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按總路線辦,總路線是燈塔,離開了燈塔照耀就要犯錯誤。這樣的思路極富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整體主義、唯大論、唯高論、泛哲學論的特點。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認定,“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正)”,毛澤東的《矛盾論》也強調(diào),解決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會迎刃而解。我們的社會主義教育強調(diào)的也是大河不滿小河干,有了大才能有小,有了高才能有低。斯時則是,只要掌握了大道——眾妙之門——總路線就一通百通,無往而不利。
反過來,毛澤東說,如果不講社會主義,就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其近道也,難矣哉”。據(jù)說毛主席解釋說,孔夫子的這一段話用到這里,就是說大家整天在一起,只抓些救濟防疫修橋補路之類的小恩小惠,卻從來不講“義”,什么是義呢?就是社會主義,那就不符合總路線——也就是“道”了。
直到1998年,我在美國三一學院待了一個學期,身份是校長顧問(presidential fellow)。那時整天從傳媒上得知美國總統(tǒng)克林頓講衛(wèi)生醫(yī)療問題,我還在此學院聽過第一夫人希拉里的講演,談幼兒保育(baby care)問題,我時而覺得不夠味兒,不帶勁,在我們這里,前幾把手是不會把本應由衛(wèi)生部長與婦聯(lián)有關人員抓的事整天掛在嘴邊的。
中國人是講究抓大事的,我在美國覺得美國總統(tǒng)與其夫人抓的事太不及“義”與“道”。
……回首往事,不知道為什么我會屢屢想到1953年開始實行的糧食油料統(tǒng)購統(tǒng)銷。從此,經(jīng)濟上的麻煩一天天嚴重起來。1953年初,我們的工資從供給制改為包干制。供給制是說,按每人的伙食費、衣裝費、零花錢供給,只滿足最低需要。包干制則是不分具體需要,給你一筆錢,全包在里頭了。我的包干費好像是七等三級,每月約17元。那時我們的伙食費是每月12元,那么17元的感覺與當今的800元應該差不多。
1953年3月,說是糧食供應出現(xiàn)了緊張局面,解放后翻身、解放、太平、生活好了,人口急劇增多,還有什么霜災水災,還有農(nóng)民惜售,還有農(nóng)村鬧糧鬧吃不飽。當然,一遇到這種情況,私商與自由市場就成了禍首,是私商的活動威脅了人民的口糧,必須把私商排除,糧食的購與銷都只能由強大的國家政權負責。
我對此并沒有什么感覺,但仍然覺得不是什么好消息,不像是從勝利走向勝利,幸福的生活萬年長,芝麻開花節(jié)節(jié)高,而像是冷鍋里冒熱氣,天有不測風云——此事的浮出水面好生突兀。日子本來好得沒有邊兒了,怎么突然為口糧發(fā)起了愁?但此事也沒有對自己與其他北京居民的生活有什么立竿見影的影響,我對它的印象一般。
后來到了秋天,有幾天我們團區(qū)委的幾個年輕干部,忽然一起議論說最近伙食太差,大家有點饞,想吃點解饞的東西。誰的主意我也記不清了,反正我們從副食店里買了一瓶子花生油,從糧店買了一點面粉。那時的北京,賣吃食的商店分類清晰:食品店,主要賣糕點煙酒飲料;副食店,經(jīng)銷油鹽醬醋咸菜粉條淀粉味精等廚事用物。我們自己動手,炸了一堆油餅油條,足吃了一氣。
沒過幾天,是11月份,這天說是有重要文件需要傳達,是講從此取消油料——其后又是布匹的自由買賣。這些,統(tǒng)稱之為統(tǒng)購統(tǒng)銷。當時說的統(tǒng)購統(tǒng)銷似乎是權宜之計,后來,一直到了1992年才正式取消,前后歷時近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