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罷黜百家，表彰《六經(jīng)》

班固在《漢書·武帝紀》最后的贊語中總結漢武帝的歷史功績時，突出地強調(diào)了他在文治方面的成就。班固說，西漢王朝的文化建設，是在漢武帝時代取得突出進步的。例如“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shù)，協(xié)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等，繼周代之后，“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后嗣得遵洪業(yè)，而有三代之風”。漢武帝時代影響最為久遠的文化政策，是確定了儒學在百家之學中的主導地位。

漢初的時候，黃老之學占據(jù)意識形態(tài)的主導地位，在執(zhí)政方針上講究無為，即通過無為來實現(xiàn)無不為。在學術上，也是老師各講各的觀點，各自傳授自己學派的學術精華，對歷史事件、文化態(tài)勢、民族前景，也都各抒己見，“百家殊方”。漢武帝采納了著名儒學大師董仲舒的建議，推行“罷黜百家，表彰《六經(jīng)》”（《漢書·武帝紀》）的文化政策，結束了“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的局面，于是使“今后學者有所統(tǒng)一”，中國文化史從此進入了嶄新的歷史階段。儒學成為中國文化的正統(tǒng)與主流，一直到清末。中間雖然有佛學的介入，以及道家學說的影響，但是儒學的正統(tǒng)地位始終沒有動搖。這個歷史的開端是從漢武帝時代開始的。

提出“罷黜百家，表彰《六經(jīng)》”的重要人物是董仲舒。當年漢武帝大舉賢良文學之士，董仲舒以賢良身份在給漢武帝的對策中說，秦王朝滅亡以后，其流毒至今未滅，現(xiàn)在國家的治理單憑“法”和“令”是不夠的，必須通過文化建設，通過文化教育來求得國家治理的成功。雖然董仲舒主張“天不變、道亦不變”，但是他在文化建設方面并不保守，還是有一些改良，甚至可以說是改革意識的。他提出：琴瑟的音色不正，聲調(diào)不和諧，就應當重新裝置調(diào)整琴弦，予以“更張”，才能夠保證演奏的成功；政令推行不順利，政治形勢不理想，也應當重新制定調(diào)整法令政策，予以“更化”，才能夠保證行政的成功。應當“更張”而不“更張”，雖然有“良工”也不能成功地演奏樂曲；應當“更化”而不“更化”，雖然有“大賢”也不能成功地管理國家。這一“更張”和“更化”的命題，就帶有一定的改革意義。在董仲舒時代，儒學成為國家的指導思想，但是這個時候的儒學已經(jīng)和孔子時代、孟子時代、荀子時代的儒學有很大的差異，儒學在歷史進程中也在改變著自己的內(nèi)質，改變著自己的面貌，董仲舒就是這樣一個儒學代表人物。

漢武帝時代，在文化方面還有一個突出的舉措，就是興太學。《漢書·董仲舒?zhèn)鳌氛f，漢武帝創(chuàng)辦太學，也是接受了董仲舒的獻策。董仲舒建議說，國家要以教化為大本，要建立這樣的一個文化基地，學校是非常重要的，建議設立太學。漢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創(chuàng)建太學，國家培養(yǎng)政治管理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學于是出現(xiàn)。

太學的創(chuàng)建，采用了公孫弘制訂的具體方案，公孫弘擬議：第一，建立博士弟子員制度，將博士私人收徒定為正式的教職，將私學轉變?yōu)楣賹W；第二，規(guī)定為博士官置弟子50人；第三，博士弟子得以免除徭役和賦稅；第四，博士弟子的選送，一是由太常直接選補，二是由地方官選補；第五，太學管理，一年要進行一次考試；第六，考試成績中上等的太學生可以任官，成績劣次，無法深造以及不能勤奮學習者，令其退學。漢武帝批準了公孫弘擬定的辦學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