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文學科言，其教科書大多編寫于70年代末或60年代初，框架體例是蘇聯(lián)式的，內容則傾“左”；在師資上，解放前完成學業(yè)的老教授極少開課，大多數(shù)的任課教師為“文革”前完成學業(yè)或“文革”期間的工農(nóng)兵學員。大多數(shù)人的國學及西學水平都很成問題，較少有令“我們”滿意的教師。

作為一種補償，“我們”只好貪婪閱讀在80年代新鮮出爐的有關西學的著作，對西學的不準確的介紹以及以西學隨意分析中國社會的一系列新書，不知令多少人沉迷過。

由此產(chǎn)生的問題是：當生于60年代學人獨立地走上學術道路后，得回過頭來認真清算被“左”化和極端西化雙重污染的知識體系，“我們”得撥開迷霧，學會重新發(fā)現(xiàn)真正的學術問題，學會建立學術規(guī)范，學會用自己的語言說話?！白蟆被赡懿辉賹Α拔覀儭睒嫵赏{，但西化的陰影并不輕易可揮斥。我并非主張拒絕接受來自西方的社會理論或哲學思想，但反對用西學來遮蔽中國的社會科學家在面對中國社會問題時應具備的視野。

清算受雙重污染的知識體系是件緊要的事，不然許多人在真正面對中國問題時，就會得“失語癥”。前些日子某些人為爭奪回“話語權”，鼓噪“后現(xiàn)代”(可以“爭后恐先”來形容)，乃為“失語恐懼癥”的表現(xiàn)。1995年，《嶺南文化時報》約請上海學者朱學勤先生為“精英觀察”專欄寫稿，學勤在來信中特別要求把“精英觀察”改為“觀察精英”，他的文章的題目是“常識與記憶”，希望精英們多一些中國問題的常識，而不要光站在“西方云朵”上飄移。后來，海南的魯萌在給我的電話里傳達了類似的信息，說是她在邀約國內的某些著名學者撰寫《1999獨自》時，發(fā)現(xiàn)他們一旦離開了平時熱衷的西學話題后，就不懂得如何說話，結果令她大失所望。

在沒有發(fā)生重大社會變故，尤其是在知識和信息的傳播日益突破時空限制而為社會各階層、各年齡段的人共享的今天，若以10年為一個學術代，來談論生于60年代學人與生于50年代或生于70年代學人的差異，的確有點勉強。不過，近20年來中國社會發(fā)展的特殊進程，使生于60年代學人與前后兩代人之間多少存在一些差異。

若從以上角度來把握生于60年代學人的話，他們顯然欠缺生于50年代學人在“大風大浪”中溶入個人經(jīng)歷的對人生獨特的感悟和思考，而與成長于平淡無奇、充滿世俗氣的90年代大學校園里、然后又順理成章地擁抱甜膩肥足的當下生活的生于70年代學人相比，生于60年代學人無疑多了一份青春期的浪漫情懷和理想信念。由此，生于60年代學人可能在無意中或無奈下與世俗妥協(xié)了，但面對物欲高漲、經(jīng)濟利益至上原則君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今天，生于60年代學人尚可能有閑情余力作出某種抵制的姿態(tài)。

要說“XX代人”的話，生于60年代學人倒真的可以自成一統(tǒng)。

生于60年代學人對“文革”略知一二，但并無狂熱卷入；無“上山下鄉(xiāng)”的波折，已有的人生經(jīng)歷基本上是從校門到校門然后再步入社會；中國社會醞釀巨大變革及思想界發(fā)生激烈交鋒的80年代，正好是生于60年代學人最為關鍵的青春期，它培育了生于60年代學人的敏感和激情；而80年代，又使大部分剛離開校門不久的生于60年代學人旋即承受巨大的心理落差，無奈之下成了“下海”潮中的主角，大部分人略具反叛色彩地認同了世俗的價值取向。潮起潮落之后，生于60年代學人依然認定“江山代有才人出”，這是因為每個時期都會有一些新的問題需要一批新人去認真面對。當中國社會的正常問題顯現(xiàn)在“我們這一代人”面前時，我希望它能造就一批地道的中國社會科學家，而這有賴于從生于60年代學人開始的集體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