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問孟子類似的問題。雖然他的答復未能令他們乃至于自己滿意，但無論舜的父母對社會以及對舜做了多少壞事，孟子都不可能讓舜放棄成為一名孝子。但孟子不是不知變通，他既不喜強辯，也不鼓勵將任何原則推至極端。舜是個例外，因為舜的人生提供的素材（出身卑微，家庭不睦，感情豐沛）正可表現(xiàn)出孟子最珍視的信念。孟子說：

舜發(fā)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筑之閑，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與海，百里奚舉于市。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第十五章）

然而舜的負擔比大多數(shù)人來得沉重。除了面對冥頑不靈的父親、殘酷的繼母與工于心計的異母弟，他還要應付來自各方的負面攻擊，而他將這些逆境一一轉(zhuǎn)變?yōu)樽晕覚z視與自我責難的機會。孟子告訴我們，這一連串的試煉使舜成為具有非凡能力的孝子。然而舜畢竟是理想中的人物，盡管他有著人的屬性并面對著充滿人性的環(huán)境。孟子從未在人類歷史或自己所處的世界中找到能與舜相提并論的人物。在孟子的事物排序中，舜被擺在神圣的領域，連孔子也不得靠近。

孟子評斷人的性格（特別是他認識的人的性格）可以非常寬松。當時的人在得知孟子與“通國皆稱不孝”的人來往，“從而禮貌之”時，感到震驚不已。這個不孝之人名叫匡章，由于父子“責善”，匡章因而不得接近其父，更甭提奉養(yǎng)其父。孟子并未告訴我們是什么樣的爭執(zhí)導致父子反目，但他隱約透露可能是父親犯了錯，而匡章可能過于直接地指責了父親。孟子說：“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孟子·離婁下》第三十章）這是不是匡章與父親失和的原因？孟子是否基于這個理由才與匡章相善？此外，由于匡章無法見到自己的父親，于是他“出妻屏子，終身不養(yǎng)焉”。孟子反問：“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他選擇孤獨而貧困的生活，其實是為了讓自己的罪愆較能受到寬宥。孟子說：“是則章子已矣！”言語中表達對這位朋友的同情與贊美。

孟子和善對待愿意面對最苛刻與最棘手的人類境況的人（如匡章）——他們盡了全力，卻仍不足以做出正確的事。孟子為這些人乃至于他們的不完美所吸引。在這點上，孟子類似孔子。與孔子一樣，孟子輕視便佞之人，并且惱火于過度拘執(zhí)的行徑。對于便佞之人，尤其是便佞的“鄉(xiāng)原”，孟子的批評是：“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孟子·盡心下》第三十七章）而這正呼應了孔子的說法：“鄉(xiāng)原，德之賊也。”

對于過度拘執(zhí)之人，孟子則抱著嘲弄的態(tài)度。與孔子一樣，孟子認為過度拘執(zhí)比便佞好得多，但還是忍不住模仿、取笑他們。陳仲子是著名的道貌岸然者，他為了維持極度素樸的生活，堅持只穿自己編的草鞋與妻子織的麻絲衣物。孟子告訴我們，陳仲子是“齊之世家”，其兄領有豐厚俸祿，但陳仲子認為其兄的俸祿為“不義之祿”，其室為“不義之室”，因此他決定“辟兄離母”，另居他處。

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蹙曰：“惡用是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之后也。”出而哇之。（《孟子·滕文公下》第十章）

孟子發(fā)現(xiàn)，陳仲子“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于陵則居之。”但陳仲子何以得知自己所住的房子是伯夷所筑還是盜跖所筑，自己所吃的米粟是伯夷所種還是盜跖所種？孟子說：“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孟子·滕文公下》第十章）

孟子喜歡靈活的行動、敏捷的思慮與真誠的努力，而水是他最喜愛的譬喻。孟子的水不是溝渠之水，而是有源之水，“原泉滾滾，不舍晝夜，盈科而后進。”孟子說：“有本者若是。”是以“仲尼亟稱于水，曰：‘水哉，水哉！’”（《孟子·離婁下》第十八章）但失控而無可預防的豪雨卻可能引發(fā)洪水。而洪水也成了孟子的譬喻。孟子說：“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于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書》曰：‘洚水警余。’”孟子解釋，洪水是禍亂的警示。因此正如舜帝命禹治水，周公平定暴亂與死亡的洪流，孔子也試圖糾正層出不窮的惡行。禹“掘地”而“注之海”。周公助武王懲滅商紂，平定天下?？鬃有貞咽凡牛鳌洞呵铩?，褒貶歷史人物，“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第九章）。

孟子告訴我們，他想追隨三圣的腳步。由于孟子不懂禹的治水技術(shù)，也不具周公的政治才能，于是只能效法孔子。然而孟子是孔子真正的繼承者嗎？孟子是道德哲學家，不是史家。他缺乏史家的客觀與敏銳，且喜好爭論——孔子則非如此。孟子察覺到四周盡是敵人與對手，他說：“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于是他將與邪說論辯視為自己的責任，他宣稱：“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第九章）孟子的目標主要是楊朱與墨翟之徒，他說：

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孟子·滕文公下》第九章）

孟子認為：“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然而當時幾乎所有的學說與言詞“不歸楊，則歸墨”。楊朱與墨翟之言如洪水般“盈天下”，孟子擔心若“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則人類不知將淪落至何種境地（《孟子·滕文公下》第九章）。

與孟子說服人們相信的說法大相徑庭，其實楊朱與墨翟的學說并不空洞亦不虛妄。楊朱主張，“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表面上看來極端自私，實際上卻是對自我的強烈肯定——沒有人該為了有利于國家、家族或下一代而犧牲生命。墨翟與楊朱相反，他全心愛人而不愛己。因此，墨子周游天下，有時連續(xù)十日十夜不眠不休，“腓無胈，脛無毛”，以援助受圍困的絕望百姓。5

孟子與楊墨之徒的對立不完全基于精神或道德立場。與孟子一樣，楊墨之徒絕大多數(shù)都有職業(yè)。他們競逐政治承認、搶招門人弟子，有時還爭取同一份工作。這些人需要工作與收入，但無人坦言努力完全是為了自身利益。孟子稱自己與其他為仁義者是“守先王之道”（《孟子·滕文公下》第二十四章）。他認為這些人的營生方式值得贊許，因為堅守道德完全是為了后世學者。

孟子對自身職業(yè)的辯護隱約透露時人對儒者（他們認為“入則孝，出則悌”即為對社會與人類的貢獻）的質(zhì)疑。彭更問孟子：“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孟子·滕文公下》第二十四章）以道德生活為業(yè)而取得生活所需（如孔子門人所為），此舉可能且確實使整個儒家學說容易遭受外界的嘲弄與指責，而在所有批評者當中，炮火最猛烈的就是墨翟。在《非儒》中，墨翟說道：

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偽哀以謾親……貪于飲食，惰于作務……是若人氣，鼸鼠藏，而羝羊視，賁彘起……得厭飲食，畢治數(shù)喪，足以至矣。因人之家以為翠，恃人之野以為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

墨翟的咒罵源于自以為是而非職業(yè)上的嫉妒，然而墨翟如此敵視儒者亦非無因。墨翟努力拯救世人，不求欣賞與回報，而他周圍的儒者卻利用人們的悲傷取利。世人也許感激儒者襄助喪葬之禮，但在墨翟眼中，儒者的行動不過是剝削者與不勞而獲者的行徑。

孟子生于墨翟之后，因此不可能是后者仇視的對象，但與孟子同時的人也質(zhì)疑他的做法：“后車數(shù)十乘，從者數(shù)百人，以傳食于諸侯。”（《孟子·滕文公下》第四章）孟子響應時強調(diào)，他的生活優(yōu)渥是因為“如其道”，而且他的工作不同于農(nóng)夫或工匠。孟子解釋其中的差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以堯、舜與禹三位圣王為例，因為他們勞心，人民才各得其所。堯、舜與禹能完成偉大事業(yè)，在于他們時刻關(guān)心天下大事與人民的未來，而他們也擔心一旦自己未能善盡統(tǒng)治之責，后果將不堪設想。孟子說，圣王的憂慮不同于農(nóng)夫，后者只憂慮“百畝之不易”（《孟子·滕文公上》第四章）。

孟子不敢自比三位圣王，但他明白表示，憂煩于耕作之事無法讓他獲得滿足，因此他選擇與統(tǒng)治者合作。孟子向統(tǒng)治者求取仕進，并且仰賴統(tǒng)治者維生，他認為借此獲得比體力勞動者更豐厚的收入實屬天經(jīng)地義。孟子說：“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孟子·滕文公上》第四章）然而，與統(tǒng)治者為伍而仰賴其恩賞終將付出代價，同時也予人負面印象。

孟子主張事物不平等，認為即使是老師或哲學家也需要謀生，當時幾乎沒有人反對這種說法，但許多人也發(fā)現(xiàn)其中存在疑點。為什么孟子不激勵人們互信？什么德行是孟子缺乏的？比較孔孟的差異或許能協(xié)助我們厘清疑惑?？酌隙佳鲑嚫徽吲c當權(quán)者的物質(zhì)援助?？鬃赢敃r的人似乎能接受孔子的謀生方式，但認識孟子的人卻說他“傳食于諸侯”（《孟子·滕文公下》第四章）?？鬃优c三四名弟子周游列國，卻險些餓死于陳蔡之野；反觀孟子馬車數(shù)十輛隨從數(shù)百人，似乎穿慣了絲質(zhì)衣裳與嘗遍熊掌芻豢。6孟子向統(tǒng)治者要求多少俸祿，長期或短期的聘用各需多少？酬庸若干？一旦接受職位，該有何等建樹？一開始身段要如何柔軟，才能迎合統(tǒng)治者的心意？若要君主的寵幸歷久不衰，該如何曲意承歡？在什么狀況下，孟子才會收拾行裝離開？

從孟子與任用他的君主的對話可以看出，孟子食人之祿必忠人之事。據(jù)他自己的描述，在卜居齊國的六七年間，他領有十萬鐘或十三萬石谷祿，換算成今日的單位是每年約500噸或16000蒲式耳的谷物。7孟子于公元前319年左右抵達齊國，安定下來之后，聘任孟子的齊宣王即努力說服他支持攻燕計劃。宣王稱這個計劃為懲罰燕國的戰(zhàn)爭，因為燕王噲將王位禪讓給相國子之，而非傳位給太子平。宣王認為這是破壞常軌的重大事件，可能引發(fā)嚴重的道德后果。孟子勢必同意他的想法。他先是贊成進攻燕國，之后又支持征服后的軍事占領，當然他希望齊宣王能救濟當?shù)匕傩?。當孟子得知齊軍在燕地“不行仁政”，“殺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時，便決定離開齊國。

孟子動身之后，花了三夜才走到鄰鎮(zhèn)，行經(jīng)的距離不過3公里。然而孟子說：“于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齊宣王當然不可能改弦易轍，也未派人接回孟子。即使希望破滅，孟子依然相信“王由足用為善”。他說：“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于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于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后宿哉？”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