團體，再聯(lián)合農(nóng)民商界學界，同心努力，打倒大家的公共敵人軍閥，建設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來代替軍閥政治。

在二七慘案發(fā)生的這天夜里，項英在漢口法租界長清里熊晉槐家中，出席了包括有張國燾、林育南、楊德甫、陳天等參加的緊急會議。這次會議認真分析了形勢，討論應該采取的步驟。

張國燾在會上首先提出，為了保存實力，以圖再舉，現(xiàn)在應該退卻，迅速下令復工。會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項英和在場的多數(shù)人都堅決反對立即復工，認為應堅持繼續(xù)罷工，直到取得勝利為止。他無法壓抑心中的憤慨，當面批評張國燾領導不當，說罷工既然不能抵抗武力壓迫，那又為何發(fā)動罷工？如今，在武力壓迫之下，又為何屈服？張國燾看到繼續(xù)討論下去無法統(tǒng)一思想，便以中共中央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全權代表的名義，下令立即復工。張國燾還談到他對吳佩孚的殘暴本質(zhì)沒有充分估計到，因而事先沒有詳細研究對付武力壓迫的辦法，現(xiàn)在要以最快的速度，告訴罷工工人一律復工。項英和其他原來持反對復工意見的多數(shù)人，見是黨中央的決定，只好按照組織原則，表示服從。會后，他們便按照分工，分頭迅速傳達撤銷原有罷工命令，要求工人立即忍痛復工。2月9日，項英等人以京漢鐵路總工會和湖北全省工團聯(lián)合會名義發(fā)出復工命令，勸工人忍痛復工，準備再舉。命令說：

我們的敵人既用這樣大的壓力對付我們，我們?nèi)w工友為保全元氣以圖報復起見，只好暫時忍痛復工。本會深知昨日各業(yè)工友因敵人襲擊，痛哭流淚者不知凡幾，切齒痛恨者不知凡幾，憤不欲生者不知凡幾，但本會極希望我親愛的工友鎮(zhèn)靜忍痛，不因此灰心，不因此出廠，須知吾人此時唯有忍痛在廠工作，才有報仇之日。殺吾工界領袖林祥謙之仇誓死必報，言論出版結(jié)社罷工之自由誓死必爭，軍閥官僚中外資本誓死必打倒，唯其如此，所以我們?nèi)掏磸凸?，才有以后的種種辦法。

這次大罷工以慘案而告終，使中國工人運動遭受沉重挫折。全國各地的工會組織，除廣州、安源等少數(shù)地方還可以公開活動外，大都被迫停止活動或轉(zhuǎn)入地下，工人運動被迫暫時轉(zhuǎn)入低潮。但是，烈士的鮮血是不會白流的，偉大的革命運動所播下的火種，將永遠激勵和鼓舞中國工人階級繼續(xù)斗爭下去。

在這場生死大搏斗中，項英死里逃生。他在反動軍隊亂槍射擊時，潛伏在長江邊上，直到夜晚才搭一只小船到漢口法租界長清里熊晉槐的家中。并在這里建立了京漢鐵路總工會聯(lián)絡處，與林育南、許白昊等調(diào)查工人死難情況，成立濟難會，進行善后工作，秘密恢復工會組織，整頓工人隊伍。京漢線的武漢、鄭州、長辛店等地均成立了二七慘案善后委員會，項英和羅章龍負責這項工作。他們組織積極分子，把救濟款挨家挨戶送到死傷者家屬手中，使得家屬得到了慰藉。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許多工人冒著生命危險，大家攤錢掩埋受害者的尸體。林祥謙烈士的尸體在江岸車站，敵人不準收尸，項英指揮積極分子冒著生命危險，轉(zhuǎn)移了他的尸體。施洋烈士遇害后，地下黨組織力量，將他的尸體掩埋在武昌江邊的一座小廟附近，以后移葬在洪山山頭。

項英將第三國際號召各國共產(chǎn)黨和各國赤色工會募集來的經(jīng)費，主要用在救濟死難工人的家屬與維持失業(yè)工人的生活上，他力求每一位受難工友的家屬得到生活照顧，他將海內(nèi)外對工友的捐贈一一送到死難烈士家屬手上。在有一次看到一位工友特別困難時，他與許白昊甚至當?shù)袅俗约旱囊路磉M行救濟。為了更好地進行二七慘案的善后工作，聯(lián)絡失散的工友，中共漢口地委在日租界開了一個洗衣店，原江岸分工會庶務干事周元任店主，項英負責領導。項英等以洗衣店為掩護，救濟二七死難者家屬和失業(yè)工人，營救被捕工友和工會干部，將失散的工人骨干隊伍盡快組織起來，逐漸秘密恢復了工會組織。京漢鐵路沿線各主站的工會組織雖然遭到了巨大的破壞，但許多工運領袖仍然在秘密開展活動，串聯(lián)失散的工人繼續(xù)斗爭，為恢復工會組織積極創(chuàng)造條件。

二七慘案發(fā)生半個多月后，北京政府眾議院議員胡鄂公、彭養(yǎng)光等五人，為吳佩孚、蕭耀南屠殺工人事件對其提出彈劾議案。1923年2月下旬，項英按黨的安排來到北京，代表京漢鐵路死難工人到參眾兩院請愿。當時，這些國會議員大多是清談家，對于二七慘案的事實并不了解，有的說“傳聞總是言過其實”，有的說“吳大帥保護勞工，說殺人恐怕有詐”。提案人胡鄂公越聽越生氣，憤然站起，激動地說道：

諸公出言蹊蹺，莫非懷疑提案有假？鄙人等卷中所述，是一個從血尸中爬出的青年講的。諸公不信，這人就在外面，可以叫他到會報告詳情！

經(jīng)過爭辯以后，議員們終于同意門外的青年進來作報告。這位青年，就是項英。

作為中國有國會以來第一位到國會作報告的普通百姓，項英一進國會，便使議員們大為震驚。項英用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在眾議院作了二七工潮的報告，推動議員提出對軍閥蕭耀南、反動工頭趙繼賢的彈劾案。雖然這樣的彈劾案最終不了了之，但項英在國會的報告，揭露了吳佩孚屠殺工人的殘暴行徑，讓世人了解到了二七大罷工的真相，也從政治上為工人爭取了權利。

反動軍警鑒于項英等人仍在活動，于3月23日發(fā)出通緝令，通緝項英、林育南、許白昊等17名工人領袖。項英冒著被捕犧牲的危險，仍頑強地堅持工作，直到黨組織通知他轉(zhuǎn)移。

項英先是轉(zhuǎn)移到長沙，然后秘密轉(zhuǎn)移到上海。

在長沙，項英見到了毛澤東。在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前夕，時任湖南全省工團聯(lián)合會總干事的毛澤東，就曾經(jīng)寫信給項英。信中說：

當前工人運動轟轟烈烈，作為領導人要看到工人的英勇斗爭精神，同時，策略要慎重，要預防敵人的鎮(zhèn)壓。

二七慘案后，毛澤東領導湖南全省工團聯(lián)合會組織援助京漢鐵路委員會，連續(xù)四次通電，嚴厲譴責吳佩孚是“人類之公敵”“萬世之罪人”，呼吁全國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聯(lián)合起來，“通申共憤，鳴鼓而攻”。項英這時與毛澤東見面，進行了長談。他們分析了當前的形勢，檢討了二七罷工的經(jīng)驗教訓。

隨后，項英離開長沙奔赴上海。在上海，他與林育南立即成立了京漢鐵路總工會和湖北全省工團聯(lián)合會駐滬辦事處，揭露軍閥殘殺工人的真相，聯(lián)合全國各界同胞繼續(xù)同軍閥作斗爭。項英與林育南還主持編寫了《二七工仇》，該書詳細地記述了二七大罷工的英雄史實，輯錄了罷工的各種文告和照片，謳歌了二七烈士的崇高革命氣節(jié)，揭露了反動軍閥的滔天罪行，鼓勵工人階級牢記血海深仇，把反帝反封建軍閥的斗爭進行到底。

1923年6月12日，中國共產(chǎn)黨在廣州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項英和來自全國各地的30多名代表，代表當時全黨420名黨員出席了這次代表大會。項英向大會報告了二七大罷工的經(jīng)過和經(jīng)驗教訓。多數(shù)代表贊同項英的看法，認為二七大罷工雖然遭受到一些損失，但意義深遠而重大。共產(chǎn)國際來信亦稱：

確實說，你們的行動，是已經(jīng)走到世界無產(chǎn)階級的行列里了！

在那場斗爭中始終戰(zhàn)斗在第一線的年僅25歲的項英，第一次當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

1923年6月，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結(jié)束后，首次當選為中共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的項英，根據(jù)黨中央的指示，秘密潛回武漢，繼續(xù)領導工人運動。這時的工運工作，比二七大罷工前要困難得多。二七大罷工前，吳佩孚為籠絡人心，曾發(fā)表過“勞動立法，保護勞工”的通電，工人運動處于合法的地位；二七慘案后，吳佩孚撕去了假面具，公開投靠帝國主義，實行屠殺政策，嚴禁工人集會、結(jié)社。二七大罷工前，武漢有一批堅強的工人骨干和健全的各級工會組織，工人群眾的革命積極性高漲；二七大罷工后，工人骨干大多犧牲，各級工會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工人運動處于低潮。面對這些困難，項英沒有卻步，他運用在武漢人地兩熟的有利條件，深入工棚和工人居住區(qū)，耐心地做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很快地點燃起工人們胸中的革命烈火，把一部分基層工會恢復起來。

在上海工人運動中

1923年京漢鐵路工人二七斗爭失敗后，全國工運形勢從高潮轉(zhuǎn)入低潮。上海工人的罷工高潮則早于此，在1922年11月即行退潮，隨后轉(zhuǎn)入消沉。當時中共上海地委認識到，出現(xiàn)這種狀況，是由于工運工作“沒有鉆到里面去只立在工人群眾外面的，所以做幾次，失敗幾次”。直至1924年春，全市僅有工人黨員八名，實難開展活動。這種情況顯然與上海作為一個擁有數(shù)十萬產(chǎn)業(yè)工人的大城市身份極不相稱。

1924年春，中共武漢黨組織和工會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許白昊、劉伯垂、楊德甫等七人被捕，項英、林育南、李漢俊、李書渠等被通緝，原武漢區(qū)委書記李立三和區(qū)委委員項英雖然脫險，但在武漢一時難以繼續(xù)工作。黨組織根據(jù)當時實際情況和工作需要，調(diào)他們到上海工作。項英擔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李立三任中共上海地委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在具體分工上，李立三重點負責滬東楊樹浦地區(qū)，項英負責滬西小沙渡（今西康路）地區(qū)。

當時日本在上海開辦的15個內(nèi)外棉紗廠，有11個在小沙渡。日本廠主對中國工人的剝削和壓迫非常殘酷。工人每天工作12小時，工資只有一角至兩角，當時次等米每石十元左右，賣命一個月還換不來一石米。資本家和工頭經(jīng)常毆打工人，“賤種”“亡國奴”是他們?nèi)枇R中國工人的口頭禪。為了防止工人反抗，廠方不許工人讀書識字，禁止工人在車間內(nèi)交談。1922年后，日本紗廠開始用養(yǎng)成工取代成年男工。養(yǎng)成工是廠方從鄉(xiāng)下招來的女孩子，在進廠后三至六個月的養(yǎng)成期內(nèi)，白干活不拿錢，幾乎沒有人身自由。日商紗廠殘酷虐待中國工人，首推內(nèi)外棉紗廠，手段極為殘忍，主要有：

（一）工人上工須于每晨5時3刻以前到場，倘有延遲，即不允入內(nèi)，停止一日間之工作，每日工作12小時，稍一停息，即克扣工資。

（二）不放工人出廠午餐，工人均攜帶冷飯入廠，以開水泡食，但日資本家絕不以開水供給，工人十之八九均因此生病，甚至致死。

（三）任意調(diào)戲女工，稍有反抗即令其停工。

（四）工人初來時，常許以高價之工資，待來廠日久，即減去原定額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五）工人誤傷機器，不問理由即遭毒打，至氣息僅存。

（六）工人大小便亦加以限制。每日給以牌照，每紗間僅一木牌，數(shù)百人輪流使用，以致竟有日欲小便一次猶不可得者。

（七）為謀巨利，工作較老之工人常無理開除，易以新童工或女工。

具有豐富工運工作經(jīng)驗的項英，深知中國工人由于受日本資本家和監(jiān)工的殘酷壓迫與剝削，容易激發(fā)起斗爭熱情，因而他把工作的重點，選擇在小沙渡的11個日本內(nèi)外棉紗廠里。

他經(jīng)常和工人們促膝談心，向他們問貧問苦，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揭露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幫助他們提高覺悟。項英曾當過多年的紡織工人，他了解紡織工人的苦難，跟紡織工人有深厚的階級感情。他那平實的語言、淺顯的道理常常能引起工人們的共鳴?！八脑挾寄芎凸と说乃枷胂嘟佑|的，因而他講的種種痛苦都是工人親身經(jīng)歷過的，如工錢少、時間長、受打挨罵、無故開除，等等”。由于彼此間談得很投機，項英和工人們很快就熟悉起來。不久，他結(jié)識了姜維新、王瑞安等幾個工人積極分子，并經(jīng)常和他們保持聯(lián)系。在項英的鼓勵下，姜、王等人以結(jié)拜兄弟的形式，把一批工人團結(jié)在周圍，組織了工會，原來廠里一些工賊和流氓拼湊的工會很快失去群眾的信任。

這段時間，項英還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所辦的滬西工人補習學校中擔任教師，親自對聽課工人進行較為系統(tǒng)的文化和階級教育。講課之間，他常常滿懷激情地介紹十月革命后蘇聯(lián)勞工當家做主以及二七大罷工中工人英勇斗爭的情況，給工人們以很大的鼓舞。項英還讓大家討論：是資本家養(yǎng)活工人還是工人養(yǎng)活資本家？以此揭露資本家對工人的殘酷剝削，幫助工人提高政治覺悟。當工人得知“項先生”原先也是紡織工人時，對項英更加信任和崇敬了。

1924年夏，項英和李立三、鄧中夏研究決定，在滬西工人補習學校的基礎上，成立滬西工友俱樂部，以加強黨對產(chǎn)業(yè)工人的影響，進一步團結(jié)和組織工人，準備斗爭。在武漢曾組建過著名的江岸工人俱樂部的項英，義不容辭地擔負起籌建之責。經(jīng)他布置，嵇直、孫良惠、徐瑋、劉貫之等分頭進行準備，項英自己則親自在工人中宣傳建立俱樂部的好處，鼓勵工人踴躍參加。他告訴工人，“應該組織一個俱樂部，便于工人讀書，交換知識，聯(lián)絡感情，提高文化，使工人認識剝削，認識壓迫”。項英等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檳榔路（今安遠路）拐角上租得新建平房三間，兩間準備作教室，一間作文娛室，門前的空地作為活動場地。項英還以教員的名義向社會募錢，用它買了一些必需的桌凳和文娛用具。一切就緒后，在9月1日舉行俱樂部成立大會，與會的有30多人，制定了草章，項英當選為俱樂部委員會主任，孫良惠為副主任，嵇直為秘書（不久由劉華接任），劉貫之等為干事。這是中國共產(chǎn)黨以公開合法的形式，在上海紡織工人中建立起來的第一個重要工人團體。要求是：參加俱樂部的部員，要有兩個人介紹。部員保密，不得對外公開。當選委員的有劉華、顧秀、李瑞清、劉貫之等。項英在會上作了講演并當即寫下“聯(lián)絡感情，交換知識，互相扶助，共謀幸福”16個大字，張貼在中堂上作為俱樂部公認的宗旨。

滬西工友俱樂部成立后，積極采用多種形式在工人中開展活動，其基本方針是通過宣傳來組織工人。俱樂部最初只開辦識字班和補習班，通過學文化的方式對工人進行階級教育。項英和鄧中夏、劉華、蔡和森、惲代英、楊之華等經(jīng)常到俱樂部教書、演講，利用各種機會向工人們深入淺出地宣傳革命真理。由于工人入學一律不收學費，再加之教員通俗生動的講解，后來慕名前來聽課的工人越來越多。盡管按一小時一班分成幾個班，教員忙得應接不暇，但仍不能滿足需求。面對工友們求知的急切心理，項英決定改變宣傳方法，一方面繼續(xù)識字班和補習班的工作，另一方面開辦講演會、游藝會。講演會可以在露天舉行，容納的人多，因而效果也比識字班好得多。由于宣傳工作做得出色，組織工作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至1924年年底，有19個紗廠建立了俱樂部的秘密組織，會員近2000人。

項英在舉辦工友俱樂部的過程中，非常重視在工人中建立黨的組織。上海當時有共產(chǎn)黨員不足百人，工人中的共產(chǎn)黨員人數(shù)就更少。幾年來的斗爭實踐使項英明確認識到，沒有共產(chǎn)黨去團結(jié)發(fā)動工人，斗爭是很難展開的，即使開展了也很難堅持發(fā)展下去。因此，項英非常重視對俱樂部活動中積極分子的培養(yǎng)，他向他們講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經(jīng)驗，講團結(jié)工人、組織工人的辦法，啟發(fā)他們認清只有團結(jié)起來、堅持斗爭才有出路，才能取得勝利的道理。

在工人俱樂部內(nèi)，項英直接負責工人骨干的培養(yǎng)工作。他經(jīng)常分批分組地集合骨干分子談話、開會，耐心教育，努力提高他們的理論水平和活動能力，有些人后來被發(fā)展成為共產(chǎn)黨員和共青團員。這樣，一支堅強的工人階級的骨干隊伍便在滬西迅速形成了，其中顧正紅、陶靜軒、孔燕南、郭塵俠、李振西、韓阿四、王有福等，“是上海產(chǎn)業(yè)工人中第一批共產(chǎn)黨員，他們后來都成為上海工人運動的中堅分子”。俱樂部成立三個月，在工人中深入進行發(fā)動和組織工作，積極分子隊伍不斷擴大，成員發(fā)展到七八十人，參加俱樂部活動的總?cè)藬?shù)近2000人，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共產(chǎn)黨和青年團組織。

1925年1月，項英在上海參加了中國共產(chǎn)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并再次當選為中央執(zhí)委。四大的決議明確指出：

工人階級必須積極參加民族革命運動，并且要在其中取得領導地位。

根據(jù)這一精神，項英和劉華等人認真研究了俱樂部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1925年2月2日，內(nèi)外棉八廠夜班工人已勞動了11個多小時，又餓又困。粗紗間一位12歲女工支持不住，靠在車上打瞌睡。日本領班闖進車間，抬腳對她猛踢，她被踢倒在地上直呻吟。男工們見狀憤憤不平，群起指責日本領班，廠方竟貼出布告將粗紗間夜班的50名男工全部開除。工人被激怒了，粗紗間日班男工首先罷工，表示堅決與夜班工友同進退。

當時項英剛參加完中國共產(chǎn)黨在上海召開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向黨中央作了匯報。黨中央決定因勢利導，組織工人舉行罷工斗爭，回擊日本資本家虐待中國工人的殘暴行徑。黨中央對這次罷工十分重視，決定成立罷工委員會來領導罷工斗爭，主要成員有李立三、鄧中夏、項英、劉華、楊之華等。

由于這次罷工是以滬西工友俱樂部的名義出面組織的，所以罷工前的大量宣傳和組織工作都落到項英身上。黨中央作出決定后，項英立即回到滬西，召集日商紗廠工人骨干開會，具體研究和部署罷工事宜。上海老工人蔣自強、許維之在回憶錄《項英同志與上海二月罷工》中說：

那時，項英同志忙得日夜不停，冒著風雪和同志們一起四處尋找罷工工人集合的合適場所；他深入到工廠工人中進行宣傳鼓動和周密部署罷工；他反復和工人骨干一起商討向日本資本家提出的各項條件……

為了組織罷工，項英把全部身心都撲了上去。

俱樂部為避開帝國主義的直接鎮(zhèn)壓，從公共租界遷到浜北潭子灣領導罷工。1925年2月4日，各廠罷工條件基本成熟，遂以俱樂部名義向日本資本家提出六項條件：

（一）不準打人；

（二）按照每人工錢加給十分之一，不得無故克扣；

（三）恢復八廠被開除之工友；

（四）兩星期發(fā)一次工資，不得延期；

（五）罷工期間的工錢廠方照常發(fā)給；

（六）不得無故開除工人。

在項英等人的熱情鼓勵下，工人們精神振奮，斗志昂揚，恨不得立即罷工，同日本資本家斗爭到底。項英勸說工人們?nèi)棠偷?月9日下午再舉行罷工。因為他考慮到：小沙渡地區(qū)的各個日本紗廠都是每月8日和9日這兩天發(fā)工資，當時工人生活很苦，都靠微薄的工資來維持生活；如果領不到工資，全家老小的生活就沒有著落，罷工就無法進行，即使罷了工，也難以堅持下去。

1925年2月9日下午4時，雪后初晴，日商內(nèi)外棉五、七、八、十二廠的萬余名工人，懷著對日本資本家的強烈憤恨，在交接班時，趁日本資本家毫無準備的時候，在一片“搖班呀”“搖班啦”的喊聲中，紛紛關閉機器，涌出廠門。工友們一面跑著一面高呼“不準東洋老板打人”“不準東洋老板無故開除工人”的口號，到潭子灣滬西工友俱樂部前的空地上集會，宣布實行同盟總罷工。項英與鄧中夏、李立三等人也親臨第一線指揮斗爭。

“反對東洋人打人”的白布大旗懸掛在會場中央，這個口號喊出了廣大工人長期積壓在內(nèi)心的痛苦和反抗精神，成為二月罷工的嘹亮號角。

劉華宣布罷工大會開始，接著項英代表滬西工友俱樂部講話。他那激昂慷慨有力的聲音，贏得了全場近萬名工人的熱烈掌聲和歡呼聲。

李立三、鄧中夏等也先后發(fā)表了講話。會上，根據(jù)黨中央的指示，并經(jīng)過俱樂部骨干的醞釀，宣布內(nèi)外棉紗廠工會正式成立，由劉華任委員長。劉華宣布：“日紗廠工人總同盟罷工開始！”“擁護工會！”“聽工會的命令！”“我們要同東洋老板斗爭到底！”的口號一陣陣此起彼伏，如聲聲春雷，震動著滬西大地。到2月12日，內(nèi)外棉11個廠1.5萬名工人全部參加了罷工。到2月18日，參加罷工的有22家日本紗廠，3.5萬多名工人。項英為罷工的不斷擴大和初步勝利感到高興，更為如何把罷工更進一步地引向深入，取得更大的最終的勝利而深深地思索著。他對骨干們說：

這次反帝大罷工，是對日本帝國主義勢力的沉重打擊，也是對其他帝國主義勢力的重大威懾，只有堅持斗爭，才能取得最后勝利。

這次滬西二月罷工，每天使日本內(nèi)外棉紗廠損失達25萬多元，給日商資本家以沉重打擊。日本《大阪金融》驚呼：上海二月罷工是“整個日本紡織業(yè)之生死問題”。開始，日商資本家想用金錢誘騙工人停止罷工，結(jié)果被項英等罷工領導人識破，沒有得逞。于是，日商資本家又勾結(jié)軍閥政府派軍警搜查滬西工友俱樂部，封閉一些紗廠工會，還逮捕了罷工領導人之一鄧中夏，企圖用武力脅迫工人停止罷工。面對敵人破壞罷工的嚴峻形勢，項英根據(jù)二七大罷工的經(jīng)驗，在和罷工委員會其他領導人研究后決定，在內(nèi)外棉各廠建立工人糾察隊，負責傳遞消息，維持秩序，防止壞人破壞罷工；派骨干到上海一些大學動員學生組成演講團，開展罷工的宣傳活動；深入車間、家庭，向工人宣傳團結(jié)一致、行動一致的重要性，鼓勵工人堅持斗爭，爭取勝利；向上海各學校和社會團體宣傳工人為什么要罷工，揭露洋人虐待中國工人的暴行，爭取社會各方面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并募集救濟金，以支持罷工工人取得最后勝利。

隨著上述各項工作的有效開展，各紗廠工人情緒高漲，堅持罷工；社會各界支持工人罷工斗爭的呼聲也越來越高。日本資本家擔心滬西紗廠罷工會引起全上海的反日運動，不得不請求上海總商會出面調(diào)停。3月1日，日本資本家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不許無故打人、不許無故開除工人、廠方要按照工作量增加工資”等主要條件，淞滬警察廳也被迫釋放了鄧中夏。二月罷工取得了完全的勝利。

罷工斗爭的勝利，使工人們看到了組織起來的力量，更加信賴工會、擁護工會，紛紛要求加入工會。幾天之內(nèi)，小沙渡地區(qū)的工會會員由1000人增加到6000人。

中共中央根據(jù)上海各界基層工會迅速發(fā)展的形勢，指示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籌建上海紗廠總工會。3月8日，100多名工人代表齊聚滬西工友俱樂部，討論成立紗廠總工會問題。項英、劉華出席了會議，并要求與會代表用“團結(jié)就是力量”的口號，爭取更多的工友加入工會。3月12日，李立三又在滬西工友俱樂部召開紗廠工會負責人會議，進一步討論如何加強工會組織的問題。會上，一致推選項英負責籌建上海紗廠總工會。項英發(fā)揮其組織工作的經(jīng)驗和才干，廣泛聯(lián)系各紗廠工會，使工會組織迅速擴大，到4月初，不但上海日商紗廠（浦東除外）工人全部參加了工會，上海麻紗廠、絲廠的絕大部分工人也參加了工會，會員達萬余人。

上海日商紗廠工人二月罷工，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一次大規(guī)模的反帝愛國運動，是中國民族解放歷史上光輝的一頁。它是中國工人運動從1923年二七慘案后的低潮走向復興期的重要標志。

項英領導的二月罷工的勝利，大大提高了黨在上海工人中的威信，并為爾后的五卅運動做了組織上的準備。

二月同盟罷工后，日本資本家一面被迫簽訂協(xié)議，一面通過日本駐滬領事致函淞滬警察廳，要求對工人罷工嚴加取締。1925年4月至5月，紗市清淡，日商趁機開除工人，取締工會。5月7日，上海日商紡織同業(yè)工會撕毀協(xié)議，各廠日商繼續(xù)打罵和開除工人，參加二月罷工的工人骨干幾乎全部被開除。資本家啟用新招來的女工，借以打擊工會勢力，取締工會。

5月10日，滬西紡織工會召開工會干部和罷工工人代表會議。項英、劉華認為，市場棉價高、紗價低，日商正陰謀關廠，如果大罷工，就會中圈套。要求大家采取怠工和輪流罷工的方式斗爭。第二天，內(nèi)外棉三、四、十五廠的工人暫停罷工。日本資本家見工人無條件復工，又借故大批開除工會活動分子。內(nèi)外棉各廠被開除31人。十二廠（今上棉二廠）工會推出代表與廠方交涉，廠方勾結(jié)公共租界巡捕房將代表抓走，十二廠工人以罷工反抗?？渴S供應棉紗的七廠（織布廠）工人堅持上工，加重對日本資本家的壓力，支援十二廠工人的斗爭。

5月14日，日商內(nèi)外棉十二廠的工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率先舉行罷工。日本資本家趁機將十二廠和七廠關閉。15日，七廠幾百名早班工人因廠方未通知停業(yè)，照常去上班，但工廠鐵門緊閉，并有武裝巡捕對工人進行威脅。工人們氣憤至極，撞開鐵門，一擁而進。毫無人性的日本資本家竟命令巡捕向工人開槍，打死共產(chǎn)黨員、工人顧正紅，打傷工人10多名。這一罪惡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學生和其他廣大人民群眾的無比憤慨。

顧正紅（1905—1925）

為擴大罷工斗爭的影響，動員全市廣大人民群眾參加反帝斗爭，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還決定舉行全市規(guī)模的追悼顧正紅大會。項英又四處聯(lián)絡，積極參與追悼會的籌備工作。24日，有1萬多名紗廠工人參加的追悼顧正紅大會在潭子灣舉行。公祭以后，惲代英、向警予、項英、楊之華分別向群眾發(fā)表演說，鼓勵工人群眾團結(jié)一致，堅持罷工斗爭，為烈士雪恥報仇。他們激動人心的講演極大地鼓舞了工人群眾，會場不斷爆發(fā)出“誓為顧正紅報仇”“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聲。這次空前規(guī)模的追悼大會成了進一步動員上海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誓師大會。

5月30日，上海各校學生3000多人，到租界抗議帝國主義的暴行。英國巡捕竟喪心病狂地向赤手空拳的學生開槍射擊，當場打死大學生13人，打傷數(shù)十人，制造了震驚全國的五卅慘案。上海各界群眾十分憤怒，迅速舉行以罷工、罷課、罷市為內(nèi)容的“三罷”斗爭，全國人民紛紛以各種方式支持上海人民的“三罷”斗爭，形成了全國規(guī)模的反帝愛國的五卅運動。

五卅運動爆發(fā)前，項英于5月1日至9日赴廣州參加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zhí)行委員。此后，從二次勞大到五次勞大，項英一直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zhí)行委員。

項英在二次勞大會后被調(diào)離上海重回武漢工作。正當他在武漢發(fā)動工人舉行罷工來聲援上海五卅運動時，黨中央通知他立即離開武漢，速去上海參與領導罷工斗爭。

項英到達上海后，除參與上海市總工會的領導工作外（上海市總工會委員長李立三，總務科長劉少奇），還擔任了上?？偣谒霓k事處主任的工作。

在中共上海地委的領導下，內(nèi)外棉各紗廠一致行動，開展斗爭。項英全力以赴，指導紗廠工會派代表到學校各團體中宣傳，組織數(shù)百工人到各處散發(fā)宣言、傳單。

第四辦事處設在小沙渡潭子灣地區(qū)，為了適應罷工斗爭的需要，項英在小沙渡地區(qū)很快組織起800多人的工人糾察隊，用木棒武裝起來，負責維持罷工秩序，很有威懾作用，使工人壯膽，壞人膽怯，對罷工的持續(xù)進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當時任上?？偣谒霓k事處秘書主任的張維楨，在1980年出版的回憶錄中說：

正當大家情緒高漲，斗志昂揚地堅持罷工的時候，日本資本家以重金買通了上海的青幫頭目、大流氓顧雪橋，讓顧以族長的名義，私了顧正紅被殺案，進而破壞五卅運動。項英獲悉這一情報后，立即派第四辦事處秘書主任張維楨，帶領40名糾察隊員將顧揪到第四辦事處。項英狠狠地教訓了顧雪橋一頓，讓他寫了悔過書，找了鋪保，保證不再搞出賣工人的勾當，才放他回去。這件事，對當時那些形形色色從事破壞罷工的人是一個最實際、最有力的警告，從而挫敗了帝國主義者妄圖分化瓦解工人階級隊伍的陰謀。

1925年8月20日，值五卅大罷工的收縮階段，集36個紗廠工會、12萬名會員的上海紗廠總工會正式成立，由項英出任委員長。紗廠總工會是上海市總工會領導下的人數(shù)最多、力量最強的組織。它在項英的直接主持下，步調(diào)一致地與各廠資方展開復工談判和其他一系列斗爭，并取得了相當?shù)某晒＿@一時期，由于項英在工作上足智多謀，因而享有“小諸葛”之稱。

當年8月下旬，在工人們提出的各項要求基本上得到滿足后，各業(yè)罷工工人陸續(xù)復工。從二月罷工到五卅運動，項英一直活動在基層，在第一線指揮工人斗爭。同年9月，北洋軍閥張宗昌以武力封閉了上海市總工會，通緝李立三等工會領導人。上海市總工會由公開活動轉(zhuǎn)入秘密活動，李立三被迫離開上海，項英和汪壽華（即何松林）共同擔負起了上海市總工會的領導之責。

從籌建滬西工友俱樂部到五卅運動，項英一直置身于基層工人之中，親自指導上海工人階級的斗爭。此間，他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亦取得了矚目的成就。1926年9月，項英奉調(diào)返回武漢。

在大革命洪流中

此時的武漢，正處于大革命洪流中。在北伐戰(zhàn)爭勝利進軍、兵臨武昌城下的大好形勢下，項英與林育南、李立三等奉命來到武漢開展工人運動。1926年9月17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在武漢建立了漢口辦事處，負責領導湖北、安徽、四川、河南等省的工人運動。10月21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劉少奇也來到武漢，指導湖北工人運動。在大革命的洪流中，項英與他的戰(zhàn)友們一起，為中國工人運動又建樹了新的歷史豐碑。

此時，從廣東興師的北伐軍，在株洲、長沙、汀泗橋、賀勝橋等地殲滅軍閥吳佩孚的主力以后，于9月6日占領漢陽。吳佩孚像驚弓之鳥，放棄漢口，帶著殘兵敗將向北逃跑。項英組織武漢工人到漢陽慰勞北伐軍，并組織工人迅速修復浮橋，準備好船只，迎接北伐軍。7日，北伐軍占領漢口。項英立即抓住革命形勢迅速發(fā)展的有利時機，積極進行基層黨組織和基層工會組織的恢復建立工作。

同年9月14日，即北伐軍攻占漢口后一個星期，項英和許白昊等100多個工會的代表，同北伐軍總司令部、總政治部等單位的代表一起舉行懇談會。參加懇談會的代表有400余人。會場懸掛著“工人是世界的創(chuàng)造者”“一切歸工人階級所有”等大幅標語。

項英與工會方面著重就懲辦工賊、恢復工會組織和工廠開工生產(chǎn)等方面發(fā)表了意見，北伐軍方面著重就恢復生產(chǎn)、振興經(jīng)濟、解決軍需供應等方面發(fā)表了意見。項英在會上發(fā)言時認為：

工廠長期不開工，經(jīng)濟就不會景氣，商業(yè)就無法復蘇，工人生活也就難以維持；而對破壞工人運動的工賊如不加懲辦，則不足以平民憤，基層工會組織也就難以恢復。

這次懇談會決定了三項議案：一是懲辦工賊，二是催促各工廠從速開工，三是組織湖北省總工會。其中，第一、二兩項，由北伐軍總政治部負責辦理；第三項，由各工會負責進行。懇談會還通過了《懲辦工賊》《各停工工廠定期開工》等提案。

會后不久，經(jīng)項英和工會方面的力爭，北伐軍總政治部終將向吳佩孚軍閥部隊告密導致若干工人領袖慘遭殺害的工賊郭聘帛捉拿歸案，并迅速判處其死刑，廣大工人拍手稱快。

項英之所以堅持要懲辦工賊，這涉及爭奪工會領導權的問題。像工賊郭聘帛，既有國民黨的黨籍，又為軍閥吳佩孚服務，作惡多端，對其予以嚴懲，就擴大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影響，大長了革命工會的志氣，大滅了黃色工會和反動工會的威風。

當時，北伐軍對武昌久攻不下。守武昌城的劉玉春部是北洋軍閥吳佩孚的嫡系部隊，他們憑借著堅固的城防工事及帝國主義的火力支援，負隅頑抗。他們將雨傘點燃后投向城外，將城墻附近的民居全部燒毀，還在城內(nèi)大肆捕殺共產(chǎn)黨人和革命群眾。北伐軍圍困武昌城前后達40余日。

項英到達武漢后，和黨組織、工會的其他領導人一起，把配合北伐軍作戰(zhàn)作為黨組織和工會的首要任務。項英積極尋找關系，通過他們向守城的北洋軍閥軍隊開展宣傳攻勢，曉以利害，擾亂其軍心，瓦解其斗志。在奪取武昌的戰(zhàn)斗處于相持階段時，項英組織武漢工人用各種方式支援北伐軍。湖北全省工團聯(lián)合會和武漢工人代表，組織工人在武昌的通湘門附近挖掘作戰(zhàn)坑道，配合北伐軍攻城。在項英的組織下，兵工廠的工人開展了反對吳佩孚的罷工，使軍閥軍隊缺槍少彈；鐵路工人也舉行罷工，使敵軍需運輸癱瘓，他們開辟通路，將火車車輛交給北伐軍使用。這些都對北伐軍10月10日攻克武昌，全殲守敵，基本消滅吳佩孚的反動軍隊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隨著北伐戰(zhàn)爭的勝利進行，湖北和武漢地區(qū)革命形勢的好轉(zhuǎn)，湖北全省的工人運動迅猛發(fā)展，湖北省總工會在北伐軍攻克武昌的當天即正式建立起來，由向忠發(fā)任委員長，李立三、劉少奇、項英任副委員長，許白昊任秘書長；項英還兼任總工會的中共黨團書記。他和其他領導人一起，不分晝夜地開展工作，迅速地把湖北全省的基層工會恢復與建立起來，把產(chǎn)業(yè)工人和手工業(yè)工人都組織在工會的范圍內(nèi)，全省達50萬之眾，僅在武漢地區(qū)的工會會員就有28萬，形成了強大的革命政治力量。

1926年10月，北伐軍攻克武漢，武漢各界熱烈歡迎國民革命軍的情形

北伐軍攻占武昌后，連同漢口、漢陽在內(nèi)的武漢三鎮(zhèn)，都披上了革命的新裝。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到處可見，革命的標語到處張貼，革命團體紛紛涌現(xiàn)，工人、學生經(jīng)常在街頭宣傳，商店陸續(xù)開業(yè)，工廠陸續(xù)開工，人們?yōu)楸狈サ膭倮d高采烈。為了支持北伐軍，項英和陳潭秋、許白昊、林育南、李立三等一起，動員各工廠工人迅速恢復生產(chǎn)，恢復和建立基層工會組織。盡管工作很辛苦，但項英卻有說不出的高興。項英的家就在武昌，雖然已經(jīng)闊別母親很久了，但忙碌的他卻顧不上去看望一下母親，日夜奮戰(zhàn)在最前線。

在這段時間，他首先從抓統(tǒng)一工人組織著手，為湖北省總工會的成立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項英由滬返漢時，武漢工人運動在北伐戰(zhàn)爭的推動下空前活躍，各級工會組織迅速恢復和發(fā)展。僅1926年9月上旬，已恢復的工會組織就有30多個，還建立了一批新的工會組織。為了統(tǒng)一武漢工人階級的力量，9月14日，項英與許白昊主持召開武漢各工會代表會，決議將武漢工人代表會改為武漢總工會。

隨著北伐軍的順利進軍，全國工人運動的蓬勃發(fā)展，1926年9月17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在漢口友誼街2號設立辦事處，辦事處主任為李立三，秘書長為劉少奇，項英任宣傳部長。在他們的領導下，武漢工人運動進一步高漲。9月21日，在李立三的主持下，中華全國總工會漢口辦事處和武漢總工會召集武漢各工會代表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代表94人。會議討論了工會組織原則和工會工作方針，決定成立湖北省總工會籌備委員會。

10月10日，湖北省總工會正式成立。省總工會下設武昌、漢陽、硚口三個辦事處和工人糾察隊，項英等先后任糾察隊隊長。從此，湖北工人階級有了自己公開的戰(zhàn)斗司令部。武漢工人階級的隊伍因此也進一步團結(jié)、壯大起來，不僅產(chǎn)業(yè)工人，而且自郵務、印刷、紗廠、銀行職員直到店員、手工業(yè)工人，都舉行罷工斗爭。據(jù)統(tǒng)計，1926年10月至12月，湖北省總工會指導了150個工會以上的經(jīng)濟斗爭。這些斗爭雖然以經(jīng)濟斗爭為主，但斗爭矛頭主要指向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而且斗爭的規(guī)模和革命精神都是空前的。例如，1926年11月30日開始的漢口英美煙廠工人罷工和11月20日日本人雇傭之中國工人的罷工，分別向英、日資本家提出了增加工資、改善待遇、廠方增加工人須由工會介紹、開除工人須得到工會同意等要求和條件。1926年12月6日，武漢洋務總工會還向日領事提出了要尊重中國工人的人格等要求。這些罷工斗爭均取得勝利，所提條件基本得到滿足，更促進了工會組織和工人運動的發(fā)展，到1926年12月上旬，武漢基層工會組織發(fā)展到200個以上，會員達30萬人。這些成就，自然都凝結(jié)著項英的心血。根據(jù)中共中央特別會議的決議，同年12月，項英還參加了中共湖北區(qū)委（黨的五大后改為省委）的領導工作，負責組織工作。

湖北省總工會成立后，為了適應斗爭的需要，在項英的支持下，設立了武漢工人糾察隊。項英十分重視糾察隊的組建。在組織糾察隊時，他挑選單身、做工兩年以上、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工人，在糾察隊總部下設兩個大隊和一個女生直屬隊。每個大隊下設三個小隊，小隊下設區(qū)隊。武漢工人糾察隊相當于一個團的兵力，大隊相當于連，區(qū)隊相當于排。工人糾察隊成立初期，有2000余人，隊員都拿著木棒。項英通過多方渠道，為工人糾察隊配備武器。這些武器，一部分是發(fā)動漢陽兵工廠的工人自己制造的，一部分是葉挺的二十四師提供的。糾察隊隊員多時發(fā)展到5000余人，有槍2000多支。項英還親自擔任工人糾察隊的隊長，親自指揮這支武裝，負責武漢重要地區(qū)的巡邏警戒，保衛(wèi)北伐的成果。在組建和領導工人糾察隊的過程中，葉挺給予了大力的支持，項英與葉挺的接觸也較多，結(jié)下了共同戰(zhàn)斗的友情。

為了培養(yǎng)工人糾察隊骨干，在項英的支持下，湖北省總工會工人糾察隊訓練班在漢口血花世界舉行開學典禮。項英還親自召集糾察隊各級隊長聯(lián)席會議，布置糾察隊防線等問題。

武漢工人糾察隊成立后，在漢口、武昌、漢陽等地和一些工廠的青少年中建立了勞動童子團。為了適應形勢發(fā)展的需要，湖北省總工會決定成立勞動童子團總隊，統(tǒng)一領導全市的基層勞動童子團組織。1927年2月，湖北省總工會勞動童子團總隊在省總工會院內(nèi)召開成立大會。項英還到會祝賀并講了話。為了鞏固童子團的組織，提高童子團干部的階級覺悟，省總工會舉辦了童子團訓練班，項英也親自為訓練班講課。勞動童子團員穿黃色軍式制服，脖子上圍著鮮紅的布巾，執(zhí)行任務時手里拿著木棒，和糾察隊的隊員們，為維護社會治安、逮捕工賊、支持革命等各方面做出了貢獻。

工人運動的蓬勃發(fā)展，迫切需要大批工會干部。劉少奇、李立三、林育南、項英等非常重視對職工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注意培訓工運骨干。項英在任全國總工會漢口辦事處宣傳部長時，就開始籌辦工人運動講習所（以下簡稱“工講所”）。湖北省總工會成立后，即在武昌、漢口正式開辦。1926年冬，第一期工講所學員畢業(yè)后，又于1927年1月開辦了工講所速成班。工人運動講習所開設工會組織工作、工會經(jīng)濟問題、經(jīng)濟學淺說、社會主義淺說、中國民族運動史、工會應用文、三民主義、國民黨農(nóng)工政策、工人教育工作、中國國民黨史等10門課程。項英是工人運動講習所的兼職教員，“工人教育工作”便是由他主講。應聘到這里來講課的還有劉少奇、李立三、林育南、董必武、惲代英、陳潭秋、許白昊、詹大悲、張國燾等。學員畢業(yè)后，由省總工會統(tǒng)一分往武漢各工會及附近的縣擔任工人運動的領導工作。這些學員在各地發(fā)揮了骨干作用，“成績斐然”。3月中旬，講習所又招收學員340名，根據(jù)形勢的發(fā)展，增加了軍事訓練課。工講所呈請武漢國民政府撥給槍200支，子彈2500排，“以資實際操練之用”。

在開辦工講所的同時，省總工會教育委員會還大力開辦了工人學校和工人夜校。1926年年底，湖北省總工會為了滿足工人的要求，先后設立了省教育委員會和漢口市教育局。在1926年12月到1927年4月，工人學校發(fā)展到40所，入學的工人達到5萬多人。工人教育的蓬勃發(fā)展，需要一批工人教師。李立三、劉少奇、項英等人非常重視工人教育，他們親自到工人學校和教師講習所講課、作報告。在李立三、劉少奇、項英等人的領導下，湖北省教育委員會在第四次教育委員會上作出了《今后發(fā)展教育的決議》，決定：“在三個月內(nèi)要開辦一百七十九個工人學校，至開辦勞動大學?！?/p>

武漢工人運動講習所和工人學校的開辦，鍛造了一批工運骨干，提高了工人階級的思想素質(zhì)和文化素質(zhì)，為武漢工會運動的持續(xù)發(fā)展奠定了思想基礎和準備了干部。

為了把工人運動推向高潮，組織和檢閱自己隊伍的力量，制定新形勢下的斗爭策略，1927年1月1日，湖北省總工會在漢口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與會代表588人，代表工會300多個，會員近30萬人。劉少奇、李立三、項英、林育南、許白昊等工運領袖出席了大會。在這次大會上，李立三作政治報告，劉少奇作組織報告和修改章程的報告，林育南作宣傳教育問題報告和童工及女工問題報告，項英作職工運動報告，向忠發(fā)作會務報告，許白昊作經(jīng)濟爭議問題報告，袁大時作糾察報告，蘇聯(lián)顧問鮑羅廷也到會講演。

項英作的職工運動報告，總結(jié)了中國工運的歷史經(jīng)驗教訓，高度評價了二七斗爭的革命精神和湖北省總工會成立以來武漢工人階級為民眾爭自由、為民族爭獨立的革命熱情。他指出：

湖北工人階級是全國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因此，湖北工人階級應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領導下，團結(jié)農(nóng)民、商人、知識分子、革命軍人，為自身和民族的解放，共同進行斗爭。

這次大會發(fā)表了《湖北全省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還通過了《全省總工會章程》及宣傳、教育、組織等26個決議案。大會最后選舉李立三、向忠發(fā)、劉少奇、林育南、項英等35人為省總工會執(zhí)行委員，向忠發(fā)任委員長，李立三任外交主任，項英任組織主任，林育南任宣傳主任，劉少奇任秘書長。

如果說，這次大會前，湖北工人階級的斗爭是以經(jīng)濟斗爭為主的話，那么，以這次會議為轉(zhuǎn)折，則由經(jīng)濟斗爭為主轉(zhuǎn)入以政治斗爭為主了。這次會議明確指出：

工會是工人群眾的組織，它的任務是要領導工人階級“打倒摧殘自由之敵人”，這就是“帝國主義者、軍閥及一切反動勢力”。

收回漢口英租界的斗爭便是明證。

漢口英租界是1856—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根據(jù)簽訂的中英不平等條約而設立的，是英帝國主義用炮艦威脅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的產(chǎn)物。自1861年以來，上至江漢路下至合作化路的795畝的地方，成為獨立于中國行政和法律之外的“國中之國”。在漢口英租界內(nèi)，設立了殖民當局，駐扎有軍隊。

那時，北伐軍雖然占領了武漢，但帝國主義在武漢的勢力仍在，江面上經(jīng)常停泊著成群的外國軍艦，多時達30多艘。這些軍艦的炮口對準武漢市中心區(qū)，軍艦上的水兵暗自戒備。至于租界的殖民當局，更憑借他們的特權和政治、經(jīng)濟等方面的實力，不斷制造借口進行破壞干涉。當時，英帝國主義在漢口設立的租界當局蓄意與革命為敵，策動各國領事向武漢政府“抗議”，英國水兵多次上岸制造事端。這種對中國政府和人民不友好的行徑，激起了人民群眾的極大義憤，項英和李立三、劉少奇、許白昊、林育南等工會領導人都認為對帝國主義勢力必須進行反擊。于是，由湖北省總工會發(fā)起，于1926年12月26日在武漢舉行了有30萬人參加的反英大會，強烈要求政府收回英租界。

1927年1月1日至3日，武漢人民舉行大會，慶祝國民政府由廣州遷至武漢和北伐取得勝利。3日下午2時，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宣傳隊在漢口租界附近的江漢關前講演，聽講演的群眾很多，但秩序井然。英帝國主義調(diào)集大批水兵登陸，驅(qū)趕宣傳隊和群眾。群眾知其有意挑釁，并不理睬。英兵竟然蜂擁而入，用刺刀向人群中亂刺，當場刺死一名海員工人。在場的聽眾被刺成重傷者五六人，輕傷者30余人。這就是英帝國主義制造的駭人聽聞的一三慘案。

英帝國主義的暴行，激起了武漢全市工人和各界群眾的無比憤怒，他們包圍了英租界。就在一三慘案發(fā)生的當天，湖北省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在漢口召開。聽聞消息，省總工會當即決定休會，李立三、劉少奇、項英等人親自趕到現(xiàn)場了解情況。當晚，在李立三、劉少奇、項英等人的主持下，省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連夜召開緊急會議，討論通過了對英斗爭的六項條件，要求武漢國民政府解決。同日晚，武漢國民政府對英領事提出抗議，限他們在24小時內(nèi)撤退水兵和義勇隊，解除水兵和義勇隊的武裝，由中國派兵進入英租界。英國領事則采用拖延戰(zhàn)術，遲遲不給答復。深夜，越來越多憤怒的工人聚集到租界周圍。英國領事看到工人勢力很大，如不答應工人提出的條件，租界秩序?qū)⒑茈y維持。英方被迫于1月4日清晨將水兵撤到軍艦上，巡捕撤回巡捕房，并通知國民政府派軍警入租界維持秩序。4日上午董必武主持國民黨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會，討論對英方針。湖北全省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在《漢口民國日報》上發(fā)表《為反對英水兵殘殺同胞通電》，強烈要求收回英租界。4日下午，劉少奇召集武漢工、農(nóng)、商、學各界200余個團體500名代表舉行聯(lián)席會議，闡述省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六項條件，受到與會代表的擁護。聯(lián)席會在省總工會一大六項條件和省黨部對英方針的基礎上，制定了對英“八項條件”。會后，劉少奇、李立三、項英等分別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和全省總工會前往武漢國民政府請愿，要求政府按“八項條件”向英領事提出嚴正交涉，限英領事在72小時內(nèi)圓滿答復，否則，即請政府封鎖英租界，收回關稅，不負責在華英人的治安。4日下午，國民政府派兵三個連進入英租界。項英等人培訓的武裝工人糾察隊300名也隨之進入，拆除作戰(zhàn)設施、張貼標語。當晚7時，武漢國民政府正式宣布，接受工、農(nóng)、商、學各界聯(lián)席會議提出的要求，并表示“此次對英交涉，政府與人民完全一致”。

1月5日上午，武漢的工人和革命群眾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英高潮。湖北省總工會命令全市實行罷工、罷課、罷市，聲討英帝國主義的罪行。5日中午，在李立三、劉少奇、項英、許白昊等人的領導下，武漢工人和各界群眾30萬人舉行了武漢市民追悼一三慘案死難同胞暨反英示威大會。項英等人在大會上憤怒地譴責英帝國主義的罪行，號召群眾為死難者報仇，將侵略者逐出中國。會后，李立三、劉少奇、項英等人帶領群眾冒雨游行。

走在隊伍最前面的是工人糾察隊，他們和群眾隊伍高呼“收回英租界！”“收回海關！”“為死難同胞報仇！”等口號。英帝國主義為了阻止游行隊伍進入租界，關上鐵柵門，設置了沙包、電網(wǎng)。碼頭工人糾察隊用肩膀扛起跳板，架起一座橋梁越過了鐵柵門，海員工人糾察隊乘小木船，由水路進入租界。各路游行隊伍在租界內(nèi)勝利會師，租界內(nèi)的巡捕和其他公務人員紛紛逃避。武裝工人糾察隊將租界內(nèi)的沙包、電網(wǎng)等障礙物全部清除。武裝工人糾察隊占領了租界，一些屋頂上高掛的英國米字旗被工人糾察隊隊員降了下來，升起了我國自己的國旗。國民政府于當晚決定設立漢口英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對英租界實行管理，隨即與英國政府進行交涉。在武漢工人和各界群眾的支持下，經(jīng)過激烈斗爭，英國政府代表被迫于2月19日在《關于漢口租界的協(xié)定》上簽字，同意將漢口英租界交還給中國。3月15日，武漢國民政府正式收回漢口英租界，結(jié)束英帝國主義對這塊土地長達66年的殖民統(tǒng)治。緊接著，九江英租界也被武漢國民政府收回。

收回被英帝國主義霸占的漢口英租界，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一次偉大勝利，是中國反帝斗爭史上的空前壯舉。在這場斗爭中，項英領導的武漢武裝工人糾察隊為收回漢口英租界斗爭的勝利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武裝工人糾察隊沖在斗爭的前線，用實際的武裝力量為廣大群眾提供了強大的支撐。項英在斗爭的過程中，也更加意識到武裝力量對于工人階級斗爭的重要作用。

漢口英租界的收回，足以證明了工人階級勢力之壯大。這是中國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帝國主義統(tǒng)治下的租界收回來，這一事件將被永遠載入史冊。而作為這次斗爭主要領導人的劉少奇、李立三、林育南、項英等人的名字，也將永遠彪炳史冊。

北伐戰(zhàn)爭的勝利進軍和工人運動的迅猛發(fā)展，沉重地打擊了中外的反動勢力。然而正當北伐戰(zhàn)爭繼續(xù)推進，中國大革命掀起高潮之際，蔣介石在上海發(fā)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工人和革命群眾。蔣介石的反革命行徑，激起了武漢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的無比憤慨，武漢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討蔣運動。在劉少奇、李立三、林育南、項英等領導下，武漢工人階級在討蔣斗爭中一馬當先。1927年4月16日，湖北省總工會發(fā)出《討蔣通電》，宣布了蔣介石與帝國主義軍閥相勾結(jié)，“共謀策劃鎮(zhèn)壓工人”等六大罪行，明確號召：“打倒帝國主義軍閥！打倒反革命派！打倒叛黨國殺工人之新軍閥蔣介石！”湖北省總工會在《討蔣通電》中表示：率湖北全省40萬有組織的工人，誓死為諸同志后盾，打倒帝國主義軍閥，打倒反革命派，打倒新軍閥蔣介石。4月22日，武漢工人階級和各界群眾30萬人，參加武漢中央軍校在閱馬場舉行的討蔣大會，會上群情激昂，高呼“打倒叛黨的蔣介石！”并通過了《討蔣通電》。

在4月27日至5月9日召開的中國共產(chǎn)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項英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

6月23日，全國總工會發(fā)表《討蔣宣傳大綱》。指出：

打倒蔣介石就是打倒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潛勢力，就是打倒一切的反動派。

不打倒蔣介石，何以對東南民眾！不打倒蔣介石，何以對努力革命的農(nóng)工階級！不打倒蔣介石，何以完成北伐！不打倒蔣介石，何以雪吾黨之恥！不打倒蔣介石，我們是對不住先總理，國民革命是不能完成的！

在討蔣斗爭中，武漢工人階級的隊伍進一步得到發(fā)展。據(jù)省總工會5月底至6月初的統(tǒng)計，湖北全省總工會77個，工會229個，分會71個，分部67個，會員51.4萬多人。充分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和戰(zhàn)斗精神，說明武漢的工人運動在繼續(xù)高漲。

但是，全國總的革命形勢這時已開始逆轉(zhuǎn)，蔣介石叛變后，在帝國主義指使下，5月中旬，武漢政府所轄的獨立十四師師長夏斗寅聯(lián)合四川軍閥楊森進攻武漢，企圖推翻武漢國民政府。夏斗寅趁國民革命軍主力在河南與奉系軍閥部隊苦戰(zhàn)、武漢空虛之時機，在宜昌發(fā)動叛亂，揮兵進犯武漢三鎮(zhèn)。駐守武漢的葉挺將軍，指揮部隊痛擊夏斗寅。項英也帶領武漢武裝工人糾察隊參加了戰(zhàn)斗。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革命軍擊潰了夏斗寅的叛軍，保衛(wèi)了大武漢。

然而，5月21日，盤踞在長沙的三十五師團長許克祥發(fā)動了馬日事變。與軍隊叛變的同時，武漢國民政府內(nèi)汪精衛(wèi)集團叛跡也日漸明顯。5月底，湖北境內(nèi)最大的黃岡、黃陂兩個農(nóng)民協(xié)會被解散。6月5日，幫助中國革命的蘇聯(lián)顧問鮑羅廷被解除顧問合同。與此同時，汪精衛(wèi)與蔣介石暗中勾結(jié)，以期寧漢合流，共同鎮(zhèn)壓革命。中國革命到了最危急的關頭。

為了阻止革命逆轉(zhuǎn)，挽救革命，1927年6月19日至28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第四次勞動大會在漢口召開。項英與劉少奇、李立三、林育南、蘇兆征等工運領袖主持會議。這次會議明確強調(diào)要加強工人階級的領導，鞏固工農(nóng)聯(lián)盟，使大革命“借著省港罷工的勝利，沿著珠江發(fā)展到黃河的勝利，一直到成功”。大會通過的《政治報告決議案》指出：

中國工人階級是中國革命的先鋒，數(shù)億被壓迫的農(nóng)民是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必須建立更鞏固更親密的聯(lián)盟。

會議還強調(diào)，要進一步武裝工人。這次會議給全國和武漢的工人階級指明了斗爭方向，對挽救革命危機具有重大意義。嗣后，武漢工人階級眾志成城，繼續(xù)討蔣，為挽救革命而斗爭。7月6日，湖北省總工會發(fā)表《討蔣宣言》，痛斥蔣介石明目張膽破壞革命的罪行，號召湖北工人階級盡其力量，“與革命同志一致行動，向敵進攻……以求打倒蔣介石”。7月9日，湖北省總工會在漢口總理紀念堂召開300余人的第四次代表大會。大會決定全體代表向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請愿，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出師，打倒反革命的罪魁蔣介石，繼續(xù)北伐，以完成國民革命”。

遺憾的是，武漢工人階級為挽救中國革命而作出的努力都未能達到目的，終因汪精衛(wèi)“七一五”分共而歸于失敗。

在這段時間，項英由于勞累過度，突患重病。7月之后的兩個多月不能下床，只好躲藏在武漢養(yǎng)病。但項英仍然保持著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對于當時的政治形勢極為關注。在這一段時期，國民黨唐生智的部隊采取了行動。武漢的許多工會被取締，一些工人領袖被捕殺。聽聞這些消息，項英痛心疾首。其后，汪精衛(wèi)集團發(fā)動了七一五事變，正式叛變革命，對共產(chǎn)黨人和革命群眾舉起了屠刀，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項英病魔纏身，無法直接參與斗爭，連黨的八七會議也未能參加，度過了他一生中心情十分痛苦的一段時間。大革命的經(jīng)驗和教訓也給項英留下了深深的思考，啟迪和激勵他繼續(xù)探尋革命道路。

從二七風暴到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項英一直戰(zhàn)斗在工人運動的第一線，立場堅定，旗幟鮮明，不怕犧牲，勇往直前，在實踐中經(jīng)受了考驗和鍛煉，積累了豐富的斗爭經(jīng)驗，因而成為黨在大革命失敗后，在白區(qū)繼續(xù)從事工人運動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