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蔣彝是20世紀在西方英語世界譯介傳播中國文化的為數(shù)不多的海外華人之一，是一位曾經(jīng)在西方有著極大影響的華人作家和藝術家。他旅居海外近半個世紀，足跡遍及歐美，一生撰寫并出版了28部著作，其中英文著作25部，包括13部英文游記（合稱為《啞行者叢書》），7部英文小說和兒童文學作品，以及介紹中國繪畫和書法的著作《中國繪畫》和《中國書法》等。[1]蔣彝作為一位致力于中國文化傳播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并且在英文游記文本寫作上開創(chuàng)了獨特風格的海外華人作家，無論是他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還是其獨特的文本形式，或是他作為“飛散”作家的個人經(jīng)歷和寫作歷程，[2]都有著極為豐富的研究空間和珍貴的研究價值。本書基于以下兩種認識對蔣彝展開研究：

一、蔣彝作為中國文化的國際使者，他的富有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內容的英文著作在海外的出版發(fā)行是一種借助于紙媒的大眾文化傳播，而他旅居海外數(shù)十年織就的人際關系網(wǎng)則是他進行人際傳播的途徑和媒介，因此，蔣彝作品以及他的人際關系網(wǎng)絡都是本書考察研究的對象。蔣彝作為“中國文化國際使者”的地位獲得了國內外學界的一致認定，劉知秋（音，Esther Liu）在其博士學位論文《繪畫文學——蔣彝游記研究》中說：“稱蔣彝為一個從中國到西方的自愿的文化使者一點都不為過?！?span >[3]羅納德·詹諾夫在他的博士學位論文《遭遇蔣彝：一個西方局內人對東方局外人游記的閱讀反饋》中也指出：“蔣彝的游記跨越了兩大文明——英國（或西方）以及中國文明，使它們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面對面。”[4]美國薩?？舜髮W鄭達教授的一系列蔣彝研究論文則圍繞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西方旅行的主題，關注到了蔣彝在其作品中所顯示出的中國文化使者的身份和作用。[5]鄭達用中文發(fā)表的關于蔣彝的文章標題即為“中國文化的使者”，[6]這也進一步肯定了蔣彝作品在傳播中國文化方面的杰出貢獻。在全球化語境下，中國要實施“文化走出去”戰(zhàn)略，中國文化的對外交流及傳播無疑成為一個重要研究課題。作為一位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國文化的國際使者”，蔣彝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他的“世界上，人類種族之間，不存在任何本質區(qū)別”的理念，他在英文游記文本寫作上開創(chuàng)的獨特風格，在大量作品中所構成的文本形式，或是他作為“飛散”作家的個人經(jīng)歷和寫作歷程，尤其是他以廣泛人際交往為基礎的人際傳播活動，都將對今天深入思考中國文化“走出去”問題提供有益啟迪。

二、以后殖民文化批評中關于文化翻譯的理論為研究視角，將蔣彝視為“被翻譯的人”，將其作品視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翻譯文本，對其文本外部環(huán)境和文本內部空間進行分析研究。

文化翻譯是一個處于形成過程中的開放概念。對文化翻譯的研究及其概念界定是一個開放的并希望研究者不斷參與更新的領域。從字面上理解，文化翻譯是文化與翻譯結合在一起以后構成的新詞，文化翻譯研究可以直接理解為把文化因素融合進翻譯研究，或者用翻譯的視角來研究異質文化交流問題。文化與翻譯被放在一起加以考察，是伴隨著學界在20世紀末的兩大轉向而發(fā)生的。其中一大轉向是指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語言學在20世紀90年代發(fā)生了文化轉向，因此也促進了翻譯研究擴大了其邊界而延伸到文化領域?！暗搅?0世紀后期，當尤金·奈達提出了交際理論、強調了原文與譯文的不同文化背景以及這種背景在譯文的接受效果中所起的作用后，語言學派在某些領域上實際上已經(jīng)部分地與文化學派的研究領域接壤?！?span >[7]這時，翻譯的單位不再是文字、句子、段落或篇章，或文本，而是構成文本的整個語言和文化。另一大轉向是指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當翻譯理論被重新想象時，雖然只是在很有限的范圍內，但也使得其他學科開始在隱喻的意義上使用翻譯的概念。文化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蓬勃發(fā)展，出現(xiàn)了使用翻譯的隱喻概念來描述異質文化間的交流跨越現(xiàn)象。隨著文化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后殖民文化批評的興起，文化研究學者們“注意到語言問題、翻譯問題，并把翻譯作為文化研究的資源，形成了所謂的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8]謝天振教授在其《翻譯研究“文化轉向”之后——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比較文學意義》一文中，對這兩大轉向作了詳細的分析說明：

自20世紀70年代起，國際學術界出現(xiàn)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景象，那就是不少當代國際級的文化學家、哲學家、文藝理論家，像埃文佐哈爾、德里達、?？?、?？?、斯皮瓦克、尼南賈納等，都不約而同地對翻譯產(chǎn)生了莫大的興趣，并對翻譯發(fā)表了相當獨特而又深刻的見解。與此同時，國際譯學界一批著名的翻譯理論家，像詹姆斯·霍爾姆斯、蘇珊·巴斯奈特、安德烈·勒菲費爾、勞倫斯·韋努蒂、西奧·赫曼斯等，也從各自的立場紛紛強調，“翻譯并非在兩種語言的真空中進行的，而是在兩種文學（和文化）傳統(tǒng)的語境下進行的?！彼麄兌继隽嗽缺容^狹隘的僅僅關注兩種語言文字轉換的傳統(tǒng)翻譯研究層面，而共同致力于從更為宏大的文化交際、比較文化層面上去審視翻譯、研究翻譯。以上景象我們稱之為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和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9]

西方學界也意識到了這兩大轉向的發(fā)生。蘇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費爾（Andre Lefevere）合編的《翻譯、歷史和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1990）一書中單列一章，標題即為“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而在蘇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費爾合編的另一本書《構建文化：文化翻譯》（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中，又將對文化研究翻譯轉向的研究單列一章，標題為“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指出了翻譯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一些共同點，如翻譯與政治的關系問題，不同文化影響到構建文本的方式等。[10]

雖然文化研究領域和翻譯研究領域都各自向對方邁進了一大步，以至于觸及了對方的邊緣，但“文化翻譯”作為一個新近較為頻繁出現(xiàn)的術語，在中西學術界的運用和闡釋卻不盡相同。

“文化翻譯”在中國國內學術界的使用主要是在“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含義上，即把翻譯研究的觸角延伸到文化研究的邊緣。2005年《外語教學》上刊登的一篇題為“文化翻譯的困惑”一文，對國內有關“文化翻譯”的解釋作了簡單的歸納：

文化翻譯是在文化研究的大語境下來考察翻譯，即對文化以及語言的“表層”與“深層”結構進行研究，探索文化與翻譯的內在聯(lián)系和客觀規(guī)律；

文化翻譯的任務不是翻譯文化，而是翻譯容載或含蘊著文化信息的意義；

翻譯是兩種語言溝通的橋梁，主要任務是在的文（target text）中再現(xiàn)源文（source text）的思想內容。譯者翻譯源語（source language）時必然在介紹和傳播源語所體現(xiàn)的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講，語際翻譯必然是文化翻譯。[11]

又如：

目前，探討文化與翻譯的文章為數(shù)不少，探討的層面也在逐步深入。然而，許多研究均是從翻譯的結果或翻譯的具體方法上來探討文化與翻譯這一論題的，從而出現(xiàn)翻譯中對文化因素的處理一般分為兩種方法：主要以源語文化為歸宿和主要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即歸化與異化或洋化，具體方法是直譯法、意譯法、對應法、加注法、增譯法等。[12]

對上述文化翻譯概念釋義進行梳理可見，以上這些對“文化翻譯”的認識是從傳統(tǒng)的基于語言學的翻譯研究向文化領域的延伸和跨越，也就是所謂的“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而國內論及“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的論文和專著則主要有：王寧《文化翻譯與經(jīng)典闡釋》，[13]謝天振《翻譯研究“文化轉向”之后》、[14]童明《家園的跨民族譯本：論“后”時代的飛散視角》等。[15]他們都注意到了西方學界從文化研究領域向翻譯研究領域的延伸，對“文化翻譯”概念在翻譯研究領域和文化研究領域的不同認識作了區(qū)分。但是，對于“文化翻譯”概念在文化批評領域如何被闡釋卻沒有作進一步分析，對于如何將文化批評領域中的“文化翻譯”視角運用于文學文本的研究也鮮有嘗試。美國華裔學者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xiàn)代性》，是一部將翻譯研究和文化研究結合在一起的專著，但仍屬于“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16]

在西方學界，文化翻譯這一術語更多地被文化研究者尤其是被后殖民文化批評領域和人類學研究領域的學者使用。[17]或者說，是文化研究借用了“翻譯”的隱喻意義來說明異質文化間交匯時出現(xiàn)的問題?！胺g”的概念在這些領域中不僅僅被用來表示語言學范疇內的文字轉換，而且還常常被用來解釋許多非書面語的、各種不同文化現(xiàn)象之間的轉換，并被用來描述一種跨文化的生存狀態(tài)。在此含義上，文化翻譯被作為一種評價跨文化現(xiàn)象的角度，研究的是文化的跨民族性。在文化翻譯概念的使用和研究中，兩位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家是斯多特·霍爾（Stuart Hall）和霍米·巴巴（Homi Bhabha）。他們在文化分析中運用了翻譯的概念來強調民族文化性格的建構性。斯多特·霍爾主要是在人類學的研究領域使用文化翻譯的概念，而霍米·巴巴則是在后殖民文化批評領域。本書在研究蔣彝作品時所使用的文化翻譯概念和文化翻譯批評視角主要來源于后殖民文化批評理論中的相關論述。

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譯概念不是派生于傳統(tǒng)的翻譯理論，而是在沃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對翻譯概念的闡述基礎上的進一步發(fā)揮。沃爾特·本雅明在題為《翻譯者的任務》（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的文章中，[18]對傳統(tǒng)的翻譯概念作了突破性的注解。沃爾特·本雅明在使用翻譯這個概念時擺脫了傳統(tǒng)翻譯理論“譯作”與“原作”的二元論，他用圓的切線來比喻翻譯，認為翻譯就像圓的切線，只在一個點上與圓相接觸，其余部分完全按照自己的軌跡行進。無論是原文還是譯文，無論是原文的語言還是譯本的語言，都是不固定的，也沒有持續(xù)性，它們沒有基本的性質，而是在時間和空間里不斷發(fā)生轉換的?；裘住ぐ桶驮诮邮躂.T.米歇爾關于文化翻譯主題的采訪時說：“本雅明描述的翻譯狀態(tài)……使我思考微妙的暫時時刻。在辯證思考和補充或有空隙的限制性的過程中開放出超越辯證矛盾的趨向——我把這稱為第三空間（超越二元對立的思維）?！?span >[19]

沃爾特·本雅明關于翻譯的突破性注解啟發(fā)霍米·巴巴提出了他的“第三空間”理論，并將其文化翻譯觀建立在對“第三空間”特性的描述上。霍米·巴巴在其文化批評著作《文化的定位》關于“第三空間”的理論闡發(fā)中，運用并解釋了文化翻譯的概念。他指出：文化翻譯是用來表述多元文化特性的術語，文化翻譯往往是在“第三空間”中發(fā)生的?；裘住ぐ桶驮陉U明第三空間的特性時說，這個空間是雜合空間，是顛覆性的、越界性的。在雜合性的第三空間里，所有的二元對立都不再生效?；裘住ぐ桶筒辉僬務撽惻f的二元對立，而是認為協(xié)商或者翻譯是轉換世界的唯一可能?；裘住ぐ桶驮凇段幕亩ㄎ弧沸蜓灾性u論當代藝術作品時指出：“文化的邊界需要遭遇新奇，而這種新奇不是過去和當今延續(xù)體中的一部分，它是文化翻譯的叛逆行為……這種藝術更新了過去，在一個暫時的中間狀態(tài)重新塑造，改變并干涉了當今的表現(xiàn)?！?span >[20]根據(jù)霍米·巴巴關于“第三空間”和文化翻譯的論述，可以認為，文化翻譯發(fā)生的空間是多元文化交雜的空間，在這個空間里，不同文化得以轉換，并產(chǎn)生出新的意義，這種新意義對原來沒有進入空間時的權威是一種顛覆。本書所使用的“文化翻譯”概念和批評視角屬于兩大轉向中的“文化批評的翻譯轉向”，即借用“翻譯”的隱喻意義來研究不同民族文化的交匯空間和民族身份的建構等問題，在關于蔣彝作品的研究中將涉及霍米·巴巴、沃爾特·本雅明的有關論述，以及作為后殖民批評理論基礎的后結構主義“互文”理論。

在霍米·巴巴看來，薩爾曼·拉什迪的文學文本《撒旦詩篇》是最明顯的文化翻譯的例子。因為這種寫作是跨民族的寫作，作者的文化背景、使用的語言和表述的內容都具有跨民族性。20世紀70年代以來逐漸興盛的后殖民文學、飛散文學等，同薩爾曼·拉什迪的《撒旦詩篇》一樣，都屬于跨民族寫作，因此也都可以被視為文化翻譯文本。蔣彝作為漂泊海外將近半個世紀的華人，在他用英文書寫的文本中包含了異質文化之間的相互比較、相互轉換，同樣也是華裔飛散作家跨民族寫作的典范文本。因此，本書將在此概念上將蔣彝作品看作文化翻譯文本，來研究這種文化翻譯文本作為一種特殊的文本現(xiàn)象，其文本的外部語境和內部空間特征，從而嘗試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其一，蔣彝文化翻譯文本是在什么外部環(huán)境下產(chǎn)生的；其二，蔣彝文化翻譯文本的“原作”在哪里；其三，蔣彝文化翻譯文本是如何在文本內部實現(xiàn)文化翻譯的。

本書第一章和第二章均關注蔣彝文化翻譯文本的外部環(huán)境，包括作者的生活經(jīng)歷和人際關系網(wǎng)絡，以及作品在海內外的影響。第一章內容是蔣彝生平概述及其作品的海內外影響。蔣彝一生的寫作及其在西方確立的藝術家身份，都與他的生平經(jīng)歷和人脈關系息息相關。因此，有必要在進入對蔣彝作品的研究之前，先對他在海外的經(jīng)歷作一綜述。蔣彝其人及作品在海內外的影響也是跌宕起伏，經(jīng)歷了從炙手可熱到幾乎無人問津，再到逐漸升溫回暖的過程，其背后的語境除了他個人經(jīng)歷的變遷，更是整個時代的變遷，折射出中國文化和文人在西方世界遭遇的冷暖，以及中國文化界對民間文化使者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知。第二章對蔣彝人際傳播所基于的人際關系網(wǎng)絡進行梳理和考察。如果說蔣彝的啞行者系列游記以及他的《中國書法》和《中國繪畫》等著作在西方英語世界的出版是一種借助于大眾傳媒而進行的公共傳播行為，那么蔣彝與歐美國家文化界、藝術界、教育界人士的人際交往，并在交往過程中傳播中國文化的行為，則屬于人際傳播范疇。蔣彝在西方的人際關系網(wǎng)為他開展中國文化海外傳播提供了重要渠道。蔣彝雖然以“啞”自稱，但廣交朋友卻是他的顯著特點和優(yōu)勢，他從中國移居英國，又從英國移居美國的過程中，結交了無數(shù)朋友。在與這些朋友的交往中，蔣彝不僅完成了自我身份的重新認定，也憑借自己廣泛而相對高端的朋友圈，促成了他系列英文著作的出版，以人際傳播和公共傳播相結合的形式，更有效地傳播中國文化。

本書第三章關注文本與語境之間的關系。從蔣彝成為“被翻譯的人”的經(jīng)歷出發(fā)，將蔣彝跨越文化地理空間的生存環(huán)境作為其文本的語境，來考察跨文化語境的“翻譯性”與蔣彝文本寫作翻譯性的關系，揭示文化翻譯文本是在什么外部環(huán)境下產(chǎn)生的?；裘住ぐ桶驮凇段幕亩ㄎ弧芬粫?，用“翻譯”來表示人類遷移的過程和狀態(tài)。[21]他指出，“跨民族的行為本身就是具有翻譯性的”[22]。后殖民文學家薩爾曼·拉什迪在其著作《想象的家園》中也說：“我們是被翻譯的人”，[23]顯然，薩爾曼·拉什迪在語源上拓展了“翻譯”這個詞，用翻譯的延伸含義來描述人類遷移的過程，也就是跨越民族文化界限的狀態(tài)。因為薩爾曼·拉什迪自己就是個跨越民族文化界限的人，他從印度到巴基斯坦，再到英國，因此他被“翻譯”了。薩爾曼·拉什迪說的“我們”，是指當今被稱為后殖民作家或飛散作家的人，當然也包括蔣彝。這些作家離開了自己的根文化而進入了另一種文化，經(jīng)歷著類似源語文化與譯語文化的轉換過程。這種轉換過程，或稱翻譯，是他們這些作家的生存狀態(tài)。“我翻譯，故我在”，[24]正如本雅明和德里達所說，翻譯是“存活”的方式。[25]從文化翻譯的角度來考察蔣彝旅居海外半個世紀所創(chuàng)作的作品，也是因為蔣彝是個“被翻譯的人”，“翻譯”是他的生存狀態(tài)和生存方式。

本書第四、第五章關注文本本身，包括文本與文本的關系及文本內部，聚焦文本細讀和文本分析。第四章在對文化翻譯文本的“原作”概念進行定位的基礎上，借鑒后結構主義關于互文理論的新發(fā)現(xiàn)，研究蔣彝作品作為文化翻譯文本與其“原作”的關系，考察文化翻譯文本的“原作”在哪里。根據(jù)沃爾特·本雅明用圓的切線來描述翻譯狀況的理論，翻譯就像圓的切線，只在一個點上與圓相接觸，其余部分完全按照自己的軌跡行進。無論是原文還是譯文，無論是原文的語言還是譯本的語言，都是不固定的，也沒有持續(xù)性，它們沒有基本的性質，而是在時間和空間里不斷發(fā)生轉換的。那么，作為文化翻譯的文本，其“原作”的概念也不必拘泥于固定的某一部文字文本?！霸鳌笨梢允窃姼琛髡f、習俗和景觀等的匯集。蔣彝游記文本的“原作”主要就是由中國傳統(tǒng)文化匯集而成的“家園”。第五章著重分析研究蔣彝文本內部空間的特性，即考察文本所體現(xiàn)的文化翻譯策略。以霍米·巴巴關于“第三空間”特性的論述為研究視角，考察蔣彝如何在文本內部通過尋求不同文化之間的“共性”來避開不同文化的二元沖突，并如何在他的由不同文化構成的“雜合空間”中，通過顛覆性和越界性的書寫手法來實現(xiàn)文化翻譯的“叛逆”和“創(chuàng)新”的，從而嘗試回答文化翻譯文本是如何在文本內部實現(xiàn)文化翻譯的問題。

蔣彝一生創(chuàng)作的25部英文作品中，游記作品占了半數(shù)，有13部之多，而且蔣彝的游記作品也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具特色、最有影響的。本書研究的主要文本對象是蔣彝的游記文本。此外，由于蔣彝的兩部文化翻譯專著《中國繪畫》和《中國書法》以及蔣彝的自傳體作品《兒時瑣憶》都在文本形式和敘述手法上與蔣彝的游記作品有異曲同工之處，并且文本中文化翻譯的特征極為突出，因此也是本書的研究對象。

注釋：

[1]　本書所引用的蔣彝作品、關于蔣彝作品的評論以及劉知秋（音）和羅納德·詹諾夫的學位論文，除《重訪中國》以及《湖區(qū)畫記》（中文版）部分內容之外，均由本書作者翻譯。

[2]　“飛散”是英文“diaspora”的翻譯，國內其他譯法還有“離散”或“流散”，指的是一種跨越民族文化的生存狀態(tài)?！帮w散作家”常用來指稱有移民經(jīng)歷的作家。詳見：童明.家園的跨民族譯本：論“后時代”的飛散視角［J］.中國比較文學，2005（3）。

[3]　Esther Tzu-Chiu Liu.Literature as Painting—A Study of the Travel Books of Chiang Yee［D］.University of Northern Colorado，1976：127.

[4]　Ronald W.Janoff.Encountering Chiang Yee：A Western Insider Reading Response to Eastern Outsider Travel Writing［D］.The Steinhardt School of Education，New York University，2002：2.

[5]　Dazheng.Home Construction：Chinese Poetry and American Landscape［J］.The Journeys，1：1-2（2000）：59—85.

Dazheng.Chinese Painting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Chiang Yee's Travel Writing during the Cold War Era［J］.Prospects，26（2001）：477—540.

Dazheng.The silent traveller in the lake district［J］.Mosaic：a Journal for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Literature，2003（23）：161.

Dazheng.Writing of Home and Home of Writing：Chinese American Diaspora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J］.2003，1（4）：488—505.

Dazheng.The Traveling of Art and the Art of traveling：Chiang Yee's Painting and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J］.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2004，37.

[6]　鄭達.中國文化的使者：記旅美華裔游記作家、畫家、詩人蔣彝［J］.美國研究，2003（1）.

[7] [8]　謝天振.翻譯研究“文化轉向”之后［J］.中國比較文學，2006（3）：5.

[9]　謝天振.翻譯研究“文化轉向”之后［J］.中國比較文學，2006（3）：2.

[10]　Susan Bassnett，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Susan Bassnett，Andre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1998.

[11]　蔡平.“文化翻譯”的困惑［J］.外語教學，2005（6）.

[12]　張保紅.譯者與文化翻譯［J］.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4（3）.

[13]　王寧.文化翻譯與經(jīng)典闡釋［M］.北京：中華書局，2006.

[14]　謝天振.翻譯研究“文化轉向”之后［J］.中國比較文學，2006（3）.

[15]　童明.家園的跨民族譯本：論“后”時代的飛散視角［J］.中國比較文學，2005（3）.

[16]　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xiàn)代性［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2.

[17]　阿薩德的《英國社會人類學中的文化翻譯概念》一書考察了20世紀中葉以來人類學領域對文化翻譯的各種闡釋。參見：Muhammad Asad.The Concept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18]　Walter Benjamin.The Task of Translator［C］//in Hannah Arendt ed.Illuminations：Essays and Reflections［M］.New York：Schocken，1969：69—82.

[19]　W.J.T.Mitchell.interview with cultural theorist Homi Bhabha［J］.Artforum，1995，33（7）：80—84.

[20]　Homi K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7.

[21]　Homi K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228.

[22]　Homi K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173.

[23]　Salman Rushdie.Imaginary Homelands：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M］.London：Granta Books，1991：16.

[24]　Jhumpa Lahiri.My Intimate Alien［M］.2000：120.

[25]　Walter Benjamin.The Task of Translator［C］//in Hannah Arendted.Illuminations：Essays and Reflections［M］.New York：Schocken 1969：6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