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夫差殺了伍子胥后，再也沒有人敢在他面前諫言，頓覺耳根清凈。他那被伍子胥屢屢強諫而被稍稍抑制的雄心，也立即開始了不受約束的報復性增長。

從當時天下的形勢來看，齊晉楚秦吳五國實力最強。楚國，早在闔閭之時就已經(jīng)被吳國征服。齊國，剛剛被夫差在艾陵擊敗。秦國，僻處西陲，陷入了漫長的低迷期，很少參與中原之爭。那么，吳國要想稱霸天下，最后一個對手就是晉國了。

其實，在稱霸天下這件事上，伍子胥和夫差是沒有矛盾的。他們的分歧在于如何實現(xiàn)稱霸天下。

伍子胥一再宣揚“越國威脅論”，其立論的基礎在于：越與吳鄰，有不兩立之勢。（夫秦晉之國，我攻而勝之，得其地，不能居；得其車，不能乘。如攻越而勝之，其地可居，其舟可乘）

伍子胥的這個觀點是對春秋前期各諸侯國之間博弈規(guī)則的一種突破。

春秋時期和戰(zhàn)國時期的一個顯著的，或者說本質(zhì)的不同在于：春秋時期的強國，追求以勢壓人，弱小國家只要表示服從，愿意成為強國的盟國，就可以相安無事。從而，春秋時期的戰(zhàn)爭也不以殺人掠地為特征，只要征服對方即可。而戰(zhàn)國時期就不同了，強國則以對弱國的兼并（包括土地和人民）為主要目的，往往出現(xiàn)殺人盈野、血流漂櫓的慘烈場面。

吳越爭霸之際，正是從春秋向戰(zhàn)國過渡的時期，也正是兩個博弈規(guī)則的轉(zhuǎn)換過渡期。伍子胥表現(xiàn)出了一定的前瞻性，但也體現(xiàn)出了一定的局限性。

伍子胥約略看到了未來的趨勢，提出要兼并鄰國越國，以壯大吳國，并指出了與遠處中原的齊晉相爭的不利之處。這是他的觀點的前瞻性所在。但由于不可避免的時代局限性，伍子胥沒能清晰、系統(tǒng)地表述自己的觀點，并進而說服夫差接受自己的觀點。

事實上，這個后來被稱為“遠交近攻”的偉大戰(zhàn)略，還要在兩百多年后由范雎對秦昭王明確提出。當時，各諸侯國之間的吞并趨勢已經(jīng)非常明顯，但在范雎之前，各國還是盲目地進行征戰(zhàn)爭奪。只有范雎明確地對秦昭王提出：“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保ǚ饿率论E，詳見“心理史記”系列之《快意范雎》）

所以，從整個時代大背景來看，我們既不能責怪伍子胥沒能更好地厘清自己的觀點，也不能責怪吳王夫差沒有聽取伍子胥的正確意見。因為，這個時候，絕大多數(shù)的強國之君，包括夫差和勾踐在內(nèi)，都依然沉浸在春秋時代的霸主思維中，不圖占有他國之土地和子民，只求對方的服從與結(jié)盟。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法則潛移默化的作用下，夫差才不會覬覦吞并越國，也才會想著要與齊晉爭雄。而頗有遠見的伍子胥，因其觀點超前而無人欣賞，最終被夫差一腳踢開?？上У氖牵虿钜詾樽约禾叩舻氖且粔K攔路石，但其實他舍棄的卻是一塊壓艙石。

夫差既已決定與晉國爭雄，自然要做好相應的準備工作。他派出數(shù)萬士卒，修筑了邗溝之后的第二條運河——渮水，貫通了沂水、濟水，可以直通晉國。這一番巨大工程，消耗人力財力無數(shù)，自然不必多言。

伍子胥在吳國雖然沒有朋友，但卻不代表他沒有支持者。太子友就是伍子胥所持觀點的一個暗中支持者，他也擔心父親一心只顧稱霸，卻忽略了虎視眈眈的越國對吳國不利。

出于對吳國未來和自身利益（這個國家最終是要傳給他的）的擔心，太子友決定要對父親進諫。

但是，太子友也非常清楚，自己決不能再沿襲伍子胥那種硬邦邦、直來直去的方式了。太子友思前想后，決定給父親講一個故事。

這一天清早，太子友拿著彈弓，急匆匆從宮中的后花園走進宮內(nèi)，渾身上下濕漉漉的，還沾滿了泥巴。夫差見到他這副狼狽模樣，不知道這是太子友故意所為，感到很奇怪，笑著問他干什么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