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叔的學堂里只有兩個學生，一個是我，一個是四叔的兒子嗣秫，比我大幾歲。嗣秫承繼給瑜嬸。（星五伯公的二子，珍伯，瑜叔，皆無子，我家三哥承繼珍伯，秫哥承繼瑜嬸。）她很溺愛他，不肯管束他，故四叔一走開，秫哥就溜到灶下或后堂去玩了。（他們和四叔住一屋，學堂在這屋的東邊小屋內。）我的母親管的嚴厲，我又不大覺得念書是苦事，故我一個人坐在學堂里溫書念書，到天黑才回家。

禹臣先生接收家塾后，學生就增多了。先是五個，后來添到十多個，四叔家的小屋不夠用了，就移到一所大屋——名叫來新書屋——里去。最初添的三個學生，有兩個是守瓚叔的兒子，嗣昭，嗣逵。嗣昭比我大兩三歲，天資不算笨，卻不愛讀書，最愛“逃學”，我們土話叫做“賴學”。他逃出去，往往躲在麥田或稻田里，寧可睡在田里挨餓，卻不愿念書。先生往往差嗣秫去捉；有時候，嗣昭被捉回來了，總得挨一頓毒打；有時候，連嗣秫也不回來了，——樂得不回來了，因為這是“奉命差遣”，不算是逃學！

我常覺得奇怪，為什么嗣昭要逃學？為什么一個人情愿挨餓，挨打，挨大家笑罵，而不情愿念書？后來我稍懂得世事，才明白了。瓚叔自小在江西做生意，后來在九江開布店，才娶妻生子；一家人都說江西話，回家鄉(xiāng)時，嗣昭弟兄都不容易改口音；說話改了，而嗣昭念書常帶江西音，常常因此吃戒方或吃“作瘤栗”。（鉤起五指，打在頭上，常打起瘤子，故叫做“作瘤栗”。）這是先生不原諒，難怪他不愿念書。

還有一個原因。我們家鄉(xiāng)的蒙館學金太輕，每個學生每年只送兩塊銀元。先生對于這一類學生，自然不肯耐心教書，每天只教他們念死書，背死書，從來不肯為他們“講書”。小學生初念有韻的書，也還不十分叫苦。后來念《幼學瓊林》，《四書》一類的散文，他們自然毫不覺得有趣味，因為全不懂得書中說的是什么。因為這個緣故，許多學生常常賴學；先有嗣昭，后來有個士祥，都是有名的“賴學胚”。他們都屬于這每年兩元錢的階級。因為逃學，先生生了氣，打的更厲害。越打的厲害，他們越要逃學。

我一個人不屬于這“兩元”的階級。我母親渴望我讀書，故學金特別優(yōu)厚，第一年就送六塊錢，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這樣的學金，在家鄉(xiāng)要算“打破紀錄”的了。我母親大概是受了我父親的叮囑，她囑托四叔和禹臣先生為我“講書”：每讀一字，須講一字的意思；每讀一句，須講一句的意思。我先已認得了近千個“方字”，每個字都經過父母的講解，故進學堂之后，不覺得艱苦。念的幾本書雖然有許多是鄉(xiāng)里先生講不明白的，但每天總遇著幾句可懂的話。我最喜歡朱子《小學》里的記述古人行事的部分，因為那些部分最容易懂得，所以比較最有趣味。同學之中有念《幼學瓊林》的，我常常幫他們的忙，教他們不認得的生字，因此常常借這些書看；他們念大字，我卻最愛看《幼學瓊林》的小注，因為注文中有許多神話和故事，比《四書》、《五經》有趣味多了。

有一天，一件小事使我忽然明白我母親增加學金的大恩惠。一個同學的母親來請禹臣先生代寫家信給她的丈夫，信寫成了，先生交她的兒子晚上帶回家去。一會兒，先生出門去了，這位同學把家信抽出來偷看。他忽然過來問我道：“穈，這信上第一句‘父親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他比我只小一歲，也念過《四書》，卻不懂“父親大人膝下”是什么！這時候，我才明白我是一個受特別待遇的人，因為別人每年出兩塊錢，我去年卻送十塊錢。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講書，父親母親為我講方字，兩位先生為我講書。念古文而不講解，等于念“揭諦揭諦，波羅揭諦”，全無用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