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這件事我看到了人性的一面，也是為什么我在梅林大火結(jié)束了之后，還可以站起來。一直到現(xiàn)在，每年的清明節(jié)我還是會到金寶山——他們當時一致決定安放家人的地方——去給他們上一柱香。

 許戈輝：刑事官司一直打了4年？

高金素梅：對，最后我是無罪開釋。但是心里的難過是過不去的，那時候我就回了老家，自己一直關在房間里都不見人，每天就是吃飯、散步、看書、睡覺，整個人非常消極，到最后人都只剩下35公斤。后來我覺得這樣子不行，必須要振作起來。那時候剛好華視開拍《啞巴與新娘》，我也覺得應該重新工作，就加入進去了。結(jié)果拍了不久就查出自己罹患了肝癌。

當時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我很冷靜，并沒有慌張，到書店買了非常多關于肝癌的書籍。因為我總覺得，要深入了解才能夠清楚知道我到底是怎么回事。雖然肝癌是所有癌癥里死亡率最高的，因為肝臟沒有神經(jīng)，你沒有感覺，是不痛的。等你有感覺，發(fā)生了一些身體上的癥狀比如黃疸、肚子漲水的時候，都已經(jīng)是末期了，已經(jīng)沒辦法了。

而我何其幸運。就因為它長的地方靠近我的胃，所以它長大了之后，壓到我的胃神經(jīng)，讓我的胃有點感覺。我就總覺得胃不舒服，因此才發(fā)現(xiàn)是肝癌。而且它長的地方又可以開刀。所以當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存活率應該有一半之后，我開始思考，好了之后還可以做些什么事。

 當醫(yī)生告訴高金素梅，她體內(nèi)的腫瘤可能是惡性的時候，她“先是腦子一片空白、全身發(fā)軟，無言以對”。姐姐躲到醫(yī)院的角落里哭了很久，而這時她卻冷靜下來，反而坦然地告訴姐姐，要直面病情，自己決定未來的日子怎么辦。

在經(jīng)過詳細的了解后，她決定盡早手術。手術前一刻，她認真地看著家人們的容顏，一面是戀戀不舍，有點“約定來生再見”的意思，一面也是給自己鼓勁；她想，就當以前的自己已經(jīng)死了，之后的生命都是撿到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吧。

許戈輝：你也寫過遺書？

高金素梅：寫過，當時在醫(yī)院的時候。我交代我要怎么辦后事，有一些東西要怎么處理。

 許戈輝：你寫遺書的時候，覺得此生最無憾的是什么，最放不下的又是什么？

高金素梅：我最放心不下的當然是我的家人，因為一直以來，我很早就開始負擔我所有家人的家計，所以我如果離開的話，自然而然的，家里尤其是爸爸應該就沒人照顧了。而且我的兄弟姐妹收入都不是很好，很早開始就是我在負擔整個家庭，所以我如果離開的話，最不放心的就是他們要自己去求生存了。

而我覺得比較無憾的就是，我的人生很精彩。我從念高中起就自己打工、賺學費，然后進入演藝圈18年，拍了這么多的連續(xù)劇，拍了李安很好的戲《喜宴》；感情經(jīng)歷也很豐富。其實我的人生比一般的人，比我其他的同學、朋友要精彩很多。

許戈輝：在接連經(jīng)歷了兩個人生的低潮以后，什么樣的契機讓你覺得要從政，要替自己的原住民族群說話？

高金素梅：我其實不喜歡從政，也不喜歡人家叫我政治人物，因為我一直認為我從事“立法委員”的工作，只是我的一個手段，一個替我的族人爭取應有的權(quán)益的很重要的途徑而已。

在我肝癌手術完了之后，我就開始思考，生命的價值跟意義到底是什么。然后我看到了臺灣最大的一次地震“9.21”。當我從媒體的畫面——就像看到這次汶川地震一樣——看到災區(qū)的人那么無助，外界人給了那么多的關心、關懷跟愛的時候，我覺得人性的力量特別大，所以我當時就帶著非常多的人，像紅十字會，還有一些佛教團體、義工團體，進入原住民的部落，協(xié)助他們重建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