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號災難之后，莫莉·布朗成了獨一無二的美國英雄。婦女們認為她是一個強大的女性，敢于沖破社會賦予她的角色，在沉船的時候表現(xiàn)出了無與倫比的男性氣概。而男人們認為正因為有了她這種堅強不屈的個人主義精神，才有了西部的開發(fā)和美國的強大。然而，似乎不管怎么偽裝，布朗都不能得到英國觀眾的喜愛。在英國，要是發(fā)生泰坦尼克號這樣的事件，女性的這種行為是不會被同樣戴上英雄主義光環(huán)的。諾艾爾·萊斯利·露斯伯爵夫人在面對災難的時候也像布朗那樣，表現(xiàn)出同樣的英雄氣概，她給8號救生艇掌舵，這樣，能干的海員和船的指揮托馬斯·瓊斯就能夠去劃槳。之后他告訴《球體》：“當我看到她自控的方式，聽到她安靜堅定跟別人說話的方式，我就覺得她比船上的任何一個男人更有英雄氣概。

然而露斯伯爵夫人并沒有像在美國的布朗那樣，她從未受過英國媒體和公眾的擁戴。因為在英國，就泰坦尼克號災難而言，英雄主義的冠冕只能授予男性。那首流行曲《做英國人》重復強調(diào)著在泰坦尼克號上“男人們都表現(xiàn)得像個男人”。這就表明不但泰坦尼克號的英雄們必須是男人，他們也必須有“男人”一樣的氣概。這個字眼被一遍一遍地重復著。在《尚克林衛(wèi)》中，康廣告》里，詹姆斯·辛普森表示英雄主義和男性主義是并存的：“成千上萬的有騎士風范的男子們，齊刷刷地站在一邊，讓那些快被海浪吞噬的弱者得到獲救的機會。”

然而具體來說，在1912年的英國，做一個“男子氣概”的人到底意味著什么呢？在19世紀最后幾十年里，男子氣概的概念發(fā)生了質(zhì)變，從以前的強調(diào)虔誠、真誠和智慧轉(zhuǎn)為了歷史學家所說的“新斯巴達男子”，有著禁欲主義、肉體磨練的特征。這個新的男子氣概的特質(zhì)起源于從晚期維多利亞公學發(fā)展起來的一個觀點，在那兒身體和精神的雙重鍛煉取代了傳統(tǒng)的以課程為中心的學術領域。運動和其他形式的身體活動比智力發(fā)展更受歡迎。1857年，《觀察者》描述湯姆·布朗是當今公立學校最理想的男孩，是純英國男孩。他充滿了善良、勇氣、活力和歡樂。他雖然不精通希臘語和拉丁語，但他是頂級的板球運動員、爬山者和游泳健將。他擅長足球，且毫不畏懼。這與動不動就找借口打架絕對是截然相反的。男孩們都想遵從這樣的典范。1865年，《都柏林審查》中寫道：“公學是一個世界的縮影，在很多方面，這個世界是一個大的公學。它所提供的訓練井然有序，可以用力捶打，但是不允許多愁善感。”被灌輸這種思想的男孩離開學校之后，發(fā)現(xiàn)很難適應結(jié)婚和家庭生活，因為這樣的角色與之前灌輸?shù)?ldquo;大男子主義”思想特征相矛盾。他們擔心陪伴女人過多會使她們變得嬌氣，所以他們把自己沉浸在大男子主義的酒吧里，建造了很多具備男性特質(zhì)的房子，像圖書館、吸煙室和臺球室。在一些極端的情況下，為了保全自己的男性領域，年輕的男人逃往國外，在皇室找工作。

男子氣概的這種新概念不局限于社會名流，對于下一級的人來說，這種觀點都被滲透在了愛德華社會里。滲透這些思想的機構，像童子軍，要求為了國家和皇室的利益，男子必須放棄安逸和欲望。在《成長的哲理》中，羅伯特·貝登堡直言不諱地說：“上帝創(chuàng)造了人，讓他們成為真正的男人。我們急需鍛煉我國的男孩以延續(xù)這樣的男子氣概，而不是墮落成一個軟弱、邋遢、嗜煙的國家。”這個觀點被當代文學中主要的部分——冒險小說廣為傳播。如果男人不能在皇室扎根，那他至少必須會讀懂皇室提供的有關男子主義世界的東西。在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哈格德、亨迪和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中，如果男人被女人或者家庭所束縛，他就會爆發(fā)，想要進入一種說不出的不受阻礙的環(huán)境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