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此，此種非理性的認識論便對人類在歷史個體事件中進行推理認知和建構(gòu)法則的企圖進行了攻擊，其矛頭尤其針對盛行于20世紀70年代之前的那種“進步論”；此種認識論遵循蘭克的觀念，以“每個時代都直通上帝”為認知論準則，既否認在世界歷史進程中存在事實上的道德進步，也否認人類可以通過基于歷史事件的自然主義認知的不斷擴展來構(gòu)建人類自身的進步法則，進而將基于實證主義研究的進步觀念本身置于非經(jīng)驗的領(lǐng)域當中。韋伯在評述蘭克和羅雪爾的認識論時寫道：“對那種認為人應(yīng)該期待在歷史與人類生活的外部事件中發(fā)現(xiàn)類似神義論東西的觀點，羅雪爾持拒斥態(tài)度。同樣，他也反對席勒的觀點，即把"世界歷史"等同于"世界法庭"。他提出這些觀點時簡潔明晰，你大概會認為這應(yīng)該出現(xiàn)在更為晚近的進化論者的著述中。他的宗教信仰使得"進步"這個概念變得可有可無。眾所周知，蘭克既是個嚴謹?shù)膶W者，又是個虔誠的教徒，在主觀上他對"進步觀"同樣也冷淡。只有當人類處境的宗教重要性被破壞，從而需要給它賦予一種不僅僅是此世的、而且是客觀的"意義"時，才會產(chǎn)生對"進步"概念的需要?！贝朔N認識論對史學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從整體上全面改造了史學著述的性質(zhì)和面貌，其中根本之處在于對道德和罪惡問題持一種絕對主義的價值評判態(tài)度；羅雪爾在其《對宗教的反思》中這樣論述對史學來說至關(guān)重要的“罪惡”問題：“對超越物質(zhì)世界漠不關(guān)心的人，會以泰然自若的心態(tài)來看待罪，尤其是高度文明化的罪。他會視罪為一種尚未到達的完滿狀態(tài)。但事實上罪是一種絕對的惡，它與我們本性深處的內(nèi)核格格不入，甚至是對它的致命威脅?！痹诖耍虑楫a(chǎn)生了奇特的反轉(zhuǎn)，此種極端的非理性認識論既反對啟蒙運動中激進主義者對罪惡問題所持的機械理性主義的觀念，也對康德式的形式真理持厭惡和拒斥態(tài)度，但是在罪惡和道德問題上，此種認識論較之上述兩者都更堅持一種毫無寬容的絕對主義態(tài)度；從而也使得“罪惡”被剝奪了黑格爾辯證法曾賦予它的運動力量和進步力量。由此，歷史本身便完全成為一樁自然主義的偶然事件，就像修昔底德或者蘭克那樣，完全依據(jù)人的種種自然主義動機或者單純的心理動機來進行敘述；而對歷史的認知則相應(yīng)地也完全成為個人的價值評判之事，這種評判完全是主觀的和個人的，此種極端宗教的、審美的和日常倫理的價值感受則成為了完全外在于并高于歷史領(lǐng)域的一個視點。最終歷史便完全與知識發(fā)生了脫離，“在這些情況下，言說者與其說是科學之踐行者，還不如說是價值之鑒賞者。其受眾不僅包括對理論知識感興趣的人，也包括那些作出評價的人。邏輯無法改變以下事實：僅僅基于這些原因，在具有強勁欲望的市場中，在兼有道德立場與審美立場的生活中，正是這些要素構(gòu)成了"歷史成就"的"真正價值"。邏輯為了維持其剛正，只能也必須確定：在這些情況中，決定"歷史成就"的標準不是理論宗旨，而是日常生活的其他宗旨以及情感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