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敵人”的性別政治是否成立？在理性中心主義的場域中，女人被政治排除在外，除非給女人做“變性手術(shù)”，像《理想國》中的女公民一樣。從城邦政治到國族政治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中，女性賦權(quán)運動作為國家主義的政治補償，自由被框定在公民權(quán)利的界限之內(nèi)。人權(quán)說的普遍性在自由主義者看來，無須追加性別。因此，性別政治已經(jīng)終結(jié)，但性別政治的幽靈游蕩在女人的生存體驗之中，即制度條文的“權(quán)利平等”和女人的感受如此格格不入。政治著陸的地點集中在社會倫理和習俗之中，女人分不清敵友——比如王佳芝，她們在倫理防線上飄忽不定；比如小云，古典與現(xiàn)代都不是她們的安身之處。自然依附與制度信任統(tǒng)統(tǒng)周轉(zhuǎn)不靈，性別政治成了零星而偶然的事件沖突。

作為女性經(jīng)驗的藝術(shù)表達，電影中的女人，她們都在命運中跋涉，她們沒有“自覺意識”，正是“自覺意識”的匱乏，使得她們深深地陷入了女人的“處境”之中（《無窮動》有些許例外）。她們被席卷進命運的深處，看上去隨波逐流，然而發(fā)生的一切都是純潔的，命運之于她們，像一場意外的感冒，咳嗽一下就過去了。這里的命運，與古典主義的界定不同，不是兩種道義的共同毀滅，不是自然倫理與律法的對抗，而是東方女人的命運感，這種命運感表現(xiàn)為對命運本身的極度冷漠。但命運的命運，在她們身上，則共同體現(xiàn)為令人驚詫的最后決斷：《紅顏》中的小云愛上了自己的私生子，《蘋果》中的劉蘋果無意中獲得了男人們爭斗的一切——錢和孩子，《色·戒》中的王佳芝在自我成就的愛欲中永生—毀滅（解救了自己的愛人—敵人），《太陽照常升起》中的瘋媽不知所終地向幸福的秘密逃亡而去。這些非主體性的個人決斷，在命運的拐彎處一閃而過，露出性別的實在（the real）面龐，或迷人，或猙獰。

缺席的政治主體與身份之謎

因為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誰，相信命運的女人活在不知名的安排之中?！渡?middot;戒》中的王佳芝總在接受命令，服從就是勇敢的體現(xiàn)。但命令指向的是某個人，影片中的那個特務頭子易先生，王佳芝說：他和我想象的不一樣。“我”在這里，是被革命行動小組所支配的。被支配的想象，就是強加在“我”身上的敵人，那么，“不一樣”是否意味著他不是“我”或者“我們”所想象的敵人？這樣的否決當然是非政治的，否決一個敵人，并不意味著王佳芝就是中立的，因為她還在行動，必須行動下去。

行動構(gòu)成了直覺的一部分，她的政治直覺服從于她的感官，她終于在床上消滅了她的“敵人”——易先生被她打敗，解除警戒，完全沉迷于肉欲的解脫。這就是色欲政治的悖論，女人被劈成兩半，在自然關系中，她是情欲的化身；在政治關系中，她是情欲的敵人，即：她是她自身的敵人，她得和自己作戰(zhàn)。當歷史想象征用女人的時候，女人關于自己的想象便處于混亂的局面之中。因此，政治哲學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堅持在政治中排除性別。但他的排除是徒勞的，因為政治生活本身無法排除女人。女人參與到政治生活之中，不管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她們都和自然倫理無法切割，她們不知道她們的敵人是誰，在哪里。

但沒有敵人的女人卻成了政治生活的內(nèi)在敵人。敵對狀態(tài)下，勇者勝出，這是施密特政治哲學的生死較量。他回應了古希臘的德性說，戰(zhàn)士之勇，是男人的德性，那么女人就天生怕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