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出入佛老的心路歷程

踏上心學之路

朱熹結識道謙和接受“昭昭靈靈底禪”，才是他十余年出入老佛的真正開始，成為他的心學之路的起點。在這以前，他畢竟只是間接受著家庭佛老氣氛的熏陶和從三先生那里接受雜糅佛老的理學思想；在這以后，他才直接從佛經(jīng)道書中和禪師那里汲取佛老思想，直到走上師事道謙禪師的道路。

三先生的教育很快把朱熹從一個老成持重的沋郎塑造成為出類拔萃的行道士子。朱熹在一首《壽母生朝》中描寫他師事三先生的清苦讀書生活說：“家貧兒癡但深藏，五年不出門庭荒。灶陘十日九不煬，豈辨甘脆陳壺觴？低頭包羞汗如漿，老人此心久已忘，一笑謂汝庸何傷，人間榮耀豈可常，惟有道義思無疆，勉勵汝節(jié)彌堅剛。”（《文集》卷二）到紹興十七年，年少氣盛的朱熹終于感到是實現(xiàn)朱松入仕濟世、繼承儒業(yè)、光耀先祖遺愿的時候了，他在這年秋間參加了建州鄉(xiāng)貢。宋代科舉實行州試、省試、殿試三級考，投考士子先經(jīng)州考及格，保送到禮部，稱為“發(fā)解”；禮部考試及格，再參加殿試；殿試“及第”，就可以釋褐授官。州考每年八月五日鎖院，建州貢院在登陵坊，內設正廳廡廊、考官直舍、謄錄彌封院。就在這里鳥籠似的灰暗考舍中，朱熹在仕途中邁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他在三篇策文中放論朝廷大事，得到考官蔡茲的賞識，一舉鄉(xiāng)貢高中。后來蔡茲頗自得意地對人預言：“吾取中一后生，三篇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年譜》）蔡茲字光烈，永春東園人，紹興十二年中進士，晚年掛冠歸老林泉，筑長春堂觴詠自樂。朱熹沒有忘記他的慧眼識才，后來在同安簿任上還曾拜訪他，同在環(huán)翠亭下講學論詩。⁽¹⁾秋試得中，就要到明年春天入都參加省試，朱熹少年得志，心中一下子萌發(fā)了四海遠游的書生意氣和豪興，他在赴臨安前慷慨吟出了一首《遠游》長詩：

舉坐且停酒，聽我歌遠游。遠游何所至？咫尺視九州。
九州何茫茫，環(huán)海以為疆。上有孤鳳翔，下有神駒驤。
孰能不憚遠，為我游其方。為子奉尊酒，擊鋏歌慨慷。
送子臨大路，寒日為無光。悲風來遠壑，執(zhí)手空徊徨。
問子何所之？行矣戒關梁。世路百險艱，出門始憂傷。
東征憂旸谷，西游畏羊腸。南轅犯癘毒，北駕風裂裳。
愿子馳堅車，躐險摧其剛。峨峨既不至，瑣瑣誰能當。
朝登南極道，暮宿臨太行。睥睥即萬里，超忽凌八荒。
無為蹩躠者，終日守空堂。

（《文集》卷一）⁽²⁾

在這首頗得漢魏樂府和魏晉古風余韻的少作中，昂奮與迷茫交織，擊鋏悲歌與凌云高唱同響，仿佛預示了他未來一生坎坷不平、命途多蹇的仕路。盛唐詩人裘馬輕狂遠游名山大川、交結名公巨卿所洋溢的那股積極向上的豪情逸氣和建功立業(yè)的勃勃雄心是消失了，南宋半壁山河下的詩人注定只能懷著黃昏夕陽的黯然心情踏上慘澹的遠游之路，朱熹的少年遠游更多是古道西風瘦馬的仕途奔波，只在獵取個人功名富貴的欲念之上還有一重對中原淪落、山河破碎的憂憤。十九歲的朱熹已不僅有一個二程理學的頭腦，還有一個浸透佛老的靈魂，出閩遠游對他就具有既可訪賢問道、又可訪禪問法的特殊意義。宗杲的《大慧語錄》早成了他隨身的佛學啟蒙讀本。紹興十八年春，他就在篋笥中只放一本《大慧語錄》跨越分水嶺入浙，赴臨安應試。尤焴在《題大慧語錄》中曾提到這件事說：

大慧說法，縱橫踔厲……今舉平昔聞見二則：朱文公少年不樂讀時文，因聽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遂悟昭昭靈靈一著。十八歲請舉，時從劉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yè)，暨搜其篋，只《大慧語錄》一帙爾。次年登科。故公平生深知禪學骨髓，透脫關鍵，此上根利器，于此取足者也。焴早得于潘子善丈云爾。

（《佛祖歷代通載》卷三十）

尤焴是尤袤之孫，尤袤和朱熹是最相知的同年，潘時舉（子善）是朱熹精《尚書》學的高弟子。這些事應該是潘時舉親耳從朱熹那里聽來的。朱熹有心把這次出閩應考作為一次最好的遠游訪禪，一路上他幾乎用宗杲禪門弟子的眼光注視著閩外的新天地，舟過桐廬一見名剎，他便吟了一首禪詩：

桐廬舟中見山寺

一山云水擁禪居，萬里江樓繞屋除。
行色匆匆吾正爾，春風處處子何如？
江湖此去隨漚鳥，粥飯何時共木魚？
孤塔向人如有意，他年來借一蘧除。

（《文集》卷十）

一名鄉(xiāng)貢初中進京趕考的世俗舉子，念念不忘做著“粥飯何時共木魚”的世外禪夢，在詩中表白“孤塔向人如有意，他年來借一蘧除”的心愿。（《文集》卷十）⁽³⁾后來朱熹每次過桐廬釣臺，都會引起他退隱山林的高士遐想，如不是這年金榜掛名帶來最初一段春風得意的仕途，這個以“晦”為人生第一義的建州貢士也許真要在木魚僧房中了卻一生。

紹興十八年的禮部試，由權尚書吏部侍郎邊知白知貢舉，權尚書禮部侍郎周執(zhí)羔和右正言兼崇政殿說書巫伋同知貢舉。從紹興十三年后，取士先經(jīng)術，參合三場：以本經(jīng)、《論語》、《孟子》義各一道為首場，以詩、賦各一首為二場，以子、史論、時務策一道為三場。腐敗的科場，有勢力之家賄賂買通、換卷代名、冒名就試成風，破落讀書世家出身的朱熹埋頭苦試，從二月十二日鎖院，十八、十九、二十日引試詩賦論策三場，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又引試經(jīng)義論策三場。朱熹的《易》卷和《語》、《孟》義考得比較得心應手，后來他回憶起關于《易》卷的一段趣事說：

戊辰年省試，出“剛中而應”?；蛟疲捍司浞财叱?。某將《彖辭》暗地默數(shù)，只有五個，其人堅執(zhí)，某又再誦再數(shù)，只與說記不得，只記得五出，且隨某所記行文。已而出院檢本，果五出耳。

（《語類》卷一百零四）⁽⁴⁾

大概在《易》卷和《語》、《孟》義中，朱熹都援用了道謙的禪說，標奇立異，大被考官賞識，竟成為他這次登進士第的決定原因。在秦檜禁錮士類、殺戮主戰(zhàn)派的恐怖統(tǒng)治下，士人逃禪避禍，舉子在試卷中多好用禪說聳動考官耳目；秦檜又崇王學而禁程學，而王學的佛禪氣本比程學有過之而無不及，士大夫普遍養(yǎng)成一種說禪談老的嗜好，風氣侵入科場，紹興十七年太學博士王之望在奏章中就說：“舉人程文，或純用本朝人文集數(shù)百言，或歌頌及佛書全句，舊式皆不考，建炎初悉從刪去，故犯者多。”（《文獻通考》卷三十二《選舉考》，參《宋史·選舉》二）這次的主考官像周執(zhí)羔、初考官沈該、覆考官湯思退等又都是些佞佛好老之輩，朱熹援佛入儒的試卷自然博得了他們的青睞。這份試卷成了朱熹思想發(fā)展的一塊里程碑：它表明在朱熹身上，心學壓倒了理學，道謙主悟的“昭昭靈靈底禪”終于戰(zhàn)勝了劉子翚主靜的“三字符”，道謙的禪說可以使朱熹一舉金榜高中，也就成為他更虔誠師事道謙的直接契機，決定了他十余年的出入老佛是沿著道謙（徑山禪）而不是劉子翚（默照禪）規(guī)定的心學之路走了下去。

禮部試以后，朱熹處在殿試的焦灼期待中。連綿春雨引動了他訪禪的雅興。定都十年的臨安，雖然一時還沒有變成一個紙醉金迷的“銷金鍋兒”，卻早已成為叢林的淵藪，一邊是王公大臣紛紛在都下購建園宅，構造溫柔富貴的安樂窩；一邊是寺院林立，禪風隨著茍安越煽越熾。朱熹登覽天竺，泛舟西湖，呼吸著都下的禪風佛霧，面對遲放的桃花吟了一首《武林》：

春風不放桃花笑，陰雨能生客子愁。
只我無心可愁得，西湖風月弄扁舟。

（《文集》卷十）

這其實是一首隱而不露的禪詩，所謂“無心可愁”，正是宗杲說的“無心處不與有心殊”，是用詩的審美體驗道出了禪宗的“無心”觀?；勰芴岢隽酥臒o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的禪修法門，“無念”也就是“無心”。禪宗認為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因此他們要人無心于物，不于境上生心，做到“無心可用，即得成佛”?；勰軓娬{：“于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于自念上，常離諸境，不于境上生心?！?span >（《壇經(jīng)》）慧忠禪師更說：“無心自成佛，成佛亦無心。”（《景德傳燈錄》）宗杲的無心有心不殊是對慧能無心說的具體發(fā)揮。朱熹自以為已識得透無心有心不殊，靜鬧一如，所以他人凡心皆因雨生愁，不免被外物所役，獨己能不于境上生心，雖陰雨而無心可愁，依舊能怡然“西湖風月弄扁舟”，即使不做靜勝工夫也照樣“于開眼應物處得安閑”，即達到“靜處”無失，“鬧處”也無失了。這正是對宗杲新派禪宗的“昭昭靈靈底禪”的生動解說，徑山禪心空悟道主旨的詩化。

在都下訪禪中，朱熹把眼光投向了其他宗派，他又往天臺法華勝地上竺寺問法訪道。上竺寺高聳于西湖天竺山，建于后晉天福四年，據(jù)說僧道翊得奇木刻為觀音大士像，十分靈驗，寺成后士民崇信，香火不衰，高僧輩出，成為皇帝駕幸問法和公卿士子游覽訪禪的名剎，來臨安應試的舉子也多到上竺拜見觀音，祈夢保佑中舉。高宗趙構帶頭信佛念經(jīng)，紹興三年他以平江府許墅莊田二十頃特賜上竺寺。紹興五年夏天大旱，朝廷又遣杭州府太守迎天竺觀音到?；鬯拢幸幻嘈蓄^陀潘法惠求雨，竟用燒紅的鐵丸放在眼內，上面點火燃香，兩目枯瞎。就在紹興十八年正月舉子云集都下之時，趙構還駕幸天竺禮佛問法，驚動了臨安都人和四方應考舉子。二月十九日又是觀音大士的誕辰，上竺寺鐘磬鼓鈸齊鳴，大做道場，更使都人舉子如醉如癡。朱熹就是受到這種氣氛的強烈感染來游上竺寺，同寺僧品茗談法，在寺壁上題了一首紀游詩：

春日游上竺

竺國古招提，飛甍碧瓦齊。林深忘日午，山迥覺天低。
琪樹殊方色，珍禽別樣啼。沙門有文暢，啜茗漫留題。

（《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十四，又《武林梵志》）

南渡以來墨客騷人都愛往上竺寺游觀留題，有名的理學家像呂祖謙、張栻等也都在上竺寺有題詩。劉子羽、子翚兄弟贈田給寺，同上竺寺僧關系尤密，劉子翚集中還留下了一首《過天竺寺》，朱熹來訪上竺寺僧大概還是出于劉子翚的介紹。他詩中提到的“文暢”和劉子翚詩中提到的“道人”，可能都指上竺寺的“晦庵”慧明法師，《上天竺講寺志》中的《慧明法師傳》說：“晦庵慧明法師，楚官人，剃染祥符寺。后詣上竺慧光僧，錄輪下聽習。二十年間，不舍晝夜，頓了一家教觀之旨。初住慧通，后赴循王府待制位，請遷富春蘭若，尋投菁山常照，與葉公守枯槁，為凈土歸歟之計。兼誦《法華》等經(jīng)。慶元己未，抱疾垂革，弟子請作頌，乃書‘骨頭只煨過’五字付之，累足泊然而逝?！庇蓱c元己未上推，朱熹來訪上竺正是慧明也在上竺習一家教觀之旨的時候。羅大經(jīng)在《鶴林玉露》中提到這個慧明作的《滿江紅》詞誤傳為朱熹作，朱熹的鄰居翁諤問朱熹，朱熹回答說：“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晦庵云?！?span >（甲編卷四《朱文公詞》）可見朱熹認識這個晦庵慧明，劉子翚字朱熹“元晦”和朱熹自號“晦庵”也就不奇怪了。宋代禪宗對宗外異說乃至儒老思想的兼收并蓄早已風行，導致了華禪合流。佛果克勤見丞相張商英，禪宗說禪之外，大暢華嚴教義，被譽為“僧中管仲”。徑山禪領袖宗杲更是援儒入佛的大師。而天臺宗鼓吹“方便法門”，認為佛教只有“一佛乘”，言二乘、三乘不過是佛教化眾生進入佛國的“方便說”，其他各派都是“方便說”而可以會歸于天臺本宗。天臺宗就借這種“方便法門”力圖溝通、調和佛道儒三家，無怪令出入儒佛老的年輕朱熹心馳神往了。

朱熹在臨安等待放榜的一個多月中，有充分時間在都下叢林進行這樣的訪禪。四月三日，趙構在集英殿親自策試以徐履為首的合格舉人，朱熹參加了這次殿試。趙構出了一道“御策”，大言不慚地說：“朕觀自古中興之主，莫如光武之盛?！毕蚺e子求問“中興”之策。（《宋會要輯稿》第一百十冊《選舉》八）這個伙同秦檜賣國乞和的昏庸皇帝也大談光武中興是十分滑稽可笑的，舉子們揣摩“帝意”，都小心翼翼回避用兵恢復的問題，只在內政上說一些不著邊際的大話，粉飾太平，結果在策論中以反“浪戰(zhàn)”、“不欲以兵取勝”立論的王佐奪魁高中狀元。朱熹雖有一腔抗金愛國、中興大宋的少年盛氣，在策論中也沒有發(fā)表用兵的激烈議論，他的策卷被朝廷看中了。四月十七日趙構又在集英殿唱名，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朱熹中第五甲第九十名，賜同進士出身。接踵而來的是一連串繁瑣的釋褐儀式：十八日新科及第進士按名次高下赴期集所，賜給期集費一千七百緡。二十九日朝謝后，又在五月二日一起到法慧寺舉行拜黃甲、敘同年儀式，堂中鋪上厚褥，進士們魚貫而入，分兩排東西相對，四十歲以上的立在東廊，四十歲以下的立在西廊，相對拜畢后，先選進士中年長的一名受狀元拜；再選進士中年齡最小的拜狀元。五日新科進士又一起赴國子監(jiān)謁謝“先圣先師鄒國公”，用釋菜禮，然后立進士題名石刻。六月三日，在禮部貢院賜聞喜宴，宴上賜新科進士每人一本趙構“御書”石刻《儒行篇》。（《宋會要輯稿》第一百零七冊《選舉》二）釋褐入仕的大典才告收場。

朱熹在六月離臨安，歸途春風得意，他仍舊興致勃勃地訪師問道。在他心中留下了最深印跡的，是舟過衢州江山縣時往清湖拜謁楊時再傳弟子徐存。徐存字誠叟，號逸平，是江山最負聲名的宿儒，同艾軒林光朝、五峰胡宏相知，隱居南塘授學，學者千余人。他自稱從學于蕭⁽⁵⁾，朱松和他是同門友。徐存理學思想從伊川、龜山一脈而來，精于思孟心學。而朱熹頭腦中盤旋著道謙禪家的心學，他也就是因疑孟子“放心”之說才登門造訪。徐存向他詳告了克己歸仁、知言養(yǎng)氣之說，還作了一首《心銘》贈給他。⁽⁶⁾但朱熹顯然還沉浸在靠昭昭靈靈的禪說金榜高中的興奮中，“佛”成為他識“儒”的魔障，他用道謙傳給他的心學去理解逸平的孟子心說，自然不合。直到后來他棄佛崇儒，才領略了徐存心說的真髓，追悔莫及，他在《跋徐誠叟贈楊伯起詩》中追憶自己這一思想認識的轉變說：“熹年十八九時，得拜徐公先生于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己為仁、知言養(yǎng)氣之說，時蓋未達其言；久而后知為不易之論也?！?span >（《文集》卷八十一）徐存的心說對朱熹后來思想的演變發(fā)展起過重要的啟發(fā)作用，所以朱熹一再稱贊他“受業(yè)程氏之門人，得諸心，成諸語，又能推其說以教人，儀刑音旨之傳于今，猶未遠也”（卷七十九《景行堂記》）。“學奧行高，講道于家。”（卷七十八《江山縣學記》）二十年后朱熹重來清湖憑吊徐存遺冢，對這一段往事還作了反躬自省。

紹興十八年的入都遠游，還只是他遠游訪禪和出入老佛的“前奏曲”，但已推動朱熹的理學思想和佛老思想都發(fā)生了一次飛躍，開始了他全面讀書的狂熱時期，二十歲便成為一個分界線，在他早年求學道路上劃了一個時代。他不止一次提到二十歲是他學問思想的轉折之年：

某從十七八歲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已后，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脈落相貫串……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

某自十五六時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畢竟粗心了。

某今且勸諸公屏去外務，趲工夫專一去看這道理。某年二十余已做這工夫。

某舊讀（《詩經(jīng)》）“仲氏任只，其心淵塞。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助寡人。既破我斧，又闕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維艱哉?！比绱说忍帲睘橹畯U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某二十歲前后，已看得書大意如此。

（均《語類》卷一百零四）

朱熹二十歲以后學問思想發(fā)生兩個重要變化：一是由對章句的記誦死讀轉向對經(jīng)義的融會貫通，二是從注重讀經(jīng)轉向對經(jīng)史子集百家之書的全面攻讀。這種全面讀書，使朱熹在紹興十八年遠游歸后處在禪學和理學兩股相反力量的交戰(zhàn)合攻中，因為少年跳出場屋，擺脫了令人憎厭的舉業(yè)羈絆，從此他可以在書山學海中自由遨游，盡情窺探佛經(jīng)道書之秘。同那些一旦中舉便追逐官場而視讀書如芻狗的士子相反，他自己談起登科后如饑似渴的讀書狂熱說：“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讀書。某登科后要讀書，被人橫截直截，某直是不管，一面自讀?！?span >（《語類》卷一百零四）這種不管他人是非、不求仕途聞達的狂讀不止，幾乎無所不涉，尤其是佛典和道書，他說：

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shù)文字，事事有兩冊。

（《語類》卷一百零四）

這就是說，他在讀佛經(jīng)和道書上也都作了兩大冊的心得筆記。一些對朱熹思想有重要影響的佛經(jīng)《圓覺經(jīng)》、《楞嚴經(jīng)》、《壇經(jīng)》、華嚴宗與天臺宗的主要經(jīng)書，宗杲新派禪宗的著作和《道藏》中的道圖、道說，就是從這時起開始潛心閱讀的。正是這種狂讀很快把他引上了師事道謙之路。

紹興十八年的登科中舉，也使朱熹拋卻舉子程文，全力專攻古文，這就是他說的“事事要學”中的“文章”一事，他把目光從理學家又轉到了古文家。在唐宋八大家中，朱熹推崇韓愈、歐陽修、曾鞏，而以歐陽修的古文為最上。但曾鞏的散文以古雅平正、嚴健質實著稱，文氣貫穿如珠，尤適宜寫思辨性強的議論文和哲理文，他的章法布局的嚴謹明晰，敘事議論的委曲周詳，遣詞用句的舒緩平和，都更使理學家的朱熹傾倒，他把曾鞏古文奉為圭臬潛心模仿：“熹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竊慕效之?！?span >（《文集》卷八十四《跋曾南豐帖》）在這種仿效學習下，朱熹散文獨具了南豐文的神髓，后來他說“某四十以前，尚要學人做文章，后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后來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語類》卷一百三十九）。這就是指他的學做曾鞏古文，以至后來陸九淵也不得不稱贊他的文章“得南豐之嚴健”。但朱熹的慕好南豐不僅是因為他的文章“詞嚴”，更主要的還是“理正”（《文集》卷八十三《跋曾南豐帖》）。曾鞏作為一位古文大家和詩人，早于濂洛諸儒已發(fā)明理學，以具有自己的理學思想體系而在唐宋八大家中獨樹一幟，后村劉克莊就說：“曾子固發(fā)明理學在伊洛之先，與歐齊名，為宋儒宗?！?span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十一《恕齋平心錄》）劉塤也提到曾鞏理學思想的特點說：“濂洛諸儒未出之先，楊劉昆體固不足道，歐蘇一變，文始趨古，其論君道國政民情兵略，無不造妙，然以理學，或未之及也。當是時，獨南豐先生曾文定公，議論文章根據(jù)性理，論治道則必本于正心誠意，論禮樂必本于性情，論學必主于務內，論制度必本之先王之法……此朱文公評文，專以南豐為法者，蓋以其于周程之先，首明理學也。”（《隱居通議》卷十四《南豐先生學問》）所以后世稱南豐“文章根自性學”而尊為宋代承繼“道統(tǒng)”的“儒宗”，不單目為在“文統(tǒng)”中占一席地位的古文大家。曾鞏也同周程邵張并列成了朱熹少時汲取理學思想的重要淵源，他是朱熹用以溝通道學家和古文家而集兩家大成的天然橋梁，朱熹通過曾鞏融合了道學家和古文家的思想學問路數(shù)，統(tǒng)一了道統(tǒng)和文統(tǒng)。他在紹興十八年入都遠游歸后專學曾南豐的直接成果，就是作了一部《曾子固年譜》。這本書在他赴同安任之前寫成，代表了他二十歲以后狂熱讀書時期的思想學問，他的認識集中凝聚在他為年譜作的前后兩序中。⁽⁷⁾兩序主要論如何認識曾鞏，朱熹認為只以“文高”知曾鞏，是“知之淺”、“淺而妄”，這表明朱熹學南豐注重的是他的理學而不只是他的文章，這是一反當時普遍推重曾鞏“文高”風氣的標奇驚俗的新見，在沉寂的古文壇上異軍突起，推出了理學家心目中的古文家曾鞏。朱熹這種認識卻更有著反對當時秦檜大崇王學的歷史背景。原來朱熹在序中一再痛斥的“湫然卑鄙”、“為世所重”的“斯人”，正是臭名昭著的秦檜。⁽⁸⁾曾鞏的理學同王安石之學存在著深刻的分歧，秦檜明尊王學，而對曾鞏卻又附會風雅地舞文弄墨，作《示孫文》《跋后山居士集》之類的丑文吹捧他如何“文高”，這就無怪朱熹要以標舉曾鞏理學來反對秦檜的標舉曾鞏“文高”了。在當時不能公開標舉程學下，標舉曾鞏理學便包含著他以二程理學反對秦檜王學的真實目的。當秦檜這篇供子子孫孫世代永保用的小小《示孫文》一出，無恥士大夫們紛紛以爭先快睹為榮，肉麻吹捧，印版廣傳，只有一名二十來歲的年輕朱熹出來寫文痛斥（其他人都在秦檜死后），也顯示了他痛恨投降賣國、堅決主戰(zhàn)反和的膽識。他的倔強兀傲到敢于橫眉冷對昏君庸相的道學性格已經(jīng)在這時形成了。一面是狂讀禪、老之書，一面是潛研程、曾之書，禪學和理學兩股相反相成的精神力量消長交融，終于把朱熹推上了心學之路，二十歲以后的狂讀整個籠罩在禪家式的以心觀心的心學認識—修養(yǎng)方法下，他自稱二十歲以后的全面讀書是一個以吾心“體驗”圣心的讀書時期：

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圣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圣人之心。某自二十歲時看道理，便要看那里面。

（《語類》卷一百二十）

這種以心觀心，吾圣合一，是一種向內的體驗，一種神妙直覺的觀照，朱熹自己在這里很好解釋了李侗說的道謙那種“就里面體認”工夫，它不需接觸外物，只假內心自我的“少間體驗”和“里面體認”，即能識天理，明圣心，這恰是他后來批判過的佛家的“以心會理”，而不是儒家的“就事窮理”。這種體驗或體認，正同于宗杲新派禪宗看話禪神秘直覺的悟入：朱熹靠“少間體驗”達到吾心與圣心的同體為一，宗杲借話頭、機鋒一超直悟佛理。道謙“昭昭靈靈底禪”：“就里面體認”的心學認識—修養(yǎng)方法，在朱熹身上初步確立了。這種心學為他踏上師事道謙之路鋪平著路面，他又開始了遠游訪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