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學巨匠

1901年秋，周作人入南京水師學堂，用“周作人”之名實自此始。1906年，赴日本留學，與胞兄魯迅一起編譯《域外小說集》，后入東京政法大學、立教大學文科學習。在日期間，娶日本女子羽田信子為妻。1911年夏回國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視學、紹興教育會會長、浙江省第五中學英文教員。1917年春，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兼國史編纂處纂輯員。 

“五四”時期，周作人與魯迅并肩攜手，其嗅如蘭。他參與發(fā)起文學研究會，曾任新潮社主任編輯，主持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作為《新青年》主要撰稿人，是新文化運動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起草《文學研究會宣言》，并撰寫《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論文章，明確提出“文學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卻比第一步更為重要”（《談虎集·思想革命》）；積極提倡以“人道主義為本，對于人生諸問題，加以紀錄研究”的“人的文學”（《藝術與生活·人的文學》）和“記載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的“平民文學”（《藝術與生活·平民文學》），反對“違反人性”的“古代禮法”、傳統(tǒng)“習慣制度”,以及歌頌“才子佳人”，宣揚“迷信”、“黑幕”、“色情狂”、“奴隸”哲學的“非人的文學”（《藝術與生活·人的文學》）。與此同時，他還以極大的熱情介紹俄國、日本、希臘文學以及波蘭、匈牙利等被壓迫民族的文學，并用自己的散文和新詩創(chuàng)作了以《小河》為代表的一系列新作品，顯示出對文學革命之熱情。與同時代諸多尋求出路的先行者一樣，他的社會思想和文學觀念龐雜而多變，他曾談道：“托爾斯泰的無我愛與尼采的超人，共產主義與善種學，耶佛孔老的教訓與科學的例證，我都一樣的喜歡尊重，卻又不能調和統(tǒng)一起來，造成一條可以行的大路。”（《雨天的書·山中雜信》）但綜觀其在“五四”時期的表現(xiàn)，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在其心靈深處占據(jù)著主導地位。他正是以此作為思想武器，投入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并且在理論倡導與創(chuàng)作實踐兩個方面，對中國的文學界和思想界都有著較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