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宋代，這種情況有很大改變。朱勝非是兩宋之交的人，他引前輩的一首詩，稱“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也就是說，出自“孤寒”、沒有家世背景的人，應該爭取走科舉考試這條路，求得升進的機會。北宋中期有個例子：蘇軾在元祐三年（1088）的時候做科舉主考官。在當時，知貢舉官員一旦公布，隨即就要進入貢院，以避免內外之間的請托。長期以來，蘇軾門下有一些密切的追隨者，即所謂“蘇門六君子”，其中有一位李廌，這一年也正好參加科舉考試。大家都覺得是碰上了天賜良機。蘇軾當時也非常有信心。因為他與弟子們共同討論的文章，行文風格彼此熟悉，他覺得不必看見考生名字，就能知道哪篇文章出自李廌之手。但到考官判完卷子，拆號張榜，李廌卻榜上無名。這使蘇軾和同為考官的黃庭堅人等都感到非常遺憾，只好賦詩為他送行。制度的嚴格，使得主考官員即使有心照顧，也難以操作。

正是因為制度走向嚴密化，科舉才能成功地向更多人開放。歐陽修稱宋代的科舉制度“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當然這一說法可能評價過高，但從中也可以看到那個時期人們期待科舉考試制度是不顧私情、至公至正的。在科舉流程中，理想的狀態(tài)下，“立紀綱”即成為“召和氣”的保證。

科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居官者得不到世代相承的保障；而缺乏家世背景的平民，若能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則得以進入仕途，并且得以改善文官隊伍的整體素質與結構。我們看到《寶祐四年登科錄》，是科錄取進士601人，文天祥是第一甲第一名，也就是狀元。根據(jù)士子們對于三代父祖的登錄，有學者統(tǒng)計過，其中官僚出身184人，平民出身417人。盡管直系三代不足以反映整體上的家世背景，但仍可證明有“流動”現(xiàn)象的發(fā)生。

有學者比較過唐宋時期宰相的家族出身。唐代將近300年歷史上，有369名宰相，出自98個家族；宋代320年里共有134位宰相，出自126個家族。相對于唐代來說，宋代宰相及高級官員的社會背景分布面比較寬。

社會流動是社會變遷的內容之一，而在這種變遷的過程中，一種新的社會秩序也隨之建立。唐代對于科舉參加者的出身背景，有較多限制；而如鄭樵《通志》所說，“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到宋代，家世背景被淡化，士子有更多的機會來凸顯自身能力，這種資質與能力在社會上也得到了更多的承認。

宋代的科舉及第者（進士）在社會上廣受青睞。宋代有所謂“榜下?lián)裥觥钡恼f法，就是到科舉考試發(fā)榜的現(xiàn)場去挑女婿?？粗兄螅唛T大戶、貴勢豪族往往強拉硬扯。被拽住的年輕人有的很不情愿，但是面對有錢有勢的達官貴族，有時候又不好推辭?！赌蛽]犀》里邊就有這樣的故事。一位后輩青年長得風姿瀟灑，考中后結果被人看上，推擁而去。周圍看熱鬧的人擠成一片。院子里走出來一位身著金紫的高官，說是“我只有一個女兒，長得不丑，許配給你，你看如何？”這位青年感謝說：“我本出自寒微，有幸被高門看中是我的光榮，等我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看該怎么辦?！庇谑谴蠹乙缓宥?。這類故事，讓我們看到進士在當時炙手可熱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