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fā)表于《光明日報》，20090915。

“政通人和”歷來是我國理想的政治理念之一。清人論政，極重求“通”。清代的一些談?wù)撜L(fēng)吏治的作品中，往往對“通”字給予很大的關(guān)注，并且賦予了相當豐富的內(nèi)容。例如，陳宏謀的《從政遺規(guī)》和金庸齋的《居官必覽》，都曾引用過“為政，通下情為急”這句話。袁守定的《圖民錄》則強調(diào)：“凡上下之情，通則治，不通則不治?！保ň?）還有人說：“善為治者，貴在求民之隱，達民之情，民以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為不可者不必強?！彼浴爸蚊裰笳?，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閡”（彭忠德、李正容編：《居官警語》，146頁）。這里所說的“上下之交”而不“隔閡”，其核心內(nèi)容也還是一個“通”字。

在當時，這些議論，有著很強的現(xiàn)實針對性。

封建政治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尊卑懸殊，上下隔絕。戊戌維新時期，譚嗣同深刻揭露在封建君主專制統(tǒng)治下，“君與臣隔，大臣與小臣隔，官與紳隔，紳與士隔，士與民隔，而官與官、紳與紳、士與士、民與民又無不自相為隔”。在這種情況下，統(tǒng)治者既無心“詢察疾苦”，老百姓也無處“陳訴利病”，舉國上下，層層相隔，當然是一盤散沙，毫無凝聚力可言，整個社會就不能不呈“烏合獸散”之勢。（《壯飛樓治事十篇》）康有為則更一針見血地指出：封建專制政治“如浮屠十級，級級難通；廣廈千間，重重并隔。譬咽喉上塞，胸膈下滯，血脈不通，病危立至”。他得出結(jié)論說：“考中國敗弱之由，百弊叢生，皆由體制尊隔之故?！保ā渡锨宓鄣谄邥罚?/p>

既然君臣之間、官員上下之間乃至官民之間的相互隔絕是由政治體制所決定，那么在封建專制政治體制的框架內(nèi)，這種狀況當然是無法根本改變的。清代政治倫理中所以大力宣揚通下情、尊輿論、順民心的重要，正是力圖通過政治道德的提倡和約束，在一定程度上去彌補、抵沖政治體制的弊端和缺失。這也正是這一政治倫理的積極意義所在，同時又恰恰是它的局限性的集中體現(xiàn)。

官民相隔、下情不通的最大弊害，是主政者井蛙觀天，孤陋寡聞，視世情則管窺蠡測，察時勢則如坐云霧。既摧殘了民氣，壓抑了人們的政治活力，又堵塞了當權(quán)者的視聽，杜絕了政治進步的通道。以這樣自我封閉的態(tài)度去治國理政，猶如盲人騎瞎馬，沒有不出亂子的。所以有人把這看做天下最大的憂慮：“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為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勢，而上不知是也?！保ń鹩过S：《居官必覽》）如果不通下情，就不能及時察覺、處理與化解客觀存在的社會矛盾，還會使各種矛盾不斷積聚和發(fā)展，到一定程度，甚至形成嚴重的社會危機，造成“危亡之勢”。這就把“通下情”提到了維護政治穩(wěn)定的高度，在清代，不能不說是一個頗具卓見的認識。

封建政治的一大通病，是上下欺蒙，許多貪枉不法之事，往往由此而來。雍正時當過直隸總督的李紱在《與泰安各屬書》中說：“居官大戒，第一蒙蔽。蓋上下內(nèi)外，非蒙蔽無以行其奸欺也。蒙蔽之在內(nèi)者，有官親、家人；蒙蔽之在外者，有猾書、蠹役。內(nèi)外勾連，鬻情賣法，則為官者孤立無與，而坐聽聲名之敗裂，其亦危險矣哉！”（徐牧、丁日昌：《牧令書輯要》，卷1）不幸的是，這種“上下相蒙，只圖茍免，全無后慮”的狀況，已經(jīng)成為到處皆然的官場陋習(xí)。“通下情”則正是打破欺蒙的重要途徑和手段，這是因為，蒙騙只能施之于閉目塞聽之輩，卻難以奏效于耳聰目明之人。只要主政者能夠博聞強識，洞燭幽微，宵小之徒就無所行其奸。陳宏謀《學(xué)仕遺規(guī)》中有一段話講得十分透徹：“欲興治道，必振紀綱；欲振紀綱，必明賞罰；欲明賞罰，必辨是非；欲辨是非，必決壅蔽；欲決壅蔽，必懲欺罔；欲懲欺罔，必通言路。所言雖未必可盡聽，而人人皆得盡言，庶奸貪之輩，慮人指摘，不敢肆行無忌也?！保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