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謀首長聯(lián)席會議是代表軍方的立場，若與國務院的對華政策相對比較，會更突顯軍方的看法。國務院雖有不少中國專家與曾駐華的外交官，但1947年5 月在國務院成立了政策計劃處。政策計劃處主要的責任在分析各種國際關系，提供政策的建議，和前瞻的外交政策。由于政策計劃處能夠協(xié)助國務卿規(guī)劃與制定外交策略，故在受國務卿重視時影響很大。當時肯楠主掌政策計劃處時，此單位隨時向馬歇爾研商并提出前瞻的外交構想與計劃，故此單位在馬歇爾任國務卿時代頗具外交上的影響力。

當參謀首長聯(lián)席會議以專業(yè)的軍事角度，提供美國政府制定對華政策之際，政策計劃處也以專業(yè)的政治與外交角度提供建言。如果說參謀首長聯(lián)席會議可以代表此一時期軍方對中國的看法，則政策計劃處的意見可謂是國務院的主流價值。有時候肯楠甚至必須肩負與軍方等不同意見的人士進行論辯，以捍衛(wèi)國務院的立場。因此在研究參謀首長聯(lián)席會議的對華政策，如與政策計劃處的對華評估與規(guī)劃相比較，更能呈現(xiàn)兩者之差異。

不過在分析政策計劃處對華政策之前，需要事先了解究竟它的首位負責人肯楠，其對華思想淵源為何？眾所皆知肯楠主要的外交專業(yè)領域是在蘇聯(lián)。而影響日后國際外交甚為深遠的遏制蘇聯(lián)的圍堵理論就是他的杰作。當然稍后馬歇爾計劃的制定，肯楠著力亦甚深。事實上，在1947 年5 月，肯楠接掌政策計劃處之時，肯楠的亞洲甚至中國經(jīng)驗可謂付之闕如。簡言之在肯楠主掌政策計劃處前，他對于東亞事務是興趣缺缺。但自從他調回華府任職國家戰(zhàn)爭學院（National War College）之后，他才逐漸開始關注東亞的發(fā)展。歸納肯楠的中

國理念淵源，主要來自三方面的影響：

（一）受到馬慕瑞（John V. A. MacMurray）的影響

此君在1925 ～ 1929 年期間，曾擔任美國駐華公使。 馬慕瑞對中國的印象頗為負面，他曾在1935 年發(fā)表一篇被喻為與肯楠“長電報”齊名的文章“1935 年備忘錄”（The 1935 Memorandum）。分析馬慕瑞的對華主張與對中國的認知主要有：(1) 他是一位現(xiàn)實主義者，認為美國對華政策往往太過理想主義。 (2) 中國是一個只接受恩惠，而不知感恩圖報的民族；(3) 中國具有蔑視法律、欺善怕惡、得寸進尺的劣習。 (4) 他認為美國在遠東已首要考慮對象是日本，而不是中國。上述馬慕瑞的論點，皆深深影響到肯楠的對華主張。

總之，肯楠對于馬慕瑞的遠東理論——即現(xiàn)實主義大為折服，他對于“1935 年備忘錄”亦是肯定有加。尤有甚者，肯楠更尊稱馬慕瑞為預言家。所以，當肯楠從華府的政策計劃處離職之時，他仍將馬慕瑞的文章隨身攜帶前往普林斯頓。由上述分析可知，馬慕瑞對肯楠的影響非常大。

（二）受到戴維斯的影響

影響肯楠東亞政策甚深的另一位出名人物，就是以親中共聞名的“三個約翰”之一——約翰戴維斯（John P. Davies）。a 戴維斯父親為在華的傳教士，戴維斯本人出生于中國，并在北京求學。1930 年代曾任職于國務院內。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他被指派作為史迪威的政治顧問，其后再進入美國駐重慶的大使館。在使館內，他與大使赫爾利將軍產生嚴重的沖突。最后在1945 年1 月，戴維斯被調往莫斯科，從此展開與肯楠的共事經(jīng)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