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冒牌神父，英格曼是淪為流浪漢的“入殮師”，為躲避戰(zhàn)爭而在教堂縱酒買醉，還要吃妓女的豆腐，卻在救贖他人的危機中，完成了自我救贖的精神歷程。這是一種源于小說原作者的更為高明的敘事策略，它消解了好萊塢和中國導(dǎo)演及片商的價值鴻溝。嚴(yán)歌苓的小說救了張藝謀，為其鋪平通往美國加州的紅色地毯。

為了推進(jìn)影片的炒作事務(wù)，片方居然提前公布了女主角玉墨扮演者撰寫的《我和貝爾演床戲》一文，事關(guān)“好萊塢神父”和中國義妓的激情床戲，這種蓄意的披露，令其成為一件被事先張揚的“桃色案”，并為片方營造市場氣氛的情欲前奏。

這場床戲炒作，是片商營銷策略的一次自我揭露。在毫無出路的情欲兩邊，分別站立著“神父”和妓女，代表靈魂和肉欲兩種基本勢力。但這場床戲究竟要向我們暗示什么呢？究竟是心靈掙扎的假神父在向肉欲屈服，還是妓女在表演靈魂的超度？抑或是兩者的共贏？而事實上，被涂抹成粉紅色的民族苦難（死亡、仇恨和絕望），既曲解了民族反抗的本質(zhì)，也摧毀了基督的信念。但正是這種教堂情色+戰(zhàn)爭暴力+愛國主義的三元公式，預(yù)謀著一種雙重的勝利——張藝謀圓奧斯卡之夢，而制片者則贏取最大票房。

在全球經(jīng)濟(jì)蕭條的年代，這部號稱投資額達(dá)六億人民幣的豪華制作，正在打破中國大片的投資記錄。制片人大力鼓吹好萊塢一線明星給中國打工的輿論，旨在平息民族主義憤青的抵制情緒，并掩飾其討好美國觀眾口味的基本動機。不僅如此，他還在各類場合赤裸裸地豪言，要拿下本土的十億元票房，毫不掩飾把影片當(dāng)作暴利工具的意圖。我們已經(jīng)看到，從《唐山大地震》到《南京！南京！》，有關(guān)“發(fā)國難財”的民間批評，始終沒有停息，而《金陵十三釵》把這種發(fā)財模式推向新的高潮。

我們完全能夠理解妓女的人性、良知和愛情，也不反對以一種人文關(guān)懷的角度，來展示性工作者的政治貞操，但面對南京大屠殺這種沉重題材，制片方卻在眉飛色舞地爆炒床戲和豪言票房價值，這只能構(gòu)成對全體戰(zhàn)爭死難者的羞辱，更是對八萬被強奸的中國婦女的羞辱。把大屠殺的教堂變成情場，把民族創(chuàng)傷記憶變成床上記憶，把政治敘事變成身體敘事，把血色戰(zhàn)爭變成桃色新聞，把重大苦難題材變成重要牟利工具，這種大義凜然的情色愛國主義，難道不是一種價值取向的嚴(yán)重失誤？

12月15日，將是中國電影的又一次午夜狂歡。距離南京大屠殺很遠(yuǎn)，而距離圣誕節(jié)和票房利潤很近。在12月15日午夜，鐘聲將敲響十三點。這是一種充滿反諷意味的報時，它要越過十三個女人的故事，向我們說出十三種痛苦和抗議。在十三點時分觀看“十三釵”，的確是一種奇怪的體驗：一邊是斯皮爾伯格《辛德勒名單》和猶太人的哀歌，一邊是張藝謀《金陵十三釵》和中國人的視覺歡宴，它們構(gòu)成了如此鮮明的對比，令我們感到汗顏。我們將抱著自己的良知無眠，猶如抱著一堆荒誕的現(xiàn)實。

（朱大可，文化學(xué)者、批評家和隨筆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