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不只是一種人道價值，而且更是一種政治和社會價值，哲學(xué)家盧梭把“同情”與“自由”并列為人性的兩大特征，也將這兩個特征確立為共和政治的最根本的價值。同情使得我們從心底里把他人當(dāng)作與自己平等的人類伙伴，我們可以對完全不認(rèn)識的陌生人懷有憐憫之心，為他們的不幸遭遇流淚，覺得憤憤不平，愿意為他們做一點什么。沒有這樣的價值，不可能形成一個好的政治或社會群體。在人與人相互冷漠、戒備、懷疑，甚至互相加害、充滿敵意的群體中，普遍的道德淪落和政治腐敗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美國作家克勒奇（Joseph Wood Krutch）說：“每一種新價值的誕生，都使人類的存在獲得一種新的意義。每一種價值死去的時候，那一部分的存在意義也就跟隨著消亡。”一個沒有價值觀的群體是不能說真正存在的。對于任何一個民族國家來說，價值都不是僵死凝固的，以前沒有的價值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和由于不同的機(jī)遇而誕生出來，只要是好的價值，只要能提升群體存在的意義，來自什么地方并不重要。

每一種好的價值，如自由、平等、尊嚴(yán)、人權(quán)，都能使群體存在獲得新的積極意義。與此相反，如果人們漫不經(jīng)心地拒絕或讓一些價值死去，他們的群體存在便會因此失去一部分寶貴的意義。一個民族，當(dāng)對自身的價值不明確的時候，由于不能辨別什么是能提升共同存在意義的價值，所以會變得特別排外，格外恐懼外來的影響。美國民眾似乎并不害怕外來的價值入侵，欺騙性的宣傳不能動搖他們的“同情”和“自由”價值，防御外來價值入侵也就自然成為是多余的了。

具有正義和公正意義的價值，它們的意義不在于來自國界的哪一邊。國界不能阻止這些價值的越界，相反，這些價值卻能使國界不再成為一種有效的界限阻礙。一個國家需要什么價值是可以通過理性的深思熟慮來自由選擇的，價值不是命運或機(jī)遇的安排。價值對于一個國家的公民群體有著太重要的教育和生活指導(dǎo)意義，因此，不能把價值當(dāng)成一件只能聽由像國界或習(xí)慣這類自然或偶然因素來決定的事情。國界或習(xí)慣的限制往往被夸大和僵化為所謂的“國情”，正義和公正的價值如果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話，那么要改變的是國情，而不是這些價值。亞里士多德在討論優(yōu)良的公民共同體時說過：“一個城邦共同體不能僅僅以一起生活為目的，而更應(yīng)該謀求優(yōu)良的生活?！睕]有優(yōu)良的價值，一個國家疆界內(nèi)的人民雖然生活在一起，但卻無法擁有好的共同生活。這樣的生活就算再具有某國的特色，也還是不能成為一種優(yōu)秀的生活。

（徐賁，美國馬薩諸塞州大學(xué)英語文學(xué)博士，美國加州圣瑪利學(xué)院英文系教授，著有《通往尊嚴(yán)的公共生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