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也許會反駁說，我忘記了只有約定性定義才是任意的，除此之外還有辭典定義。然而，求助于辭典定義并不能提供真正的幫助。我們不妨搜羅一堆辭典，當我仔細查閱了這些辭典之后，我會發(fā)現(xiàn)，對不同的人來說，民主竟能成為如此紛雜不一的東西，我甚至不得不斷定它包含著一些相互矛盾的涵義。那么下一步怎么辦？假如為了安全起見，我就不會走什么下一步。我的研究將以如下說法告終：東邊的人所說的民主，就是西邊的人所說的獨裁，如此而已。這是個能夠接受的結(jié)論嗎？如果是，那就沒有什么民主理論可言了。其實，假如這也算是論證，那就再多想也無益了。我們所要做的只是搞個民意調(diào)查，看看人們被教導信奉什么，從中得出的統(tǒng)計數(shù)字能使我們確定獲勝的多數(shù)。然而，主張用百分比解決問題會更糟，這等于把問題最終交給了一種argumentum baculinum（“誰有棍棒誰有理”）去解決。就是說，無論什么人，只要征服了世界就將發(fā)布真理。這時任何辭典都將按征服者的界說去定義民主，這樣一來，有一種約定將成為正確的辭典定義。

讓我們通過一個提問重新思考整個問題吧。什么是定義的真值？具體而言，什么是民主定義的真值？在這個問題得到解決之前，民主理論是不會有立足之地的。不錯，哲學界的氣氛已不像1940和1950年代那樣“約定主義”了，但政治學家和政治理論家們發(fā)現(xiàn)，約定主義的信息就其表面價值而言，仍然包含著極好的便利條件。它為他們省掉了許多麻煩，為漫不經(jīng)心地使用術(shù)語提供了神奇的庇護。它還使創(chuàng)新，或者更妙，使我所說的“求新癖”，成了世界上最輕松的事情。幾乎任何政治學學者現(xiàn)在都會提到，定義既不真也不假，僅僅是一些說明如何使用語言的約定。當然是這樣——但僅此而已嗎？

正如密爾對“定義”的定義所示，他很清楚詞義可能是辭典上的，也可能是約定性的，但他認為兩者沒有重大區(qū)別。這是個疏漏嗎？我想不是。不妨問一句，辭典給出的詞義是從何而來？也就是說，辭典定義是哪一種定義？顯然，辭典不過是一些被普遍接受的約定的清單，我們在辭典中所能找到的仍然是一些約定。唯一的不同在于，辭典定義源自古老的慣例，而約定性定義則是提議將來遵守新的慣例。然而在這兩種情況下我們都是在談論慣例。可見，如果說約定性定義是任意的，辭典定義同樣如此。因此可以說，同意辭典定義是正確的或錯誤的，仍會帶來問題，因為我們有關(guān)某些人如何實際使用某個詞的報告——不是定義——也可以是正確的或錯誤的，它仍是一種約定，從而只能在功利基礎(chǔ)上予以接受或拒絕。

另外還可證明，在辭典定義和約定性定義之間還有另一些區(qū)別。首先，辭典定義是不規(guī)范的（例如它沒有說明應當以何種方式使用民主一詞），而約定性定義卻是正當?shù)幕蛞?guī)范的，因為它告訴我們應當或不應當如何理解該詞。不過這是個似是而非的說法。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像編辭典那樣，或以如實照錄的方式，求助于權(quán)威性的標準作者，從而很容易得到“正當性”。這兩種定義的另一區(qū)別是，辭典定義是非個人性質(zhì)的定義，是“我們的回答”，而約定性定義是主觀的定義，即“我的回答”。但這一區(qū)別僅僅是表面的。從表面價值來看，我所說的始終是而且僅僅是我所說的，也就是說，所有的定義都是“我的定義”，但是如果我所說的還有什么價值的話，那么無論用什么樣的文字表達方式，它不能僅僅是滿足我這個自我的“我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