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奉天有好幾派，一派就是郭松齡，我們這一派就是陸大派，他是陸大，但是我們都是講武堂的，講武堂這一派屬于這個陸大派的底下的。另外呢，還是楊宇霆，他們這就是留日派?！獜垖W良晚年口述

在張學良的軍事生涯中，如果按年代列出讓他畢生耿耿于懷的事情的話，郭松齡倒戈肯定是第一件。晚年，在他的口述記錄中，郭松齡這個名字出現(xiàn)的頻率相當高。

郭松齡，字茂宸，1883年出生于沈陽城東郊。1906年考入奉天陸軍速成學堂，畢業(yè)后，一度任盛京總督衙門衛(wèi)隊哨長。1909年隨朱慶瀾入四川。在此期間，一向關注國家命運的他，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1913年，郭松齡考入北京陸軍大學第三期。1917年，他到廣東參加了軍政府的工作。或許廣東的工作也沒有讓郭松齡遂心，他于1919年又回到了家鄉(xiāng)東北，在東三省陸軍講武堂擔任了戰(zhàn)術教官。

郭松齡一出一進奉軍，自然有礙于他在職位上的晉升；尤其是當時奉軍中陸大派和士官派(又稱留日派)之間的派別之爭異常激烈，以楊宇霆為首的士官派風頭正勁。郭松齡升遷的希望似乎更加渺茫了。

就在郭松齡郁悶不樂之際，晉升的機會已悄然來到他的身邊。給他帶來這一機會的人，是張學良。

作為當時已握有奉天、黑龍江軍政大權的張作霖，經(jīng)過多年的經(jīng)營，擁有了這份家業(yè)之后，按照子承父業(yè)的傳統(tǒng)，他自然想讓他的兒子成為“將門虎子”。但是，張學良在他的眼中，還不是合適的人選。這原因是，張學良最初好像對打打殺殺不感興趣。他一會兒跟基督教的“青年會”混在一起，一會兒又想要學醫(yī)，一會兒又異想天開地要到美國留學。他說：“我當年哪，并不想當軍人，以后我就變了，那是十九歲以后，因為我父親說你進講武堂念書，以后你就當軍人。以后整個生活就變了?！边@樣，1919年3月，張學良秉承乃父旨意，進了東三省陸軍講武堂，成了郭松齡的學生。

郭松齡是屬于好學深思型的人物。他為人耿直、嚴肅，生活上律己很嚴，不嗜煙酒，更不沉溺于聲色，雖然是職業(yè)軍人，但書卷氣很重。這種性格雖和張學良生活浪漫、耽于享樂的外向性格大相徑庭，但張學良卻有一種強烈的欲望，偏偏喜歡這種自己所缺乏的性格的人物。因此，在講武堂上博學多識、儀表堂堂的郭松齡，便成了張學良崇拜的偶像。長張學良18歲的郭松齡，也就成了張學良的好朋友。在張作霖眼中，張學良對于郭松齡有些近乎于崇拜，“除去你老婆不跟他睡覺，你什么沒有不給他的”。

有了這層關系，當張學良由第三團團長晉升為第三混成旅旅長時，在遴選人補充第三團團長這一空缺時，張學良力薦郭松齡。1921年5月，張作霖在兼任了蒙疆經(jīng)略使時，又大肆擴編軍隊，張學良又趁機保舉郭松齡晉升為奉天陸軍混成第八旅旅長。雄才大略的郭松齡沒有辜負張學良的知遇和保舉，在兩次直奉戰(zhàn)爭中，他與張學良一起領兵作戰(zhàn)，戰(zhàn)績輝煌。張學良始終認為，自己早期能在軍隊站住腳，大都來源于郭松齡的扶持。他晚年口述中對此仍念念不忘：

我過去作戰(zhàn)的成績都是他，我過去打仗很有名，都是他。這個人是這樣一個人，吃苦不在乎，而且打仗很勇敢。換句話說，也沒有怕死這思想……部下對他也很好。就是他這脾氣，他說我呀，任折不彎。唉，我說，我這人跟你完全不同，我任彎不折，勸他，他說我講哲學，你怎么這樣的脾氣，他說，我是脾氣使然。

這樣，惺惺相惜的雙方也結(jié)成了生死與共的關系。

1925年，張作霖又把關內(nèi)、關外的奉軍整頓一番，把三、四方面軍團作為奉軍的嫡系基本部隊，統(tǒng)交給了張學良、郭松齡共同指揮。而張學良自己呢，則去擴充新設的東北空軍，因而這批基本部隊的指揮權，實際上全歸了郭松齡。于是乎，“張學良即郭松齡，郭松齡即張學良”，成為東北軍人所共知的事實。

這次整頓后，張作霖自恃武力強大，將大批軍隊源源開進關內(nèi)。在大肆向江南擴張的同時，準備對馮玉祥的國民軍興師問罪，并把打垮國民軍的任務交給了張學良、郭松齡和李景林。一切布置妥當后，他洋洋自得，覺得用不了多久，中國將是奉軍的天下了。

但是，此時手握重兵的郭松齡，卻準備反戈一擊了。

馮玉祥與郭松齡的倒戈

促使郭松齡反戈一擊的原因，張學良在晚年口述歸結(jié)為“權力的分配不公平”而導致的。他說：

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結(jié)束后，李景林為直隸督辦，楊宇霆為江蘇督辦，姜登選是安徽督辦。大家都有地盤了嘛，郭也希望有地盤。郭松齡就說，算我倒霉，當你的部下。換句話說，打仗是我的軍隊，可是請功領賞卻沒有我的份，忿忿不平。我已查知此種情緒，很是焦慮。我給父親上條陳，他便不高興了，我父親罵我說，你小子要地盤？我說，不是，不是那個意思。我的意思是給郭松齡一個地盤。我說，你這樣可以安撫他，你不愿意給他，你給我個名義呀，我實際上交由郭松齡來管，由他來做就是了。我給我父親做了很大一個計劃，他不聽。我父親不聽的主要原因，與楊宇霆有關，在參謀部里，我父親聽他的。

在張學良看來，郭松齡得不到地盤，依然還是奉軍陸大派和士官派之間的矛盾。

其實，張學良的總結(jié)，只是一個方面，郭松齡倒戈的真實原因，與當時局勢變動有著直接的關系。

1924年9月18日，北京曹錕政府發(fā)布對張作霖的討伐令，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爆發(fā)。馮玉祥本擁曹錕，但在戰(zhàn)爭爆發(fā)后，張作霖的代表馬炳南則與馮玉祥接觸，傳達張的意見：奉軍此次的目的，并非進關拓展地盤，只是為了曹錕、吳佩孚；奉軍的目的達到后，決不會再向關內(nèi)進兵。馮玉祥接受張作霖的意見，在古北口與馬炳南達成秘密協(xié)議，與奉軍聯(lián)合。此后，馮玉祥前線倒戈，聯(lián)合孫岳、胡景翼發(fā)動了著名的北京政變，推翻曹錕政府。

北京政變成功后，張作霖并沒有遵守與馮玉祥的約定，而是率軍進入北京，與段祺瑞一同執(zhí)掌北京大權。馮玉祥感到自己被張作霖作弄了，但論實力又無法與之抗衡，只好“趨避之”。他向臨時執(zhí)政段祺瑞提出辭呈，前往張家口任西北邊防督辦一職。馮、張之間的“梁子”也就由此結(jié)下了。不久之后，馮玉祥聯(lián)合郭松齡反奉，原因即出于此。

蔣鐵生編《馮玉祥年譜》“10月條”，對馮玉祥與郭松齡的聯(lián)合有詳細的記載：

(1925年)10月馮玉祥派韓復榘、程希賢等去日本參觀軍隊秋操,11月6日,韓復榘回到包頭向馮玉祥匯報在日本觀操的情況,并轉(zhuǎn)達了同去日本觀操的東北軍領隊郭松齡的聯(lián)馮倒奉之意。馮玉祥當時正因奉軍瘋狂強占地盤,而焦慮地尋找對策,所以聽了韓復榘的報告,喜出望外。立即派韓復榘到天津與郭聯(lián)絡,并帶回了郭松齡親筆寫的 《密約》 草稿,并被告知奉軍將領李景林也參與這次活動,馮玉祥更為高興,就完全同意了郭方的意見。他連夜參考郭松齡的《密約》 草稿,繕寫了《密約》 兩份,馮玉祥先在上邊簽了字。遂派參謀長熊斌與王乃模陪同郭方代表郭的參謀長李堅白和郭的弟弟郭大鳴一起即日回津。郭松齡同意《密約》 全文,并于 11 月 22 日也在密約上簽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