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民國九年）一個夏天，梁任公（啟超）、蔣百里（方震）兩先生由林宰平（志鈞）先生陪同來我家（北京崇文門外纓子胡同）訪我，以前輩而枉顧我一后學(xué)；這是我與兩先生彼此交往之始，但其后交往并不甚多；尤其是我同百里先生往還不算多。現(xiàn)在只就其中較重要的兩三次回憶如后。

1935年8月20日百里先生經(jīng)青島忽到山東鄒平，訪我于山東鄉(xiāng)村建設(shè)研究院。不巧得很，那正是我前妻黃靖賢病故之日。他上午便已到達，而我正守護著垂危的病人不得抽身見他。實則我當(dāng)時并不知道蔣先生到了鄒平，因院中同事沒有通知我，而代我接待了他。及至下午病人身故，他料知我沒有心情與其相見，便徑自返回。我于事后得知，也無從明白其來意。

1936年年初的一次會見

這年寒假，我應(yīng)廣州教育界的約請，去作講演，路經(jīng)上海，造訪百里先生于國富門路他的寓所，一面向他表示歉意，一面向他請教，問他為何去鄒平訪我。蔣先生說：我是想找你談?wù)剣掖笫拢務(wù)勅毡厩致晕覈膯栴}。這才清楚他是為了時局緊迫（按日本人大搞所謂“華北明朗化”、“華北五省三市自治”，就在1935這年夏秋間），關(guān)心我在山東的鄉(xiāng)村工作，想對我有所指教而到鄒平的。記得去訪問蔣先生的那天恰是舊歷元旦，承留午飯，盤桓頗久，談話甚多。

蔣先生素來熟習(xí)日本情況，而各方情報又很靈通，對我首先指出日本大舉入侵我國將不在遠。他說，中國人固是大難臨頭有不待言，而最后失敗卻將是惹事生非的日本人自己。日本人眼光短淺，它很不應(yīng)當(dāng)侵略中國。日本文化是接受中國的文化，它侵略中國，對它毫無好處，而給它帶來的將是很大的災(zāi)難。他斷言，華北縱然有失，將為時不久；就連已失去的東北，將來收回亦不成問題。理由是國際情勢轉(zhuǎn)變甚快，說不定三年五年就有機會到來。不過外面機會雖不難有，甚且一遇再遇，而我們自己沒有準(zhǔn)備，不成一個力量，對此種機會不能加以利用，則仍然無希望?！Y(jié)論就在中國人自己要努力。

蔣原是著名的軍事學(xué)家，談得最多的自是將來的中日之間的戰(zhàn)爭問題。他說到他的所見有以下幾點：

一、中國民族夙非以武力見長，民族歷史不以武功著稱；但每從自衛(wèi)上發(fā)出力量來，亦能戰(zhàn)勝強敵，也就是說中國不能打侵略戰(zhàn)爭，而長于自衛(wèi)。

二、國家觀念在中國人向來不夠明強；作為一個國家的中央若非一代開國之時，亦往往力量不強。因為中國人國家觀念不夠明強，從這方面不容易發(fā)揮出力量來，而保衛(wèi)地方倒能發(fā)揮出較大的力量，因而有時一個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從地方（民間）興起來。

三、中國人在種族上素?zé)o狹隘之見，卻在文化上自具信念。中國人國家疆界與種族界限很模糊，不大與人分，很缺乏國家成見與種族偏見，而文化問題卻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占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中國被外族征服，非第從種族觀念上抱亡國之痛，更從文化上而有亡天下之戚，不甘心于文化之滅亡（外族輒俯從中國文化以此）。中國人的力量往往為保衛(wèi)民族文化一念而顯發(fā)出來。誠如中國古語所說，“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蔣先生還舉例說，曾（國藩）胡（林翼）之奮起抗洪（秀全）楊（秀清），曾胡之所以勝，洪楊之所以敗，原因甚多，但其中含有一個文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