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不奸的問題要看用哪一種標準，如果用的是漢滿蒙藏等各族都是中國人的標準，對中國人自己的種族來說，并無所謂奸。并且，忠奸問題也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簡單、那么黑白立刻分明。在一個人閱歷較多一點以后，他有時難免會發(fā)現(xiàn)，人間許多對立的問題，如是非、正邪、善惡、好壞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斷定的。同時對立的情況，往往并不如想象中那樣明顯，對立的雙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還有完全相反的尷尬場面發(fā)生。中國正史中，從宋朝歐陽修主編的《新唐書》開始，有所謂‘奸臣’傳，后來的正史，像《宋史》、《遼史》，紛紛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歷史上和觀念上，也就愈發(fā)顯明。正史以外，中國的小說戲劇，對忠奸的判決，影響極大。尤其在戲劇里，為了幫助觀眾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紅臉’和‘粉白臉’，也就應(yīng)運而生，忠肝義膽的自然是勾紅臉，如關(guān)公；權(quán)奸誤國的自然是勾粉白臉，如曹操。這種分法利落，固然給了觀眾不少方便，于施展愛憎之間，少掉了不少麻煩，但是一旦分錯了，就對不起人了。試看《宋史?奸臣傳》中被戴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趙嗣！而該戴奸臣帽子的，像史彌遠，卻又逍遙于《奸臣傳》之外！由此可見，忠奸問題，并不像書上和民間傳說中所說那么簡單，例如曹操，不但不是奸臣，并且是大英雄。曹操不是奸臣，還屬容易翻案的，像馮道，就復(fù)雜得多了。馮道在五代亂世里，他不斤斤于狹義的忠奸觀念上，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是誰做皇帝，只要有利于老百姓，他都打交道。宋朝時候，唐質(zhì)肅問王安石，說馮道‘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王安石認為當然是純臣，是呱呱叫的了不起的大臣。王安石以伊尹為例，反駁說：‘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t者伊尹在商湯、夏桀間游走，目的不在對誰忠、對誰奸，而在照料老百姓。王安石認為馮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這種行為，‘如諸佛菩薩行’，簡直和佛和菩薩一樣偉大呢！例如契丹打進中國，殺人屠城，無惡不作，中國的英雄豪杰，誰也保護不了老百姓，但是馮道卻用巧妙的言辭、大臣的雍容，說動了契丹皇帝，放中國人一馬。歐陽修寫《新五代史》雖然對馮道殊乏好評，但也不得不承認‘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馮道能夠以‘一言之善’，從胡人手中，救活了千千萬萬中國百姓，這比別的救國者對老百姓實惠得多了。馮道這樣與胡人合作，罵他是漢奸，通嗎？公道嗎？”

“用這種標準，謝枋得死得不是沒有意義了？”和尚問。

“謝枋得死的意義有他更高的價值標準，這種標準，是人為他的信仰而死，這就是意義。至于他信仰得對不對，或值不值得為之一死，那是另一個問題。那種問題，往往時過境遷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錯。例如謝枋得忠于宋朝，但宋朝怎么得天下的？宋朝的天下，得之于欺負孤兒寡婦之手，謝枋得豈有不知道？所以，宋朝的開國之君，十足是篡位的不忠于先朝后周的大臣，不能不說是奸臣。這么說來，忠臣謝枋得，竟是為奸臣所篡奪到的政權(quán)而死，這樣深究起來，不是死得太沒意義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