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他的神情看出來，他已經(jīng)放下和死亡的搏斗，轉(zhuǎn)化而來的是一種謙卑與順服。

你有沒有和人討論過這樣一個問題：你希望活到幾歲？

超理性的人可能會說：“討論這種問題豈不是杞人憂天、庸人自擾，活到幾歲是人可以決定的嗎？”

但我還是想討論，也常想到這個問題。我常在想，一個人對生命長度的期待究竟依據(jù)什么因素？生命的長度與質(zhì)量二者，人較重視的是什么？一個人活得久、活得老究竟象征了什么意義？又代表了什么價值？

有這些疑問，主要來自我感受到社會似乎有股強烈的價值聲音：生命的長度比一切都重要。如果一個人活得沒有質(zhì)量，一個人承受了過重的身體與心靈痛苦，他仍是被期待要盡力維持生命，絕不能想到會死的可能。

即使是確定為不治之癥的病人，或者已活一大把歲數(shù)的長者，我們也絕不允許讓死亡有發(fā)生的可能。

印象中，宋美齡女士過世時的歲數(shù)，已是多出常人平均年齡許多，堪稱超級人瑞，但在新聞報道中，得知她死訊的晚輩仍是難以置信，淚流滿面對著鏡頭說：“她不該死的！”我能理解這位晚輩想表達(dá)的是對于這位長輩的不舍與懷念，但同時，我在想另一個問題：“究竟有誰是該死的？”

她的年齡已跨越一世紀(jì)之久，都被視為是不該死之人，那么六七十歲的人肯定更沒有理由該死。那究竟誰該死？

許多人可能會想到一個答案：作奸犯科的壞人是該死的。

如果你也有這樣的想法，就一定可以理解。我們的社會如何地將“死亡”和“報應(yīng)”、“罪有應(yīng)得”畫上等號，也難怪乎當(dāng)死亡發(fā)生在一般沒有作過奸、犯過科的老百姓身上時，多令人難以接受，讓人想責(zé)問老天：“老天無眼，竟帶走一個良善、沒有做過壞事的好人?！?/p>

我曾有一個經(jīng)驗，有一天探訪了三位中年病人，三位病人都是四十到五十歲之間的年紀(jì)，他們都是突然被告知罹患不治之癥的，可想而知他們的錯愕與不甘心。他們是分屬不同病房的病人，照理來說并沒有談過話、交換過心情，但他們在那天都問了去探訪他們的我：“蘇小姐，你告訴我，我是壞人嗎？為什么我會得這種病？我從未做過什么壞事，為什么我要得這種?。俊?/p>

這個問句反映了他們受震驚、覺得不公平的內(nèi)在心理，也反映了我們身處的社會文化是如何看待生病與死亡這些事。在我們的想法中，被我們視為好人、被我們認(rèn)為是盡忠職守的人，是不應(yīng)該遇到生病與死亡的事，這些事是那些“惡有惡報”的人應(yīng)該遭受的才對。

就因為這樣的思維，生病與臨終的人才會面對更大的窘境與煎熬，他們百般不解自己并非是惡人、做壞事的人，為什么一生命運坎坷多劫，得不到好的報償？

這種將世界二分為“獎賞”與“懲罰”的世界觀，自古以來無論東西方世界皆有跡可循。我也是費了好大的力氣才松動我從小被灌輸?shù)纳茞憾撜J(rèn)知觀點，開始愿意去看除了善惡觀點、黑白觀點之外，還有許多的灰色地帶與多元觀點，并非能以簡單的獎賞與懲罰、善與惡的觀點就能解釋所有事情，回答所有疑問。

我曾和一位八十五歲的老年人對于“死亡是報應(yīng)”之說有一連串對話，這段對話讓我更發(fā)現(xiàn)“懲罰”的世界觀多么讓人受苦，也多么讓人的思維與心靈受到捆綁。

那是在一個早晨，由于我沒有看見老人出房門和團隊一起晨禱，正覺得奇怪。照往常，老人應(yīng)該會起個大早，在大廳等候，等到團隊成員到齊，他會和大伙一起唱詩歌，做一天開始的禱告，但那天早上他缺席了。護理人員說他的身體狀況不好，越來越虛弱無力。于是，我到他住的病房，想了解他的情況。

一進房，便看見他非常憔悴，愁容滿面地望著天花板?？吹贸鰜硭麤]有睡好，精神不佳，心情也不佳。我挪近椅子到他的病床邊，問他是否一夜沒睡好？

他嘆了一口長長的氣，緩緩地點點頭。

我又問，是身體不舒服而沒睡好，或是心里有事？

他說，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