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zhàn)前，因與馬格達輕率茍合，這臭名昭著的好色鬼一度失去了元首的寵愛。1945年1月30日，希特勒褒獎戈培爾，授予他“柏林守護者”稱號——這是元首第一次公開表示堅守首都的決心。這是戈培爾的城市：最初他作為組織者為納粹黨贏得這座城市助了一臂之力，然后他又作為省長統(tǒng)治這座城市。就在這個月，希特勒來到戈培爾的家里喝下午茶，這是他5年來他第一次踏上戰(zhàn)前曾流連不已的地方。這無疑表明他已原諒戈培爾和馬格達的不檢點行為。小心謹慎的元首自備了餅干和一熱水瓶的茶。他走后，馬格達·戈培爾驕傲地宣稱：“他可不會去戈林家?！?/p>

當希姆萊大肆收獲頭銜，戈培爾重返元首身邊的寶座之時，在第三帝國的最后階段真正大權在握的卻是鮑曼。作為希特勒的私人秘書，他基本不離元首左右，實際上控制了所有接近元首的途徑。作為納粹黨的黨務總管，他對黨的機構嚴加管制，甚至還直接領導街區(qū)長官，為其下級，也為自己爭得了廣泛的新權力。鮑曼與其他圍在希特勒身旁的人不同，他的名字基本不為德國民眾所知。他是冷酷、狡猾但沉默的政治陰謀大師——他的一個同僚說他是“藏在陰影里的棕色大人”。

經希特勒的同意，鮑曼將黨的觸手伸到了每一個角落。在刺殺希特勒的陰謀流產后，他在所有大的軍隊司令部里都安插了納粹的政治官。他出手逼迫陸軍元帥隆美爾以及其他涉嫌刺殺事件的軍官自殺。通過納粹黨控制人民突擊隊的其實是鮑曼，而不是希姆萊。他和他的大區(qū)領袖們負責招募隊員，派遣政治領導。

鮑曼讓各地的納粹黨大區(qū)領袖們重新活躍了起來。他將一些無能的老派角色一腳踢開，換上年輕人，并且讓他們手握大權。例如，大區(qū)領袖在自己的管轄區(qū)里對大部分軍事事務均有權處理，他們還可以控告士兵戰(zhàn)斗不力。就在暗殺事件發(fā)生1個月后，軍備部長施佩爾向鮑曼屈服了，將武器生產權交給了大區(qū)領袖。甚至連施佩爾最親密的伙伴也對鮑曼俯首稱臣。施佩爾的權力被納粹黨一步步蠶食，到1945年1月他不得不懇求鮑曼出面制止大區(qū)領袖們的沒收再分配行徑，因為他們總是將路過本區(qū)的燃料火車上裝的救命煤一把沒收，然后分發(fā)出去。

鮑曼勢焰熏天，眾人無不畏懼，希特勒身旁的小圈子里的盟友關系也因而發(fā)生了變化。戈林非常擔心鮑曼發(fā)動政變，暗殺他，所以在卡林堂布置了一個傘兵師的警衛(wèi)。戈培爾與希姆萊結成親密盟友之后，終于還是投入到鮑曼的門下，三人結為一黨，納粹黨的知識精英和老謀深算的官僚奇怪地成了一家人。

鮑曼在算計希姆萊一事上充分展現(xiàn)了他政客手腕。鮑曼知道他這個對手一心想要證明自己英勇善戰(zhàn)，便安排他先是擔任西線戰(zhàn)區(qū)上萊茵集團軍群的司令，后又統(tǒng)率東線的維斯瓦集團軍群。派希姆萊去指揮陸軍，實際上是把他從權力中心調開，鮑曼從而可以拉攏這黨衛(wèi)隊全國領袖手下的幾名高級助手，其中就有菲格萊因中將和德國中央保安局長卡爾登勃魯納。菲格萊因原為賽馬場馬夫，后來娶了愛娃·布勞恩的妹妹，是希姆萊派駐希特勒大本營的聯(lián)絡官。不出鮑曼所料，希姆萊缺乏經驗，而戰(zhàn)局又陷入絕境，他這領軍人的表現(xiàn)就可想而知了。1945年3月，希姆萊感到自己在元首眼里已經一敗涂地，于是便在病床上躲了兩個星期。

這時，對元首最具影響力的顯然已是鮑曼，他在繼承人競賽中悠然領先。隨著德國運勢急劇下跌，希特勒越來越操心繼任人選的問題。3月中旬的一天，他與一個女秘書單獨進午餐時，表示不考慮所有的競爭者，甚至也不考慮鮑曼。“無論哪一方都騙我，”他難過地訴苦說，“我誰也靠不上。他們全背叛了我。如果我有什么不測，德國會國中無主的。我沒有接班人?！?/p>

希特勒自己的身體及心理狀況都十分不佳，接班人的問題因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在去年夏天的暗殺事件中，他躲過一劫，只受了些輕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