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緣好,賽金寶?!辈淘嗟娜司壙诒趼?,人脈極旺。他在北大主張的“兼容并包”即是明證。當時北大有共產黨的陳獨秀、李大釗,無政府黨的李石曾、吳稚暉,復辟派的辜鴻銘,新文學派的胡適,鄉(xiāng)村建設派的梁漱溟,以及洪憲遺孽劉師培等等,五色雜駁,活脫脫的一個大“政協(xié)”。蔡元培就是那個“獨立、自由”的政協(xié)主席,說一不二的當家人。他用人的方略是不分畛域,不計資歷,唯才是舉。陳獨秀當時寂寂無名,蔡元培與其素昧平生,只憑湯爾和之一言,便立挺陳為文科學長。而梁漱溟本是北大落榜生,蔡元培只讀到梁氏《究元決疑論》,便給他印度哲學教席。劉師培落水,聲名狼藉,辜鴻銘還拖著長辮子,他統(tǒng)統(tǒng)兼容。此舉造就了北大學術繁榮的萬千景象。
蔡元培心慈如佛,仁厚博愛。平時不忍心坐人肩抬的轎子,也不忍坐人力車;因不忍睹牲畜流血,甚而食素。蔡元培提倡“勞工神圣”,并以自己的言行詮釋這種思想。1917年就任北大校長那天,他站立校門口,恭恭敬敬地給向他行禮的校役鞠躬。此后,每天出入校門他都脫帽向校役鞠躬。
1931年春,蔡元培到武大。聽說陳源(陳西瀅)臥病在床不能行動,蔡元培不顧足疾,步行爬珞珈山百級石階到陳源病榻前慰問。1936年蔡元培大病初愈,在家養(yǎng)病。醫(yī)囑見客不超過五分鐘。趙家璧持《新文學大系》請他寫總序,他一口應允,三天后即交卷。
家里的傭人,蔡元培不讓他們喊“老爺”,一律叫“先生”。年終歲關,即使家中捉襟見肘,也要向每個傭人“表示”一下。暮年在香港,早期北大學生姜紹謨侍奉在側,目睹蔡元培的為人謙和,遇宴時不論男女老幼敬酒,他都舉杯回敬;所敬香煙,不論優(yōu)劣,他都接受。有客來請,凡遇酬應不便,他都在帖上寫上“致謝”二字,再囑屬下寫信道謝。北大畢業(yè)的余天民三度侍蔡元培左右,在香港時曾做他的秘書兼家庭教師,每值上課,蔡元培都在書室迎候,下課時,必送至門口,殷殷握別。余天民堅辭束脩,他總以禮還情。身邊的人不注意禮貌,蔡元培耐心開導。姜君不善飲,上桌喜歡把酒杯倒扣。事后蔡元培告誡,這樣不禮貌,不吃不勉強,放那里可也。他對傅斯年的任性自負或信口開河,也有非常藝術的批評;對徐志摩的“濫情”,做過真誠的告誡。
蔡元培的個人涵養(yǎng)極深。毛子水在悼念文章中說了一則無人提及的故事:蔡元培晚清時曾點翰林,但字寫得不是上乘,類似黃山谷體。在北大時,一次錢玄同當眾打趣:“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寫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寫得這樣蹩腳,怎么能夠考得翰林?”蔡元培不慌不忙笑嘻嘻地回答:“我也不知道;大概因為那時正風行黃山谷字體的緣故吧!”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任教育總長之初,覺得前清學部的胡玉縉對孔學研究頗深,想邀胡君到教育部典禮院任職。屬下承政廳官員給胡寫信時沿用清朝官場用語,行文中用了兩個“諭”字?!爸I者,上告下”之謂也。胡玉縉讀信后,向蔡元培抗議,云:“諭”字是繼承前清陋習,現(xiàn)在民國制度雖尚未完善,而帶有專制性質的字樣必須禁用。況且我胡玉縉曾在前清學部任過職,前清學部與今天的教育部原無繼承關系,不知從何“諭”起?頗有興師問罪之味。蔡元培接信后深為不安,親自寫信向胡玉縉道歉。信云:“無論專制、共和,一涉官吏,便不能免俗。曰‘諭’曰‘派’,皆弟所蹙然不安者?!焙窨N被蔡元培的謙謙君子之風和殷殷誠意感動,欣然到教育部任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