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云南與父親團聚

1939年夏，我父親由昆明經(jīng)上海至天津，欲上北平接我母親和我以及弟妹到昆明，但到天津由于發(fā)大水，不能上岸，只得返回昆明，這次他沒有到北平可以說是一件好事，因為我伯父湯用彬已任北平偽政權(quán)的秘書處主任，和日本人過往甚密，我在他房間里看到幅穿和服的日本美女照片，上有某日人的題詞“三人成眾，三女為姦(奸)”。聽母親說，伯父與北平的政要和學界商量好要把我父親留在北平，如果父親到了北平，總會有不少麻煩。幸好他沒有來。

父親沒有能到北平接我們，于是我母親決定帶我們?nèi)ダッ?。鄧以蟄先生聽說我們要去昆明，就要求他的女兒鄧仲先和兒子鄧稼先(時年十五歲)與我們同行，而且讓鄧稼先用我哥湯一雄的名字，認為這樣會麻煩少一點。母親張敬平?jīng)]有受過正規(guī)教育，但由于出身湖北黃岡大族，知書識禮，人也很能干。母親帶著我、妹妹、弟弟和鄧家姐弟，由北平乘車到天津，由塘沽上船到上海。我記得我們是住在跑馬地附近的東方飯店，這是由于我們必須在上海辦好到香港的各種手續(xù)。大概在10月初，我們到了香港，住在什么旅館已記不得了，只記得母親要在那里用黃金換錢，并且?guī)覀冏郎诫娷嚕咸缴娇聪愀埏L景，接著我們又乘輪船到安南(即現(xiàn)在的越南)的海防。這時日本軍隊已占領(lǐng)海防，上岸時還受到日本兵的檢查，走過檢查站就看到父親在那里站著等我們，這樣我們?nèi)覉F聚了。母親問父親：為什么我哥哥沒有來？父親說：“一雄要上課，不能來。”其實我哥哥已經(jīng)病逝了。父親怕母親旅途勞累，再知道一雄哥哥去世，很難支持。我們在海防住了一兩天，就轉(zhuǎn)往河內(nèi)。我記得，我們住在一家很不錯的旅館內(nèi)。旅館有一大花園，樹木扶疏，花草繁茂。在河內(nèi)休息了約一周，白天我們常常和父親坐在樹陰下喝茶，他給我和妹妹買了各種糖果，這是我們第一次吃到法國式的糖果。父親常常撫摸著我和妹妹的頭，吟誦著“山松野草帶花桃”，陷入一片靜寂之中。他用慈愛的眼光看著我們，使我第一次感到了父親對我們愛之深。安南到處都是香蕉樹和椰子樹，就是在河內(nèi)市里也是這樣，這對我們北方來的孩子特別新鮮，我和妹妹很愛在這些樹叢里跑來跑去，弟弟一玄還不到三歲，但走路沒有問題，也跟著我們在樹叢里鉆來鉆去。河內(nèi)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安靜、清新，到處是樹木花草，房子一座座都很漂亮，而我們住的旅館特別漂亮。20世紀80年代后，我到過許多國家的大小城鎮(zhèn)，都沒有像河內(nèi)那樣給我留下深深的美好印象，這也許是孩子的幻想，也許是因團聚而帶來的喜悅。

母親能在戰(zhàn)時帶我們從北平淪陷區(qū)，過天津，經(jīng)上海租界，又經(jīng)英國殖民統(tǒng)治的香港，到已為日本兵占領(lǐng)的海防，行程幾千里而平安到達，應(yīng)該說非常不容易。因此，在這里我要談?wù)勎业哪赣H。我母親的父親是清朝的進士，但沒有做過什么大官，只當過幾年的翰林。他的哥哥張大昕參加過辛亥革命，民國初年曾任國會議員，后在二三十年代還擔任過漢陽兵工廠的總監(jiān)之類。張家是黃岡大族，詩書之家，藏書很豐富，舅舅張大昕曾要把家藏的兩本《永樂大典》送給我父親，父親沒有接受，后來舅舅的房子失火，全部藏書都化為灰燼，真是可惜。母親是我外祖父最小的女兒，她除有哥哥張大昕外，還有一個姐姐(也可能母親還有其他兄弟姐妹，但我都沒見過)，我們都叫她黎姨媽，她嫁了黎澍，也是民國初年的國會議員，后來做過湖北省財政廳長，湖北銀行行長。我的印象，黎姨媽家相當有錢，有一段時間也住在北平，常常請我母親帶著我們到她家吃飯，黎姨媽自己沒有孩子，所以也特別喜歡我。由于我母親最小，所以她的哥哥姐姐都很愛護她。我的舅舅留著大胡子，我們都叫他“大胡子舅舅”；他脾氣很大，很多人都怕他，就是黎姨父也怕他。1933年日本人進攻古北口，北平緊張，于是我們?nèi)夷舷?，先到漢陽舅舅家住。我那時六歲，還記得舅舅住的房子很大，樓上樓下兩層，房子圍著一個大院子，中間的院子還有樹木花草，因此房子形成正方形，樓上有廊子，通向四面。有一天我在樓上的廊道上跑來跑去，把地板弄得咚咚響，舅舅很生氣，要用板子打我屁股，我母親不讓打，并且說：“你要打我的孩子，我們馬上就搬走”，舅舅只好讓步。平日我母親除了管理家務(wù)，照顧孩子們的衣食和上學外，還有一些親朋要應(yīng)酬，空下來的時間她就看看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她至少看了五六遍，可能比毛澤東主席還多看了一兩遍吧！許多認識我母親的人都說她很美，這話不假。有一次父親和他的一些朋友聊天，說到某位朋友的夫人很有大家風度、很美，這時我父親指著墻上掛著的我母親的一張照片說：“這位端莊的夫人也很美呀?！贝蠹夜笮?。

我父親對我母親非常好，可以說是言聽計從。家里的事一概由我母親做主，父親從不干涉。我從來沒有看他們吵過架，拌過嘴。有些事父親不高興，他也不說，不表露，例如母親的親朋不少，應(yīng)酬較多，有時她要在家里請客，還要打麻將，父親總是借故外出，晚上回來就到南屋他書房中去看書。父親晚年生病，為了照顧他，曾把他的姐姐找來幫忙，我們叫她四姑，這時四姑年紀也不小，而且沒兒沒女，她對我父親照顧得可以說是盡心盡力，可我母親總覺得四姑愛多管事，而有些小矛盾，對此我父親也不聞不問，或者用什么事把它岔開了事。關(guān)于我母親就說這些吧！還是回來說說我們?nèi)以谠颇蠄F聚的事。

如果不是我哥哥于1939年在昆明病逝，我妹妹于1944年又在昆明病逝，我們一家在云南生活雖艱苦，但仍然是很值得回憶的，由安南經(jīng)滇越路到昆明，我們沒住幾天就搬到離昆明不大遠的宜良縣。在我們到云南之前，錢穆伯父住在縣西的一座小山上的巖泉寺，我父親常去巖泉寺訪錢穆先生，這在錢先生的《師友雜憶》中有所記載。我們住在宜良時，西南聯(lián)大不少教授也于此，我記得有賀麟、鄭昕、姚從吾、唐鉞等等，還有我一位堂姐湯偉華和她的丈夫王度(奎元)也住在宜良。王度是一位橋梁工程師，曾參與茅以升建造的錢塘江大橋工程，是時他任滇越鐵路的工程師。姐夫王度也是留美學生，年齡和我父親差不多，在當時已是很有名的橋梁工程師，他一直有心想建武漢長江大橋(因為他也是湖北黃梅人)，新中國成立后他參與過不少國內(nèi)橋梁建設(shè)，是一級工程師。我父親去世后，他繼我父親當選為湖北省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當時還有一陸軍的后方醫(yī)院駐扎于此。因此，宜良縣的外省人頗不少，時常有些交往和互相幫助。父親每周要乘火車到昆明去上課，在那里他就住在靛花巷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里，但他大部分時間住在宜良。宜良離有名的石林不遠，這里風光秀麗，有山有水，風候溫和，幾乎田地四季青綠。我記得蠶豆開花季節(jié)，一片黃花，不是“戰(zhàn)地黃花遍地香”，而是“宜良黃花遍地香”了。宜良有一溫泉，水溫且微香，可以洗澡，有大池，有小池，我們自然要了兩間小池，我和父親一間，母親和妹妹、小弟一間。洗澡回家的路上，如果蠶豆已熟，就順便摘些，回家煮吃，甜香可口，是我們當時最喜歡的零食。宜良有個很大的“文廟”，是我們小孩常去玩的地方。大殿有一高臺，臺前有一小池，中有荷花，殿臺四周有大樹環(huán)繞，左右各有房若干間，當時陸軍后方醫(yī)院就設(shè)于此，但醫(yī)院只有一個醫(yī)官和兩三個醫(yī)兵(大概是護士之類)，可戰(zhàn)爭并沒有打到云南，因此我們一直沒有看到有傷兵入住。當時我們外省人有病常去找醫(yī)官看病，醫(yī)官姓楊，我們都叫他楊醫(yī)官，為人和氣，熱心，且好學，常找聯(lián)大各教授聊天，請教。楊醫(yī)官和我堂姐過往甚密，后來聽說堂姐和堂姐夫王度離婚，而與楊醫(yī)官結(jié)合了。

在宜良期間，父親主要在研究“魏晉玄學”，當時沒有多少事，我看他經(jīng)常在閱讀《全三國文》、《全晉文》、《后漢書》、《三國志》、《晉書》等等。我當時已是初中一年級的學生，像《三國演義》之類的書已經(jīng)看過，因此有時也翻翻《三國志》，雖不全懂，但我知道了“正史”和小說不大相同。這時父親正在研究“王弼思想”，有次我問父親：“為什么《三國演義》中沒有王弼？”父親說：“王弼不會打仗，也不會用兵，寫在小說里，這小說沒人愛看?！蔽覇枺骸澳悄銓懙耐蹂鲇腥藧劭磫幔俊彼f：“賀(麟)伯伯愛看，你不信可以去問他?！蔽揖驼娴娜栙R麟伯伯，他告訴我：“王弼可是一個了不起的哲學家，可惜二十三歲就死了，研究哲學家的思想可比研究那些帝王將相像劉備、關(guān)羽、諸葛亮、周瑜等等的意義還大。”從這時我才知道，歷史上有所謂“哲學家”，而研究哲學家有重要意義。在宜良住的期間，我父親寫成了三篇有關(guān)王弼的論文：《王弼大衍義略釋》(發(fā)表于《清華學報》第十三卷第二期)、《王弼圣人有情義》(發(fā)表于《學術(shù)季刊》第一卷第二期)、《王弼之〈周易〉、〈論語〉新義》(發(fā)表于《圖書季刊》新第四卷一、二期合刊)。

1942年夏，我們家由宜良搬到了昆明，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的空襲，住在離城約十里路的麥地村的一座很小的尼姑庵中。這個尼姑庵只有一個年輕的尼姑，沒有什么香火，菩薩像已破敗不堪。正殿租給了北大文科研究所放書和東西，我記得放有一部《道藏》，陳國符教授常去看，王明也常去看。這時向達先生去西北考察，他的箱子也放在里面。開始我們也住在正殿，和那幾座破損的菩薩為伍，后來搬到西邊的三間屋子里住了。清華的文科研究所在距麥地村一里之遙的司家營，聞一多先生一家住在那里，還有幾位清華研究生也住在那兒，我記得有季鎮(zhèn)淮、何善周等。離麥地村不遠就是龍頭村，這是一個小鎮(zhèn)子，可以買到糧食、蔬菜之類，如果遇到趕集日還可以買到雞、雞蛋和燒火的木炭、松毛之類。馮友蘭一家和金岳霖教授就住在龍頭村。馮先生的《新原道》和《新原人》、金岳霖先生的《論道》大概都是在龍頭村寫成的。據(jù)馮先生的序中說，他寫這兩書有時和我父親討論。這段時間父親仍在研究“魏晉玄學”，他的《向郭義之莊周與孔子》(刊于《哲學評論》第八卷第四期)和《魏晉玄學流派略論》(刊于《國立北京大學四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大概就是在麥地村寫的。此時他還寫了一篇《文化思想之沖突與調(diào)和》(發(fā)表在《學術(shù)季刊》第一卷第二期)，這篇文章可以說是他繼《評近人之文化研究》后，對文化問題的看法。我認為，這兩篇文章代表了用彤先生對文化思想總體看法的理論性論文，今天看來仍然有其重要意義。父親對文化的看法之所以平正、合理，與他長期以來對中、西、印三種大文化都能“平情立論、珍視傳統(tǒng)”和“尊重差異”有關(guān)系。看來，對文化研究必須對世界上有重大影響的文化傳統(tǒng)有較為深入的研究，其論述才可能在文化問題上有較長期的影響。

我們家住在麥地村，但我和妹妹都在聯(lián)大附中讀書，因此每星期日下午我們就要步行去昆明市內(nèi)，星期五下午回麥地村，這對我是很好的鍛煉。有時我們和父親同行，他常常教我們背一些詩詞和古文。他似乎比較喜歡陶淵明的詩文，在這點上也許我受他影響很大，到今天我仍然最喜歡陶淵明的詩文，我特別喜歡陶淵明的《形影神贈答詩》和《五柳先生傳》、《與子儼等疏》?！翱v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yīng)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是何等超越的境界；“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是多么瀟灑，這都是他的那句詩“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應(yīng)于“言外”求之意也。

1943年夏，我由昆明去重慶南開讀書，妹妹于1944年夏病逝，1945年初我又回到昆明，這時我家已由麥地村搬至昆明市內(nèi)青山街居住。而我則無學可上，就在聯(lián)大先修班旁聽，父親又請錢學熙教授教我英語。我在南開僅念完高一，先修班的課程我根本就跟不上，倒是和錢先生學英語頗有進步，如果從英語的基本功說，我并不扎實，但我從錢先生那里知道了一些英國文學批評的知識，例如T.S.艾略特的文學理論，瑞茲的文學主張，特別是錢先生領(lǐng)著我讀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的《紫羅蘭姑娘》對我當時的人生觀有相當影響，在這本書中有如下一段：“夜里這種時分，人的自我差不多總睡了。一切感覺，對于身份、對于所有、對于名字和地址及號碼，都變得朦朧了，這種時分人往往打著寒噤，翻起衣領(lǐng)，想：‘我是一個旅客，我沒有家。’一個旅客，一個流浪人。我覺察到柏格曼，我的同行者，走在我旁邊；一個分立的、秘密的意識，鎖在它自己里面，像獵戶臂一般的遙遠……”我由重慶回昆明，本有一種失敗者、受挫折的感覺，心情不佳，加之妹妹的病逝，使我頗有悲觀的情懷，讀《紫羅蘭姑娘》使我本來內(nèi)向的心靈更加孤寂了。這時父親的佛經(jīng)雖大部都在運路上遺失，但還是有些書的，有天我翻看佛書《妙法蓮華經(jīng)》，覺得佛教的人生哲學頗有深意，就向我父親說：“我能不能讀讀《妙法蓮華經(jīng)》？”他說：“你可以讀，但我看你讀不懂?！蔽矣仓^皮讀了一些日子，真的什么也沒有讀懂，只得放下，父親向我說：“做學問、讀書要循序漸進，你可以先看看熊十力先生的《佛家名相通釋》，把佛學的一些概念搞清，再讀佛書也許好一些?！?/p>

這時有南開參加遠征軍的同學傅全榮和于豪達在由印緬回國的路上開小差，到了昆明，無處棲身，找到了我，向我說國民黨軍隊如何腐敗，長官如何吃空額等等，希望能住在我家。我征求父母的意見，他們都同意了。傅全榮能畫會寫，字寫得不錯，曾幫我父親抄寫過文章，父親對他印象很好。1956年，政府決定要為老學者配備一些學術(shù)助手，我父親就提請學校當局把傅全榮(當時已改名楊辛)由東北調(diào)到北大作為他的助手。后楊辛成為北大哲學系美學教研室教授，于1993年退休，退休后楊辛教授已成為著名書法名家，他的書法已刻在泰山多處石碑上，有一石刻比郭沫若的刻字還大許多。而且他的有關(guān)泰山的書法和詩作已成為泰山博物館永久的收藏品，北京大學圖書館也把楊辛的書法列為專藏，經(jīng)常展出讓師生欣賞。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zhàn)敗，無條件投降，舉國歡騰，聯(lián)大師生當然與全國人民一樣沉浸在歡樂之中，北大、清華、南開復校在望，但戰(zhàn)后如何建國卻成為眾多師生關(guān)注的焦點，而國共兩黨的矛盾和沖突不斷，為受盡苦難的中國蒙上了一層濃濃的陰影。中國的前途如何呢？父親對這種情況很少表示什么意見，整日用湖北鄉(xiāng)音吟誦《哀江南》，想來他對時局是悲觀的。據(jù)我了解，他雖不滿國民黨政府，但對共產(chǎn)黨也存在懷疑，認為爭權(quán)奪利于民族和國家有害無益。他甚至對某些民主黨派的成員不甚佩服，認為有的教授也并不都真正是考慮國家民族的前途。這和他的一貫認為教授的主要使命是在學術(shù)文化上做出成績，當然也和他的“為學術(shù)而學術(shù)”的思想傾向有關(guān)。因此，他對現(xiàn)實政治不多表態(tài)，特別他不贊成學術(shù)為政治服務(wù)，他曾對學生說：“一種哲學被統(tǒng)治者賞識了，可能風行一時，可就沒有學術(shù)價值了。還是那些自甘寂寞的人作出了貢獻，對后世有影響?？粗袊鴼v史，歷代都是如此?！?/p>

這年的12月1日發(fā)生了國民黨政府屠殺學生的慘案，聯(lián)大教師員工罷工，學生罷課，并且舉行了大規(guī)模的抗議國民黨政府的暴行，要求民主、自由，反對內(nèi)戰(zhàn)。父親雖沒有參加游行和各種抗議集會，但他卻對國民黨政府更加失望，對前途更加悲觀了。因而他更加希望早日回到北平，正在這時傅斯年先生要求他協(xié)助北大復校工作。北大復校對父親來說是件非常重要的事，他不顧自己患有高血壓、心臟病，而全身心地投入了。這也許是因為他希望回到北平后，能像20世紀30年代上半期那樣有條件完成他的《隋唐佛教史》吧！但中國的現(xiàn)實，使他的追求徹底破滅了。

原收入《同行在未名湖畔的兩只小鳥》，西安，太白文藝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