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陳貽焮先生（1924—2000），字一新，湖南省新寧縣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古代文學博士生導師，系、校學術委員。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曾任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理事，中國韻文學會副秘書長、常務理事，中國詩學研究會副理事長、常務理事，王維研究會名譽會長，《文學遺產》、《文學評論》編委，《中華詩詞》顧問等社會兼職。陳貽焮先生長期從事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史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在這個領域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從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末，他陸續(xù)出版了《王維詩選》⁽¹⁾、《唐詩論叢》⁽²⁾、《孟浩然詩選》⁽³⁾、《杜甫評傳》⁽⁴⁾、《論詩雜著》⁽⁵⁾等重要著作，并參加《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⁶⁾、《中國歷代詩歌選》⁽⁷⁾、《中國小說史》⁽⁸⁾、《歷代詩歌選》⁽⁹⁾等書的編著工作，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¹⁰⁾。上述的著作，無論是他個人的專著，還是參編、主編的諸書，都在學術界發(fā)生過重要影響；尤其是他在唐詩研究方面的一系列工作，可以說是新時期唐詩研究領域奠定性成果之一。陳先生也因此而被海內外學界所推崇，被公認為唐詩研究方面的名家。學術研究之外，他在古典詩詞創(chuàng)作方面也具有很高的造詣，一生作詩填詞，筆耕不輟，其作品⁽¹¹⁾將傳統(tǒng)詩詞的藝術風格與個人感情、現(xiàn)實生活完美地結合在一起，推陳出新，在詩詞界享有很高的聲譽。八九十年代，傳統(tǒng)的詩詞創(chuàng)作活動開始復蘇，陳先生繼夏承燾、王季思等先輩之后，經常參加詩詞界的各種活動，引領風騷，被后輩奉為詩壇耆宿。

一　“因頑慕勇”的奮斗歷程

和其他出生于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學成于四五十年代的學者一樣，由于戰(zhàn)爭的沖擊和社會的動蕩，陳先生的求學之路十分坎坷。他雖然出身書香門第，祖父是前清秀才，父親也是一位詩人，家中親戚如堂舅祖劉永濟先生、表叔李冰若先生都是著名的學者。他認為自己從小鐘愛詩詞，并最終走上治學的道路，與這種家族與親友間濃厚的文化氛圍是分不開的。但他小時候家境并不很好。初中一年級時曾因家里付不起學費而面臨輟學的危機，但他自己“只想上學，想當個大學生，能個人奮斗，獨立生活”⁽¹²⁾。最后在不識字但特別重視教育的祖母⁽¹³⁾的全力支持下，陳先生又能繼續(xù)讀書了。1944年，日本人打到了新寧縣。因為父親謀生在外，祖父已經逝世，作為陳家長房長孫的他，曾帶著家人和親戚二十多人，四處逃難。其間靠到處借大米，為學生補課的微薄收入來維持全家生計。高中畢業(yè)后為了還債，補貼家用，曾去長湖村斗光農校教書。在利用薪收逐漸還清了欠債后，陳先生才毅然決定出來考大學。他說自己早年經歷的這種情形，很像鮑照《侍郎報滿辭閤疏》中所說的：“臣嚚杌窮賤，情嗜踳昧，身弱涓甃，地幽井谷。本應守業(yè)，墾畛剿芿，牧雞圈豕，以給征賦。而幼性猖狂，因頑慕勇，釋擔受書，廢耕學文?！彼f正是鮑照說的這種“幼性猖狂，因頑慕勇”的個人奮斗精神，一直激勵他追求文學和學術。

1946年，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聯(lián)合招生，陳先生總分夠了，但數(shù)學不好，被招入北大先修班，教他國文的是傅庚生先生。因為傅先生喜歡講《浮生六記》、《陶庵夢憶》這些美文，又加上受家鄉(xiāng)優(yōu)美景色的熏陶和詩書家風的影響，陳先生就學著寫意境優(yōu)美的散文，不少作文得到了傅先生的夸獎。其中一些，如《杜甫小傳》等，還發(fā)表在北京的報刊上。這激發(fā)起了他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的熱情。

1947年，陳先生正式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1948年底因病休學，回到新寧療養(yǎng)。病愈后在本縣里教了半年中學，暑假里參加農村調查，看到解放后的種種新氣象，很是感動。回北京大學復學正碰上小說家廢名先生教文藝文寫作課，他就將在鄉(xiāng)下的切身體會寫成了短篇小說《弟弟加入少先隊》交了上去。廢名先生看后，特別欣賞，認為超過了趙樹理，還寫下了這樣的評語：“寫得很成功，富有地方色彩，人物個性亦強，而且都有進步性，所用語言亦好?！辈堰@篇文章拿到班上作為范文，組織同學重點討論。陳先生很受鼓舞，接著又寫了篇《李三阿媽》。廢名先生又認為最好，評語是：“成功之作。人物都寫得好，李三阿媽、黃毛、麻大爺如見其人，如聞其語，連沒有寫什么的扁婆、八老倌、麻大媽、譚姑爺都寫出來了。文字也好。還有，作者對農民生活的熱誠！”在廢名先生的鼓勵下，陳先生又一連寫了好幾篇小說，都得到了好評。有一次，廢名先生甚至還請來了楊振聲先生來指導，這當然使陳先生分外高興，不過壓力也越來越大了。由于積累的生活底子寫得差不多了，陳先生就開始硬著頭皮編故事。這自然受到了真誠的、重視藝術的廢名先生的嚴肅批評。雖然不久廢名先生的課就結束了，后來廢名先生也去了東北大學，但陳先生一直都在心里深深地懷念著、感激著廢名先生，認為廢名先生“確乎是個真誠的人，是個不失赤子之心的人”⁽¹⁴⁾。陳先生從廢名先生身上，不僅學到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藝術，還學到了對藝術的嚴肅態(tài)度和真誠、不失赤子之心的為人。

1953年大學畢業(yè)后，陳先生留在了北大。雖然他說自己喜歡創(chuàng)作，也喜歡文藝理論，但系主任楊晦先生讓他學文學史，并安排他師從林庚先生，一邊當助教，一邊主修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¹⁵⁾在林先生的指導下，陳先生說自己“狠狠地讀了三年書”。讀書的方法是挨個兒讀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重要作家的集子及注釋，還要參閱《資治通鑒》與正史中相關作家的傳記，每兩周交一次讀書筆記。半年之后，就寫出了《關于陶淵明》⁽¹⁶⁾、《鮑照和他的作品》⁽¹⁷⁾等學術論文。到了1957年，由于運動和社會活動的增多，學校不提倡念書了，但是陳先生仍擠出時間，照林庚先生的意思，斷斷續(xù)續(xù)地通讀完《昭明文選》、《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全唐詩》、《資治通鑒》以及《漢魏叢書》、《唐人說薈》等叢雜書。⁽¹⁸⁾他說這種循序漸進的讀書做筆記的方法使他受益終身，后來陸續(xù)發(fā)表的一些重要的學術觀點，如王維“亦官亦隱”生活方式的政治原因和深層心理⁽¹⁹⁾、唐代某些知識分子隱逸求仙的政治目的⁽²⁰⁾、李商隱無題詩的寓意⁽²¹⁾、李賀詩歌中的“哀憤孤激之思”⁽²²⁾等，也都是在當時就已經形成的。陳先生后來正是用自己當助教時的這種讀書方法來指導研究生的。直至現(xiàn)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幾代的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方向老師，仍是依照著這種方法來培養(yǎng)研究生，甚至包括必讀書目與研讀的次序。也許可以這樣說，至少在本教研室、本專業(yè)方向內，這是林、陳兩位先生為后人創(chuàng)立的一種教學經典。

50年代中期，人民文學出版社要陳先生編《王維詩選》。陳先生在接受任務之后，不滿足于編寫一般的詩歌選注，而是深入研究分析王維的生平、思想和藝術，先后寫出了《論王維的詩》⁽²³⁾、《王維生平事跡初探》⁽²⁴⁾等篳路藍縷、見解深刻的論文。《王維詩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7月出版，得到了學界的充分肯定和熱情贊譽。后來有外國評論家認為，陳先生的這部著作是自40年代以來，全世界王維研究領域最好的一本。⁽²⁵⁾

60年代初，陳先生曾利用業(yè)余時間，著手寫作以李白、杜甫為主，反映盛唐詩人生活風貌的長篇歷史小說《英靈傳》。為了紀念杜甫，還在《北京文藝》1963年1月號發(fā)表了其中一章《曲江踏青》。誰知這一他自己覺得毫不起眼的文學作品，竟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招來了大字報對陳先生的無情批判和無限上綱，他說嚇得他多年不敢動筆續(xù)寫。在后來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陳先生也都是小心謹慎以求避禍。但因為有“黑五類”的出身、是解放前上的大學，并且寫過“毒草”歷史小說等經歷，他還是經常受到紅衛(wèi)兵的審問和追查。然而陳先生從來不說一句違心的話、不做一件違心的事。當時擔任北大中文系黨委的負責人嚴家炎先生就特別敬重陳先生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表現(xiàn)：“陳先生自律甚嚴，坦誠‘向黨交心’，常作自我剖析，但他嚴守一條：從未批判或傷害過別人。他和游國恩、林庚先生等老一輩專家一樣，也是個心胸敞亮、正直誠實的老知識分子?！?sup>(26)在“評法批儒”時期，毛主席所喜愛的“三李”（李白、李賀、李商隱）都成了“法家”代表人物?！八娜藥汀眲e有用心地侈談李商隱，在他的無題詩上大做文章，說李商隱的無題詩不是愛情詩，而是政治詩，表現(xiàn)了對法家思想的熱愛。當時“梁效”（北大、清華兩校）寫作組領旨杜撰，但因對李商隱不熟，絞盡腦汁也炮制不出作品。于是，他們就想到了早在60年代初即對李商隱有過深入研究、性情隨和的陳先生。他們將陳先生從勞動現(xiàn)場調回北大，向他下達了“戰(zhàn)斗任務”：要盡快寫論述李商隱的無題詩是擁護法家路線的政治詩的文章！陳先生卻表示：我對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指示理解不夠，還要好好學習。他故意半風趣半認真地說：“政治詩？我怎么看不出來呢？還得好好學習！”就這樣，推托加搪塞，學習再學習，直至“四人幫”垮臺，陳先生也沒違心地寫那篇文章。⁽²⁷⁾這樣的為人行為，正是“看似尋常最奇崛”！但是，他也深為這段荒唐的歲月虛耗他的年華而深深感慨，曾說：“從1963年開始，直到1978年，我沒有好好地念過書，沒有做嚴格的科研，整整耽誤了15年。下鄉(xiāng)、開會、斗爭，每天回來我就練字，寫一些詩，也算是修身養(yǎng)性吧。上大學時，我耽誤了5年，而這15年更可惜。”⁽²⁸⁾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陳先生倍感時光的寶貴，以空前熱情投入到學術研究中去。在70年代后期，陳先生除了編定《孟浩然詩選》⁽²⁹⁾，整理出關于孟浩然生平的長篇考證文章《孟浩然詩選后記》⁽³⁰⁾，還發(fā)表了《李商隱戀愛事跡考辨》⁽³¹⁾、《從元白和韓孟兩大詩派略論中晚唐詩歌的發(fā)展》⁽³²⁾等考論結合、精見迭出的宏文。他從年輕時就一直想寫杜甫評傳，到此時已經54歲了。經過長期的反復考慮，他感到光陰荏苒，時不我待，若一再拖延，有負初衷，即“因頑慕勇”，“發(fā)大誓愿”，開始撰寫《杜甫評傳》。⁽³³⁾原定字數(shù)30萬字，結果越寫越多，從1979年3月一直寫到1984年，最后寫成109萬字的煌煌巨著。這五年間的勞動強度相當大。他說每天都放不下，腦筋始終松弛不下來。因為終日伏案寫作，左眼視力嚴重衰退，幾乎失明，而且由于長期用腦過度，也可能導致了后來的腦疾。有朋友曾勸陳先生放慢點速度，別把身體搞壞了，陳先生說：“人過60精力就要大減，一定要在60歲前把這部書寫完?！?sup>(34)當然，陳先生所付出的巨大的心血和驚人的代價，也贏得了海內外學界對《杜甫評傳》這部百萬巨著的高度肯定和同聲贊譽。學界普遍認為，它是20世紀杜甫研究領域最為詳盡深細的集大成著作，“堪稱是當代杜詩學中的一座豐碑”⁽³⁵⁾。這部著作的上卷于1986年獲北京大學首屆社會科學成果著作一等獎，又于1987年獲北京首屆哲學社會科學和政策研究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1995年獲首屆全國高等院校人文社科優(yōu)秀成果二等獎。日本東京大學教授用它作為開設杜甫研究專題課的主要參考書。

80年代中前期，在一次學術會議上，一位日本學者說，中國經過“文化大革命”已經沒有文化了，提出要派日本學者來幫助我們。這使在場的中國學者特別是一些老先生大受刺激。陳先生對此事也一直耿耿于懷，所以他在《杜甫評傳》脫稿后，立即投入到新的研究中去，陸續(xù)撰寫了有關曹操詩⁽³⁶⁾、初盛唐詩人⁽³⁷⁾、盛唐絕句藝術⁽³⁸⁾等長篇論文⁽³⁹⁾。另外，他開始有意識地將自己的學術生命延續(xù)到學生身上。他曾屢次對學生們說，應當成為國際學者，學術上要敢于攻堅，要為國際同行所承認，要為我們民族爭氣。⁽⁴⁰⁾到90年代中期，由于患上腦疾，陳先生漸漸不能寫作，但他仍堅持帶病全力培養(yǎng)學生，直到2000年11月，陳先生因腦瘤嚴重惡化，醫(yī)治無效逝世。值得欣慰的是，陳先生的學生現(xiàn)在已星布神州，執(zhí)教各國，如葛曉音、張明非、柯素芝、錢志熙、羅伯特、吳光興、吳相洲、杜曉勤、孫明君、金昌慶等，都已經成為海內外知名的國際學者，他們或在大陸、香港、澳門，或在美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地，實現(xiàn)著陳先生的宏愿，弘揚著中華學術。

二　“推陳出新”的學術追求

陳先生走上中國古典詩歌研究之路，是在上個世紀50年代留校任教之后。當時的學術界正是新舊兩種學風此消彼長、進行轉化的時期。陳先在吸取前輩學術經驗的基礎上，加上他自己的多年摸索和刻苦鉆研，推陳出新，漸漸形成自己獨特的研究風格和治學路數(shù)。

首先，在讀書方法上，他既舍得下“笨功夫”，從最基本的原始材料搞起，又會念“聰明書”，思路開闊，善于發(fā)現(xiàn)問題。他始終堅持，無論前人有多少成果，都必須自己下功夫從基本資料的考辨做起，所以，“他的觀點不是從別人那里借來的，或是受什么流行思潮的啟發(fā)，而完全是通過鉆研第一手材料，通過發(fā)掘材料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而取得的”。⁽⁴¹⁾比如，人們過去常說王維最初熱衷進取，后來消極隱居，是因學佛或中年喪妻。陳先生在50年代前期，通過閱讀原始材料，發(fā)現(xiàn)王維官場之進退與張九齡存在密切的關系。張九齡認為，“名器不可以假人”，反對隨意給有功者授予高位；還認為百姓的命運都掌握在地方官手里，而為蒼生計，主張當政者應注意郡縣地方官的選擇和任用，反對當時把犯了錯誤的京官貶謫到地方的做法。王維作為張九齡政治主張的擁護者和支持者，受到張九齡的器重和提拔，其《獻始興公詩》“所不賣公器，動為蒼生謀”就是對張九齡政治品格的頌贊，不是一般獻詩的奉承之辭。張九齡失敗被貶時，王維相當沮喪，又寫了一首《寄荊州張丞相》詩送給張九齡，表示他的心情和態(tài)度。這時李林甫威脅諫官，要大家像立仗馬一樣不聲不響、老實馴服，否則身家性命難保。王維感到“舉世無相識”，表示“方將與農圃，藝植老丘園”了。這樣一來，陳先生就比較深刻地解釋了王維亦官亦隱生活方式的深層的一個重要原因。這篇文章⁽⁴²⁾發(fā)表后，學界普遍認為陳先生的觀點既新穎又信實，馬上就被多種文學史采用了。⁽⁴³⁾60年代初期，陳先生受人民文學出版社之約，作《孟浩然詩選注》，他發(fā)現(xiàn)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史傳中只說孟浩然隱居鹿門山，而他的《澗南園即事貽皎上人》卻說“鄙廬在郭外，素業(yè)惟田園”，而時人王士源序又說他“終于冶城南園”，那么“澗南園”就是“冶城南園”嗎？他家具體地點又在哪里？陳先生首先去查各種方志，深入而全面地掌握有關的大小地名和有用的原始資料，然后再同史傳和作品放在一起加以綜合研究，終于解答了問題。陳先生的結論是：一、浩然祖?zhèn)鲌@廬在襄陽南郭外峴山附近江村中。因屋北有澗，又其地舊有冶城，故一名澗南園，又名冶城南園，簡稱“澗南園”，所以集中寫南園生活和西南郭外諸勝宴游情事的詩最多；二、隱居鹿門山當在寫《登鹿門山懷古》之后。孟浩然有意步武先賢龐德公，藉揚清德，故雖偶住鹿門，而仍以歸隱名山相標榜。后人不察，就不知有澗南園，更不知它在峴山附近了。另一個問題，孟浩然與同鄉(xiāng)好友張子容過從甚密，但是自他們二人越中相別之后，孟集中似乎很難再找到張子容的蹤跡了。那么，他們是不是真的沒有再見了呢？陳先生考出集中所謂“張明府”、“張郎中”就是張子容，并根據孟浩然詩題中“餞盧明府張郎中除義王府司馬”的線索，參照史實，進一步推算出孟浩然“自洛之越”和自越還鄉(xiāng)大致可信的時間，寫成《孟浩然事跡考辨》一文，發(fā)表于《文史》第四輯，頗受海內外學術界好評。⁽⁴⁴⁾

中國古代文學史尤其是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史，除了新挖掘出來的文物以外，新材料很少，絕大部分是人所共見的材料。但是陳先生善于從常見材料中看出新問題，也即會“念聰明書”。陳先生的《杜甫壯游蹤跡初探》⁽⁴⁵⁾一文就是這樣的范例。該文的做法是排比杜甫晚年回憶青年時期經歷的詩歌，證以同時代詩人李白、高適的活動，從許多看似毫無關聯(lián)的詩歌中勾稽出杜甫天寶四載以前的游蹤和相關事跡，使杜甫生平中最不清楚的這一段經歷有了頭緒分明的交代。

其次，在研究過程中，陳先生善于排比材料，歸納問題，總結規(guī)律。而這又得益于他自覺地學習和運用歷史辯證法。

具體到怎樣分析和評價古代作家方面，陳先生認為，很多問題要從根本上去想，不要滿足于一些現(xiàn)象的羅列，要找出它的原因。讀書時應盡量撥開種種表面的偽裝，要善于從前人僵化的評論中發(fā)現(xiàn)真正的東西。我們與古人的時代離得很遠，但總要努力了解古人的生活環(huán)境、社會風尚。從作家和他的朋友、親屬及各種人的關系中去研究他的思想面貌，不要簡單化，人是復雜的。“知人論世”，設身處地為古人著想，是為了講公道話，不是充當古人的辯護士；要用歷史辯證法去分析評價，掌握分寸。⁽⁴⁶⁾如曹操其人其詩，向來很難評價，一則因為流傳下來的作品很少，二則因為曹操具有政治上的特殊性和性格上的復雜性。陳先生的《評曹孟德詩》⁽⁴⁷⁾利用現(xiàn)存詩文和史料與前人評價結合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將曹操學周文王、齊桓、晉文之事、提倡“禮讓”以“厲俗”之舉，與其性格的詭譎多變和政治上的實用主義聯(lián)系起來分析，指出曹操的真與假是不矛盾的。⁽⁴⁸⁾再如，陳先生在指導學生研究曹植時，就告誡道：“不要太廉價地同情他?？梢栽O想一下，如果曹植當了皇帝，又會怎么樣？曹丕的智囊團比曹植的厲害，曹植才失敗了。他的失敗是在家族內部爭奪天下的斗爭中產生的悲劇，是封建王朝內部爭權奪利的歷史悲劇在他身上的重演”，“曹植一再表態(tài)要當周公，想以骨肉之情打動曹丕，這是在權衡利害之后采取的不得已的手法。不管他的表白是真也好，假也好，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權勢斗爭的殘酷。我們應當站在他們的矛盾斗爭之外，冷靜一點，客觀一點，這樣我們就比古人高了”。⁽⁴⁹⁾同樣，陳先生在自述其撰寫《杜甫評傳》經過時也說：“我喜歡根據各方面的大量資料（包括詩文作品），讓作家處于時代社會的大背景前、各種不同的人事關系中，努力去把握他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盡量設身處地，從理解一個人的角度出發(fā)，把古人還原成活生生的社會現(xiàn)實中的人，有點像修復一個打碎了的古董花瓶那樣，較完整地展現(xiàn)作家的風貌?！?/p>

陳先生還指出，學習馬列主要應學習他們論述問題的方法。他幾乎要求每一屆研究生都去讀《反杜林論》，并說：“這不是貼標簽，而是為了真正運用他們的觀點、方法找出文學史中一些規(guī)律性的東西?！?sup>(50)陳先生自己就十分善于歸納問題、總結規(guī)律、提煉觀點。如陳先生在60年代初講李白備課時發(fā)現(xiàn)了一點問題：為什么皇帝要召李白？后來他就廣泛地找資料，看了《舊唐書·隱逸傳》，做了統(tǒng)計，恍然大悟了。原來自南朝陶弘景以來，皇帝請“隱逸”的事情世代不絕，這在政治上也是收攬人心。李白25歲離開四川，后來正是通過和宮廷關系密切的“隱逸”被推薦進宮的。唐玄宗曾召隱逸9人，裝點門面，然后再隆重地打發(fā)回去。李白做宰相的理想不是沒有根據的，唐代有很多布衣卿相?？上Ю畎走\氣不好，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正因如此，李白失意所受到的打擊也就特別大。⁽⁵¹⁾陳先生這些有普遍性、規(guī)律性的發(fā)現(xiàn)⁽⁵²⁾，大大深化了人們對李白的認識，而且為后人進一步研究盛唐詩人的政治理想、精神面貌、生活方式與時代背景的關系勾出了明晰的輪廓。再如，陳先生在70年代末所寫的《從元白和韓孟兩大詩派略論中晚唐詩歌的發(fā)展》⁽⁵³⁾一文，就從中唐社會風尚、政治狀況、文學背景等方面，對元白、韓孟兩大詩派如何體現(xiàn)中唐詩歌“大變”的實績做了獨到的剖析，并以較大的氣魄為這一時期復雜的詩歌發(fā)展狀況勾出了清晰脈絡。葛曉音先生曾充分闡述過陳先生這篇論文在當代古典文學研究史上的重大意義，她認為此文在當時開辟了一條新的思路：“即從考察具體背景入手，探討文學史上某些重大現(xiàn)象或詩歌流派形成的深層原因。用這種方法研究中唐詩歌的論文在60年代頗為罕見，而在80年代則被廣泛運用。陳先生在其間所做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sup>(54)

陳先生詩學造詣深邃，在對中國古典詩歌進行藝術分析和審美評價方面，有其獨到的看法和成功的經驗。他認為，藝術分析要建立在有藝術感受的基礎上，要對生活始終保持清新的感受。他認為，要提高藝術鑒賞力，就要多看古今中外的優(yōu)秀作品。陳先生覺得，不懂藝術，沒有藝術感受雖然也可以搞文學史和文藝理論，但總歸是一個缺陷。⁽⁵⁵⁾所以，他曾不止一次地希望學生能寫一手好詩，填一手好詞，并說，他這樣要求，“不是為了當詩人，而是為了研究古典文學。寫詩有隔與不隔的問題，分析藝術也有隔與不隔的問題，自己會一點舊詩詞，解詩就減少一點隔膜感。不隔才能一針見血，擊中要害”。⁽⁵⁶⁾

陳先生把藝術分析分成兩種，一種是欣賞佳作，要挑選真正能給人豐富的聯(lián)想和美感的作品，另一種是作品本身不好，但能說明作家的創(chuàng)作傾向等其他問題。陳先生還指出，藝術和技巧不是一回事，沒什么技巧也可以出好詩，有技巧不一定出好詩。漢樂府民歌“江南可采蓮”、《詩經》“采采芣苢”技巧都很簡單，但讀完了還覺得余味無窮。所以講詩光講技巧不行，要從藝術欣賞和美學的角度去看，不要一味從表現(xiàn)手法去摳。即使是名作家的作品，也并不都是好的。如李賀的詩是不成熟的，有的確乎很好，有的他是認真作的，有的是不成功的嘗試，有的只能作為了解他生平思想的資料?？傊?，對詩歌可有三種態(tài)度：一是研究問題；二是欣賞；三是探索作家在藝術上成功或失敗的嘗試。一定要避免為了講一個作家好就硬湊的傾向。⁽⁵⁷⁾

陳先生認為，在詩歌研究過程中，除了有藝術感受以外，還要善于表達。他曾打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分析藝術有如逮泥鰍，又滑又難抓，死抓就抓不住，必須巧妙地用兩個指頭輕輕地夾起來。有時弄不好就容易把一首好詩講死講呆。⁽⁵⁸⁾陳先生曾經批評過80年代古典詩歌研究界的兩種傾向：一是挖空心思、分析過分，把苦水都摳了出來；一是不問對象，一概用“情景交融”、“意境”、“美感”一類放之所有作品而皆準的術語去套，講得甜膩膩、黏糊糊、不清不爽。雖然滿臉是美，卻說不到點子上。⁽⁵⁹⁾

而陳先生自己的詩歌藝術評論總是視不同對象采取不同的表述方法。他對詩歌中的渾成之作，一般采取渾成之評，如對王、孟詩歌藝術的分析，盡量從總體感覺上把握，避免過于著實。陳先生對那些確實在構思立意上費了心思的作品，如李賀、李商隱和杜甫的一些詩作，則一針見血，切中要害，講深講透，并且從中發(fā)掘出形成作品藝術特色的道理來。

在講同一個作家的不同作品時，陳先生也力求注意語言表述方式的變化。如他在《孟浩然詩選·后記》中，分析《過故人莊》、《秋登萬山寄張五》、《夏日南亭懷辛大》這三首詩，就用了三種不同的方法。他說，聯(lián)想老是一個路子，老是一種表達方法，人家就會膩味。論述分析要左右逢源，才能比較滋潤，否則給人苦澀之感。⁽⁶⁰⁾

到上個世紀70年代末，陳先生的學術思路變得清晰、明確起來，他主張，“鉆研古典文學應該把考據、義理、辭章、時代、作家、作品這六者有機地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研究”⁽⁶¹⁾。而在《杜甫評傳》的寫作中，陳先生實踐了自己的這一主張。他以杜甫生活時代的政治經濟、宗教哲學、文化藝術的豐富資料，完整地展現(xiàn)出當時的社會面貌，深刻闡明了杜詩產生的歷史背景、社會條件，重現(xiàn)杜甫的思想個性以至外在形象。⁽⁶²⁾他還對杜甫一生生活行跡做了具體細致的考證，發(fā)現(xiàn)甚多，在許多地方澄清了前人一些模糊的印象，如獻三大禮賦的前前后后，壯游的蹤跡等。陳先生還常常由杜詩引發(fā)出詩歌藝術中的一些帶普遍性的問題，闡發(fā)其獨特的詩學見解。從這個角度看，《杜甫評傳》實際上就是他的一部“談藝錄”?？傊?，本書將義理、詞章、考據和時代、作家、作品六者镕為一爐，在夾敘夾議的評傳體中，具有論著的博贍、小說的文采、詩話的興味，開創(chuàng)一種作家研究的生動活潑的新境界。⁽⁶³⁾

三　“吟詠情性”的詩詞創(chuàng)作

由于家學淵源的關系，陳先生幼年時就已學習寫作詩詞。他說自己小時候比較喜歡《隨園詩話》和一些選本的淺近詩詞，所寫作品，曾被長輩戲稱為“女郎詩”。⁽⁶⁴⁾少年以后，所學漸廣，大抵以中晚唐為主，也有接近宋詩一派的。藝術上則以抒情為主，但也善于敘述與白描：

遣愁無計獨吟詩，聲轉凄涼不自知。往事漸銷猶恍惚，此生將判尚遲疑?？嘌b嬉笑隨人意，強作清狂掩我悲。惆悵夜深鐙黯淡，一庭寂寞雨絲絲。（《偶感》）

乍晴蟬噪江間柳，日射長橋落影斜。近遠雞聲喧午市，淺深溪水漱寒沙。人稀古道曬新谷，俗樸荒亭施冷茶。行盡山街茅店少，蓼花紅處是漁家。（《經左家山》）

閑居不適意，出眺秋憔悴。夕景麗遠山，凸凹分明晦。霞彩接暮靄，野燒抽長穗。平林數(shù)樹楓，酡顏如我醉。秋池照瘦影，魚竄琉璃碎。內熱發(fā)長嘯，落葉風前墜。（《郊望》）

七律《偶感》詩境凄苦，近于晚唐?！督涀蠹疑健穭t近于宋詩風格，以白描見長，寫湘南風物如畫，“人稀”一聯(lián)堪稱名句?！督纪穭t以烹煉見長，句句生新，字字見力。他早年的創(chuàng)作，已經比較自覺嘗試多方取法，諸體均學，且有新創(chuàng)。其中有詠物詩，如《廳前紅梅一朵花發(fā)》、《紅梅》、《新柳》、《嘲夾竹桃》；田園詩如《次松村居士遣興原韻》、《崀山掃墓風雨途中口占二首》等；諷諭詩如《答布谷鳥》學張王樂府；感時傷亂詩如長篇五古《逃亡》，受杜甫影響；《青溪曲》寫得綽約多姿，近于南朝樂府民歌和初唐歌行體；皆肆力追古，風格多樣。從這些詩歌中可以看出，陳先生在進入大學讀書之前的青少年時期，詩學上就已達到很高造詣。這種基本功，不但在他同輩學人中不多見；即比之一些前輩詩詞名家，也不稍遜色。這主要得力于他天生的詩人氣質與勤學苦吟之功。

在詩學上，陳先生對杜甫、李商隱的詩歌有著很深的鉆研。早年所作如《擬依少陵〈秋興八首〉韻述春日情趣僅成一章》，即仿杜甫《秋興八首》，句式、章法皆類。先生和師母雖是親戚，然并非青梅竹馬，他們相逢于抗戰(zhàn)逃難途中，兩情依依，彼此卻未表明心跡。短暫相逢之后，便是長久的分別。這個時期所寫《佳期》、《無題八首》等愛情詩，情思恍惚，凄艷纏綿，在意境與風格上都是學習李商隱的，并深得李詩之藝術精髓，為早年的代表作。如《無題》其四：“水流花謝可憐生，別緒離騷攪不清。蓮子有心偏太苦，合歡少瓣總多情。思隨草色依裙綠，欲化星光伴月明。腸斷春山千轉路，紫桐花里記曾行?！逼浒耍骸疤贤槲幢M忘，自家心曲自家傷。帝哀杜宇千峰血，月魄姮娥一枕霜。云海往來魚雁渺，關山飛渡夢魂忙。詩成字字皆悲苦，涕淚潛和翰墨香?！备星樯顡炊饩筹h逸，追求一種純粹優(yōu)美的風格，可以說是言情詩的當行本色。至與師母定情之后寄贈之作《歲末懷人》：“寒夜孤懷對酒樽，相思情意共誰論。嶺梅紅焰燃鄉(xiāng)夢，燕雪清光冷客魂。隔巷馬嘶風觱發(fā)，鄰家人語火溫存。瀟湘春早回陽雁，猶望音書遠寄言。”風格轉為老成，并發(fā)揮其善于敘述與白描的特長。

進入中年之后，陳先生在教學與科研之余，堅持詩詞創(chuàng)作。1955年，師母來京，結束了長達十年的兩地相思。陳先生沉浸在團聚的幸福中，情不自禁，填了兩闋長調：

暖室評花，風簾調雀，回廊小語聲柔。院深春淺，素手約清游。莫道蜂潛蝶蟄，迎陽處，泉已涓流。虛檐外，低徊鴿哨，城閣霧全收。

回眸、如剩雪，鬢邊眉上，猶滯離愁。敢自疑還在，楚尾吳頭？十載堪欣此日，人依舊，夙愿終酬。忘懷否，瀟湘蘭芷，曾共久淹留。（《滿庭芳·一九五五年二月廿一日偕慶粵游西郊公園有感》）

風吹雨歇，晚空晴，極目川原金碧。攜手長楸清蔭里，芳草經行無跡。墟里煙輕，荳畦花重，俯仰情懷適。驀然車過，一聲驚破幽寂。

已約來日重逢，待隨車去，還惜青青陌。休怕歸遲催早返，猶有多時方黑。銀漢微呈，憐他牛女，歡會真難得。行行復止，幾回依戀苔石。（《念奴嬌·一九五六年七夕》）

雖然，陳師母調到了北京，但因工作的單位離北大很遠，不能每天回家。這首《念奴嬌》詞就是寫七夕去師母所在的醫(yī)院探望，兩人依戀不舍的情景。兩首詞寫情入微，真如古人所說，讀之增伉儷之重。在藝術上，一方面深得詞體之婉約之法，但不為傳統(tǒng)的境界所束縛，有不同于古人的新穎的感情內容與表達方式。這里仍然能看出陳先生不僅長于抒情，而且也善于白描、長于敘述的文學才能。這些詞，像其中《滿庭芳》一首，當時就得俞平伯、浦江清等前輩詩詞家的激賞⁽⁶⁵⁾。一直以來，為多種當代詩詞選本所選，傳誦甚廣，可以說當代詞的代表作之一。

陳先生“文革”時期的詩作，以詠閑居、詠花卉的形式出現(xiàn)古近體詩，比較典型地體現(xiàn)了因境遇不順而以吟詠情性自遣的傳統(tǒng)創(chuàng)作方式。其中詠芍藥、酴醿花諸作最工：

芍藥花開動四鄰，黃蜂紫蝶長精神。瓊葩日灼殷紅艷，玉葉風翻婀娜身。甘讓牡丹矜國色，難教菡萏步芳塵。伊誰上巳供相謔，小字雷同錯認人。（《詠庭中紅藥》）

去年趁雨帶苞移，立待花開花葉披。自謂今春花事了，誰知昨夜露蕤滋。一枝已滿詩人眼，千朵難醫(yī)鳳子癡。他日江湖從浪跡，惱儂蝶夢是酴醿。（《喜窗前去年春移酴醿花開》）

昨因紅艷賦新詩，又向階前詠玉蕤。冰雪肌膚從色淡，水云風度任花遲。傾枝露釅頹中散，揄縞風香倚曼姬。自許分根合靈藥，豈將攀折贈將離。（《階前紅藥將謝，復喜白芍繼開》）

據陳先生晚年說，他寫這些詩時，正當“文革”運動的高潮。有一段時間，教員幾乎每天都有政治學習，學完回來，他就寫詩，練草書。這種花花草草的詩，在當時當然不能拿出來給別人看。所以，這些優(yōu)美的詠物詩，真正是寂寞中的自我慰藉，也可以說是苦悶的象征。興象幽微，不露形跡，正是古人所說有寄托入，無寄托出。其中用典與化用成語甚妙，如“傾枝”一句，用《世說》中形容嵇康之醉的典故，運用了黃山谷美男子比花作法，語句甚俊?！耙琳l上巳贈芍藥，小字雷同錯認人”是用了陸璣的考證，認為《詩經·衛(wèi)風·溱洧》中的“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另種藥草，并非我們今天作為觀賞植物的藥草。這當然不是簡單地介紹一種學術觀點，而是點化這段公案，以獲得幽默的效果。“小字雷同錯認人”七字，尤覺俊極。如此點化，如此造語，可謂無處不活，到處都是詩材。此深可為詩家之法也。

七言絕句也是陳先生擅長的體裁，各個時期都有一些佳作。八九十年代，他經常出外講學、開會，工作之余游覽山水風景、名勝古跡，幾乎所到之處，必有題詠。在這種場合，用得最多就屬七絕與五古這兩種體裁。七絕方面，1977年底至1978年初，與季鎮(zhèn)淮、馮鐘蕓等先生訪問山東、江蘇、浙江各地的高校，前后42天，成絕句三十二首，可見其吟興之豪。其中游覽杭州西湖諸作，尤為精妙：

花港天寒不斷香，山茶怒放臘梅黃。觀魚人散平橋寂，竹外霜禽噪夕陽。（《花港觀魚》）

春花秋月媚幽姿，淡抹濃妝各自宜。要識西施清絕處，鉛華洗凈是冬時。（《冬日西湖》）

入冬池館減芳菲，虎跑崖邊拜虎威。高樹鳥爭紅果落，山泉一路送人歸。（《過虎跑泉》）

向陽翠柳尚飄絲，歲暮江南搖落遲。地近蘇堤春意早，隔年先發(fā)海棠枝。（《時屆仲冬，而白堤垂柳猶青。過翠堤春曉，更見一枝海棠花發(fā)》）

這些詩多象外之致，境外之韻，與王漁洋提倡神韻之說接近。但清新爽朗、風神飄逸之處，又得力于以王維、李白為代表的盛唐七絕。這一類風格的絕句，還有1982年作《訪泰紀游》八首、《三古都紀游》十絕句，1985年作《湘桂紀行》，1987作《入閩紀行》十二首，1988年游南京作《南游十絕句》，1989年赴杭大主持博士論文答辯作《杭紹紀游雜詠》六首，1990年回鄉(xiāng)探親紀游詩十首，1991年冬赴香港講學作《香江竹枝詞》六首，等等。這些詩隨物宛轉，即事點染，常多妙趣，表現(xiàn)了他晚年樂易曠達，處處皆有自得之趣、自適之樂的人生境界。以我們的淺識膚受，于眾詩中尤喜以下諸詩：

小市而無車馬喧，主人清興宴層軒。日光巖險驅殘醉，滿耳潮聲撼廈門。（《結伴游鼓浪嶼，祖譔先生賞飯，并攜游日光巖諸勝》）

夾岸花飛風乍狂，五亭橋下水流香。游人經過春如掃，深院墻高護眾芳。（《南游十絕句·五亭橋遇風，兩院落英繽紛而諸院眾芳無恙》）

喚渡漁村犬吠人，萬峰青翠映江津。偶逢紅葉桃花艷，錯認秋山是早春。（《崀山渡口即目》）

輕舟結伴泛瀟湘，兩岸霜禽噪夕陽。近市風光饒別趣，滿巖叢菊綴秋香。（《自崀山乘船歸新寧縣城》）

當代的舊體詩詞創(chuàng)作，以近體與詞為主，五、七古詩則少有工者。陳先生早年就立意在詩體與詩風方面追求全面發(fā)展，以期媲敵古人。所以他一直致力于古體與歌行的寫作。五古方面成就尤高，結體自然，敘述盡到，而時雜幽默之語，又時適當運用白話，整體的效果，是十分生動有機趣的。晚年所作，多押仄韻，以難見工，但結體緊健而能揮灑自如，不失自然之致。1982年作的《五臺吟》，即是其平生得意之篇：

千里訪五臺，未至先見塔。等閑世俗輩，且下塵封榻。茹葷漱亦穢，豈敢參老衲？仰止菩薩頂，登先夸足捷。時見喇嘛僧，分曹唪貝葉。密宗蘊奧秘，惟聞聲紛沓。佛殿繪事精，竊疑出七鴿。歸途經下院，適說生公法。賤子寡慧根，復障文字業(yè)。能令石點頭，于我如嚼蠟。明發(fā)登東臺，驅車繞百匝。初服暑衣單，及半便著袷?；烀＝右粴猓L雷生兩脅。終驚凌絕頂，轉覺蒼天壓。佳彼嶺頭花，燦若朝霞氎。山高春夏促，旋開旋結莢。休嘆無人賞，翻飛足蜂蝶。因念巖棲者，野禽猶可狎。勿憐彼孤凄，勿哂我雜遝。去住各遂意，追日下寒峽。

此詩起有遠勢，結尾則有奇致。俱為神來氣到之筆。中間或敘述，或議論，或描寫，手法變化不一，而皆歸于自然，并無造作之嫌。“明發(fā)”以下，尤為緊健得勢，氣韻高古，“混茫”四句，最為精警，優(yōu)入古人境域。詩中又雜以詼諧之語，而機鋒暗藏。長篇最易沉悶，這樣一來，則全篇生動。宋代蘇黃一派的古詩，也都是這樣作，但論其淵源，則出于杜甫。先師學杜有功，而性格樂易，平時與友朋生徒交際，最能談笑風生。反映在詩歌，則是這種幽默的風格。可以是他的詩歌的一大特色。集中五古之工者尚多，如1985年江漢、蜀中之游寫作六首長篇五古，寫景敘事，多有精勁之句，如：

樂山有大佛，高踞何雄偉。頭頂凌云霄，雙足濯江水。樹添螺髻青，崖映全身紫。人旁佛臂行，纖若緣槐蟻。（《自題樂山大佛腳下小照》）

飛車上峨眉，欲觀日出景。孰知山中雨，春服風吹冷。浮云遮望眼，不見金烏影。敗興下翠微，嘆彼歸途迥。每遇林壑幽，應接勞延頸?；ü庖柫郑坪q陰嶺。猴隱效霧豹，猿出覓果警。（《雨中游峨眉》）

陳先生晚年也熱衷于創(chuàng)作七古，風格出入盛中唐之間，追求奇崛逸蕩，大氣淋漓的風格。如《華山歌》，格調學李白七言歌行《行路難》、《蜀道難》，音韻鏗鏘；遣辭用語，篇章結構，則效韓愈之《山石》，寫得風骨棱嶒，氣勢排奡，章法謹然；結尾所發(fā)豪情壯語：“晤對令我消鄙吝，鼓勁歷登諸險空。華岳縱高終有極，壯志凌云安可窮。來時旨趣在丘壑，歸去豪情盈心胸。有感不吐不為快，忽覺出語氣如虹?？裱匝筛殷@眾耳，清賞愿與友生同?！币嗳珥n詩乃“含情而能達，會景而生心”⁽⁶⁶⁾，令人讀后拊掌稱奇?！洞饐枌W，示張明非、葛曉音二生》則由初盛唐歌行體，潛入中唐韓愈“以文為詩”一派，筆走龍蛇，議論風生，其中新詞雋語在在可見，結尾聲調清越，心情激蕩：“君不見，安陵班姬稱大家，詔續(xù)《漢書》東觀趨。又不見，漱玉泉邊女居士，清辭往往陵丈夫。世人豈可輕婦女，勉哉二子疾馳驅?！?/p>

清人陳衍論詩，有詩學與詩功之說，并自稱詩學深而詩功淺。其實從傳統(tǒng)的觀點來看，詩學與詩功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陳先生正是一直追求在兩方面齊頭并進，他在古典詩歌研究方面所以能取得杰出的成就，不是偶然的。他的學術與創(chuàng)作的道路，對我們今天的學人有很大啟發(fā)意義。他的造詣，代表了當代傳統(tǒng)詩學的高度，也是一份寶貴的遺產，值得我們學習和深入研究。

錢志熙　杜曉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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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7月版。

(2)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

(3)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5月版。

(4) 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版；中、下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5月版。

(5)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5月版。

(6) 與林庚、袁行霈合編，中華書局，1962年8月版。

(7) 參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1月版。

(8) 參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

(9) 與馮鐘蕓、季鎮(zhèn)淮、倪其心合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3月版。

(10) 陳先生于1995年后，因腦疾漸難董理主編事務，主要工作均為陳鐵民、彭慶生兩位常務副主編完成，全書五大巨冊1500萬字，由文化藝術出版社，于2001年5月出齊。

(11) 已結集為《梅棣盦詩詞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12) 陳貽焮《我是怎樣學習和研究的》，《文史知識》1989年第7期，第3頁。

(13) 她的堂弟是武漢大學中文系著名古典文學教授劉永濟先生，外侄劉敦楨先生則是南京工學院（現(xiàn)東南大學）教授、著名的古典建筑專家，都是讀書有成就的人。

(14) 陳貽焮《附在后面——聊代自傳》，《論詩雜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308頁。

(15) 陳貽焮《我是怎樣學習和研究的》，《文史知識》1989年第7期，第5頁。

(16) 1954年1月25日初稿，原載《文學遺產》增刊，1956年1月第二輯；后收入《唐詩論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409—420頁。

(17) 1954年11月17日完稿，原載《文學遺產》增刊，1955年9月第一輯；后收入《唐詩論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421—432頁。

(18) 陳貽焮《我是怎樣寫〈杜甫評傳〉的》，手寫稿，第5頁，未刊。

(19) 參其《王維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思想》，1955年1月11日完稿，原載《光明日報》1955年7月31日《文學遺產》第六五期；后收入《唐詩論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116—125頁。

(20) 參其《唐代某些知識分子隱逸求仙的政治目的——兼論李白的政治理想和從政途徑》，原載《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61年第3期，后收入《唐詩論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155—180頁。

(21) 參其《關于李商隱》，1961年9月7日脫稿，原載《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62年4月第2期，后收入《唐詩論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233—256頁。

(22) 參其《論李賀的詩》，原載《文學遺產》增刊，1957年12月第五輯，后收入《唐詩論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210—232頁。

(23) 原載《文學遺產》增刊，1956年8月第三輯；后收入《唐詩論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126—141頁。

(24) 原載《文學遺產》增刊，1958年5月第六輯；后收入《唐詩論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103—112頁。

(25) 如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于保玲在綜述40年代到70年代海內外王維研究動態(tài)時，就特別指出：“文革前，只有陳貽焮的《王維詩選》一書出版。迄今為止，它是這方面最有價值的著作。其中，撰‘后記’36頁，選詩152首；注釋甚詳?！笥洝苯訛樵娙擞泜?，資料既翔實，推斷也穩(wěn)妥。作者強調詩人對政治環(huán)境的矛盾和妥協(xié)的態(tài)度，認為直到張九齡遭貶后詩人才滋生退隱的念頭；詩人事佛是出自政治的而非宗教的原因；詩人也從未絕情于官場，只是能夠使自己適應種種情況而已。……在肯定王維山水詩的成就時，作者覺得我們的目光應該從它們消極的一面移開，而集中于撩人的、深刻的、現(xiàn)實的一面，而且作者從整體上對王維形形色色的詩作予以贊賞。文中雖然不無爭辯的口吻，作者關于官隱矛盾的論述卻非常出色。這篇簡明的傳記是最可信賴的?！保▍⑵洹锻蹙S研究與翻譯近況》，刊《文學研究動態(tài)》，1983年第8期。）

(26) 嚴家炎《懷念貽焮先生》，《陳貽焮先生紀念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4頁。

(27) 參見朱明倫《憶陳貽焮先生》，《陳貽焮先生紀念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111頁。陳先生在“文革”后所作《荷葉杯·夜授唐詩，猶未盡意，歸賦三絕》其三謂：“無題豈盡有文章，摸象群盲笑瞎詳。何物宜都太饒舌，悔貽話柄四人幫。”即言此事。其自注云：“玉溪生作《宜都內人》，于武后頗有微辭，而彼流輩妄目為頌圣，乃封為大法家。詩人若九泉有知，當亦唾棄。余以為無題之作，多因所感而發(fā)，從來亦有附會政事者。香草美人之論，固不足奇，而信口雌黃，居心叵測則嘆為觀止?！保ā睹烽ΡQ詩詞集·攀登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58頁。）

(28) 陳貽焮《我是怎樣學習和研究的》，《文史知識》1989年第7期，第7頁。

(29) 1962年夏，人民文學出版社約陳先生編注這部詩選，不久即完成初稿，后因運動起來，就一直擱置了下來?！拔母铩敝螅霭嫔缬謥硇糯龠M，陳先生遂又著手修訂，編成于1979年3月。最終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83年5月出版。

(30) 1979年3月完稿，原載《文藝論叢》1980年4月第10輯；后收入《唐詩論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71—82頁。

(31) 將近3萬字，1977年11月整理，原載《文史》1979年6月第6輯，后收入《唐詩論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282—324頁。

(32) 全文逾5萬字，1978年3月寫成，原載《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叢》第1輯，《社會科學戰(zhàn)線》雜志社編，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版，又收入《唐詩論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325—408頁。

(33) 陳貽焮《我是怎樣寫〈杜甫評傳〉的》，手寫稿，第8頁，未刊。

(34) 陳鐵民《懷念貽焮先生》，《陳貽焮先生紀念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27頁。

(35) 莫礪鋒《少陵功臣非公誰——敬悼陳貽焮先生》，《陳貽焮先生紀念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309頁。

(36) 即《評曹孟德詩》，1985年11月完稿，全文4萬字左右，后收入《論詩雜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8—72頁。

(37) 參見陳先生為《中國歷代文學家評傳》一書所寫的《盧照鄰》、《杜審言》、《孟浩然》、《王維》諸篇及《杜甫壯游蹤跡初探》一文，均收入其《論詩雜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5月版。

(38) 即《盛唐七絕芻議》，1986年9月完稿，全文4萬5千字左右，原載《中國韻文學刊》1987年創(chuàng)刊號；后收入《論詩雜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13—148頁。

(39) 陳先生于1988年將這幾年間寫的19篇論文，加上一篇50年代的舊文，結集為《論詩雜著》，由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

(40) 葛曉音《難忘師恩 永記師訓——懷念恩師陳貽焮先生》，《陳貽焮先生紀念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214頁。

(41) 葛曉音《通新舊之學 達古今之理——論陳貽焮先生的古代文學研究》，《文學遺產》2002年第3期，第122頁。

(42) 陳貽焮《王維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思想》，1955年1月11日完稿，原載《光明日報》1955年7月31日《文學遺產》第65期；后收入《唐詩論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116—125頁。

(43) 陳貽焮《我是怎樣學習和研究的》，《文史知識》1989年第7期，第6頁。

(44) 陳貽焮《書海拾貝》，手寫稿，第1—4頁，未刊。

(45) 原載《文史》第14輯，后收入其《論詩雜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211—262頁。

(46) 陳貽焮《漫談中國古代文學的學習與研究》，《大學生》1981年第4輯，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第66頁。

(47) 見《論詩雜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8—72頁。

(48) 葛曉音《通新舊之學 達古今之理——論陳貽焮先生的古代文學研究》，《文學遺產》2002年第3期，第126—127頁。

(49) 陳貽焮《漫談中國古代文學的學習與研究》，《大學生》1981年第4輯，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第66頁。

(50) 同上，第64頁。

(51) 陳貽焮《我是怎樣學習和研究的》，《文史知識》1989年第7期，第7頁。

(52) 陳先生于1961年2月將這些發(fā)現(xiàn)寫成《唐代某些知識分子隱逸求仙的政治目的——兼論李白的政治理想和從政途徑》一文，刊《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61年第3期；后亦收入《唐詩論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155—180頁。

(53) 寫于1978年3月至4月，全文逾5萬字，原載《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叢》第1輯，《社會科學戰(zhàn)線》雜志社編，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版；后收入《唐詩論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325—408頁。

(54) 葛曉音《通新舊之學 達古今之理——論陳貽焮先生的古代文學研究》，《文學遺產》2002年第3期，第125—126頁。

(55) 陳貽焮《漫談中國古代文學的學習與研究》，《大學生》1981年第4輯，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第67頁。

(56) 同上，第71頁。

(57) 陳貽焮《漫談中國古代文學的學習與研究》，《大學生》1981年第4輯，北京大學出版社，第67—68頁。

(58) 同上，第69頁。

(59) 葛曉音《通新舊之學 達古今之理——論陳貽焮先生的古代文學研究》，《陳貽焮先生紀念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286頁。

(60) 陳貽焮《漫談中國古代文學的學習與研究》，《大學生》1981年第4輯，北京大學出版社，第70、71頁。

(61) 陳貽焮《我是怎樣寫〈杜甫評傳〉的》，手寫稿，第14頁，未刊。

(62) 陳貽焮《我是怎樣學習和研究的》，《文史知識》1989年第7期，第8頁。

(63) 孫靜等教授撰《〈杜甫評傳〉參加北京市首屆人文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評選推薦意見》，見嚴家炎《懷念貽焮先生》，《陳貽焮先生紀念文集》，第6頁。

(64) 陳貽焮《我是怎樣寫〈杜甫評傳〉的》，手寫稿，第1頁，未刊。

(65) 陳貽焮《附在后面·聊代自傳》，《論詩雜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310頁。

(66) 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