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整整40年前，1978年，終于出現(xiàn)了允許讀書的局面，大家終于都明白了讀書用功對國家、對人民不會是件壞事。對我來說，這種允許來得晚了一些，但是只要抓緊時間，不會一事無成。我有幸考上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卞之琳先生攻讀莎士比亞研究。

但是一年過后，卞之琳先生就發(fā)現(xiàn)我的思想方式有點問題：我對形式中的邏輯聯(lián)系過于感興趣，不太會滿足于欣賞式的解讀。于是卞先生就斷然建議我放下已經(jīng)做得熱火朝天的莎學，轉(zhuǎn)而攻讀形式論，從新批評讀起，沿著整個形式論的歷史，一直整理到后結(jié)構主義。其中的原因我后來明白了。卞先生想起20世紀30年代中國學界的形式論熱：葉公超、曹葆華、朱自清、李健吾（劉西渭）、朱光潛、李安宅、方光燾、高名凱、錢鍾書等一批學者已經(jīng)開啟的，并且一直在用曲折的方式堅持的形式論研究。實際上，也是卞之琳在清華大學《學文》雜志上刊登的艾略特《傳統(tǒng)與個人才能》的第一篇中譯文，開啟了這個浪潮。

卞先生的敏感，使我找到了這條在中國尚是無人問津的水道，不久我就發(fā)現(xiàn)這是一條支脈廣闊、風景森列的巨流。至今整整40年過去了，我一直在這個水系漂流。這條形式論大河，實際上是圍繞著意義問題伸展的，因此它應當流經(jīng)符號學、風格學、修辭學、敘述學、現(xiàn)象學、闡釋學等各種重大的分支。在這里沒有坐標燈塔，還是會迷路的，而我的坐標就是符號學，符號學是這個龐大水系的主流。這本文選是從我40年來的思考中抽取的一些文字，可以看到我的航線是沿著符號學，走向敘述學，走向藝術學。為什么能如此走？因為它們都圍繞著意義流淌。

什么是意義？意義就是人的意識面對世界（物、文本、他人）產(chǎn)生的關聯(lián)，人依靠獲得意義解讀意義，才能作為人存在于世。

所有的意義需要載體，不然無從獲得。這載體就是符號，符號是“被認為攜帶著意義的感知”，符號必定承載意義，意義必須靠符號承載，沒有無意義的符號，也沒有無需符號的意義。因此符號學就是意義學。

那么，什么是敘述？敘述就是有情節(jié)的符號文本，因為任何文本不是陳述，就是敘述。我討論的是廣義的敘述，從足球賽，到法律庭辯，到預言算命，到小說電影，到行為藝術。如何尋找它們共同的規(guī)律？試一下。

最后，什么是藝術？藝術肯定是意義的載體，但是它給出的是最復雜最不好捉摸的意義。我認為藝術是“從形式上給接收者以超脫庸常感覺的符號文本”。

所有這些領域，都有點難，但越是難就越是證明值得做。當然我也反復提醒自己，我的建議只是建議，肯定漏洞百出，不僅論辯的空間很大，留下的問題很多，而且多半會被推翻。所以我在教學中，在與同行朋友討論時，在“指導”學生時，反反復復叮囑：我的意見只是你們的靶子，我高價收買挑戰(zhàn)。

我也以同樣的話結(jié)束這篇前言：凡是讀到這本書的人，我最希望聽到的，是你們的批評，稱之為商榷，是客氣；稱之為批駁的，是實話。無論何種批評，一律歡迎，一律感激，我會把你們鄙夷的眼光，看作最火熱的褒獎。為什么？因為我不相信這些人類意義活動之謎會輕易地得到解決，這是一代學者的任務。如果你們讓我在孤獨中陪伴一得之見，那就是讓我的一生堅持，落個自言自語。親愛的讀者，你們不會如此殘酷吧？

趙毅衡
二零一八年八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