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他任何談及新中國成立初北京舊城改造的史書一樣,《后望書》也躲不開吳晗這位“與時俱進”的領導兼歷史學家,避不開梁思成這位“資產階級唯美主義復古建筑思想”的代表。但記得黃裳先生在回憶吳晗時寫道,新中國成立之初,吳晗是清華大學軍管會副代表,曾到梁思成、林徽因家,并與座中張奚若、金岳霖等人“談笑甚歡,絕無拘束,可證吳晗對上層知識分子的團結工作做得不錯”。但當吳氏當選北京市副市長后,卻因北京舊建筑的拆改存廢問題,在會議上與梁思成拍案爭論,“好朋友成為路人,可見一登仕途不可避免帶來的變化”。

吳晗作為書生從政的內心痛楚固然可以想見,但是梁思成（他在被普林斯頓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時,回信稱“對于一個只不過是花費了太多時間和精力來滿足好奇心的人來說這樣的獎賞實在是太高了”）,還有更多或痛哭失聲或噤若寒蟬的有識之士,乃至于我們積于千百年卻散于數十年的優(yōu)秀文化及其實物結晶,為了人治而付出的豈非是更為沉痛的代價？須知周榕在《誠品好讀》上刊登的《破譯北京——一個烏托邦城市的前生今世》,滿篇沉重的是對那段歷史近乎咬牙切齒的鄙視與憤怒：“在政治熱情與勞動干勁高漲的六十年代,作為封建王權象征的北京城墻與城門樓短短數年時間內被扒除殆盡,梁思成在拆除現場撫城痛哭。但在烏托邦夢想與強大的政治權力面前,斯言斯行,螳臂擋車而已?！?/p>

知識分子、名人雅士、清流諫議、良心道德,都不如用好的制度代替人治那么重要與可靠。好的制度可以發(fā)揮人的潛力,將錯誤決策的危害降到最低；不好的制度只會將人扭曲以至于違心甚至誠心地阿諛奉承。在重大工程和社會政策決策中最需要的是對民主與科學的堅持,而不僅僅是依靠民眾的諒解、支持、配合、擁護。

《后望書》提醒我們,如果這個民族集體性地選擇了遺忘某些歷史,那么這便是對歷史的背叛,并注定著歷史的重演。當春風又綠江南岸,卻已永不再吹過玉門關時,所有曾傳誦一時的歡歌與頌歌,在我們的后人看來恐怕只不過是悲歌與挽歌而已。“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復哀后人也”,這須是警惕成為歷史罪人的我們好好重讀的。古城鎮(zhèn)、古建筑、古河道也罷,都只不過是承載歷史與文化的容器。一個成熟、睿智、負責任的民族的鮮活生命,卻當如那奔流的江河般不止不息,讓我們在未來的許多歲月里,在回首昨日時,不至于灰敗無望地生活。

（朱幼棣:《后望書》,中信出版社,2008。）

本文發(fā)表于《南方都市報》2008年5月11日B18-1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