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迫官能癥的精神動力學

借著發(fā)表藍澤這個案例，弗洛伊德想要闡明強迫癥的精神動力學。他的目的在于展現(xiàn)早期本能生活在決定成人病理學內容上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以及澄清強迫官能癥（obsessional neurosis ）的思考流程。在追求此一特定目標時，弗洛伊德的焦點并非放在藍澤的夢境（如朵拉案例那樣）上，而是放在病人的強迫行動（obsessional acts）、思考及語言上，并說明語言和次級處理（secondary process ）如何表達出潛意識沖突。他巨細靡遺地詳加解釋字匯與文法的典型扭曲、時序上的隔離、快速的發(fā)音、字句的縮短、一般化的運用、省略以及曖昧不明的字眼等。

本個案史的呈現(xiàn)是片斷式的，因為弗洛伊德的意圖不在于提供給我們一幅完整的藍澤心靈地圖，也不是要明白地討論其分析技術。然而從1908 年個案史出版到現(xiàn)在歷經九十七年之間，上述面向已經不斷地被研究，此外還要加上對分析師和病人的傳記研究，以及移情與反移情的研究（見參考文獻）。在這篇導讀中我不可能回顧以上所有的研究面向，我的案例呈現(xiàn)主要限定于嬰孩性理論（infantile sexuality ）的面向，這是弗洛伊德創(chuàng)新的發(fā)現(xiàn)。

根據弗洛伊德的說法，“鼠人”這名個案的治療持續(xù)了十一個月，但是馬奧尼提出強而有力的證據，顯示治療事實上只進行了九個半月，說不定更短。除此之外，在出版文本中，弗洛伊德延長了某些回合的分析時間，事實上應是簡短許多。這些似乎是弗洛伊德刻意的扭曲，可能是由于他被“提倡一個新學門”的熱忱所驅使（Mahony，1986）。弗洛伊德確實承受了很大的壓力，被要求去證明這個新技術的有效性。特別是在朵拉中斷治療之后，他有必要向大家呈現(xiàn)一個“完整的”精神分析個案。藍澤這個個案特別適合這樣的目的：他先前曾看過維也納最知名的精神科醫(yī)師姚萊格（Wagner Jauregg ，后來成為諾貝爾獎得主），但這位醫(yī)師幫不上他的忙。1908 年4 月，在薩爾斯堡（Salzburg） 的大會上，弗洛伊德以藍澤的治療為內容的口頭報告是如此引人入勝，以致他的分析同僚慫恿他繼續(xù)講下去，最后他足足講了快五個小時；他們所聽到的是用精神分析來治療強迫癥的第一次嘗試。除此以外，弗洛伊德關于強迫官能癥精神病理學的著述頗豐，足見他對此主題感到自在。事實上，“強迫官能癥”一詞就是他在1894 年到1895 年間所創(chuàng)造的。

早在1894 年，弗洛伊德就開始努力想了解強迫癥。那一年他發(fā)表了一篇論文《防衛(wèi)的神經精神癥》（The Neuro-psychoses of Defence），文章中他提出第一個暫時的假設，將強迫癥理解為潛意識性意念的一個意識表征。1895 年，他發(fā)表了《強迫癥與恐懼癥》（Obsessions and Phobias） 這篇文章，進一步鋪陳了潛抑的性回憶、情緒與癥狀彼此之間的關系。1907 年4 月，即藍澤來找弗洛伊德的6 個月以前，弗洛伊德發(fā)表了一篇短文，名為《強迫行動與宗教習慣》（Obsessive Acts and Religious Practices），探究它們結構上的相似性。此時他將強迫癥解釋為一種對抗性與攻擊兩種驅力的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n）。他解釋道，強迫行動的內容通常很怪異，那是驅力與防衛(wèi)之間持續(xù)爭戰(zhàn)的結果，而防衛(wèi)行動漸漸地被驅力所污染。他注意到罹患此病的人，必須用如同宗教儀式的謹慎認真來執(zhí)行其強迫行動。我們欣賞弗洛伊德的天才，因為他優(yōu)雅地將個人精神病理學與團體心理學結合在一起，并揭示宗教為一種文化上的“強迫官能癥”。1908 年3 月，當弗洛伊德正在分析藍澤之際，他發(fā)表了一篇名為《性格與肛門期性欲》（Character and Anal Eroticism） 的論文，其中他認為人格特質中的固執(zhí)、吝嗇與井然有序是根植于嬰孩的肛門期性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