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復出后的困境

1853年3月，洪秀全打下南京之后，已經有實力北伐，往北一直打到了直隸，距離北京城其實已經不遠了。太平軍不僅北伐，還要西征，洪秀全派兵往長江上游打，先后攻下安慶、九江、武昌等地。清王朝此時實在是應對乏術。

但是后來太平天國自亂陣腳，給了清王朝喘息的機會。這就是“天京事變”，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等人發(fā)生內訌，打成了一團。清政府趁著這個機會，立即重建江北大營和江南大營。

但讓清政府萬萬沒想到的是，太平天國后期涌現(xiàn)出來的將領，如李秀成、陳玉成、楊輔清、李世賢這些人更厲害，打運動戰(zhàn)的時候，經常取得大捷，太平天國一點衰敗的趨勢都看不出來。當然，太平天國在戰(zhàn)略上是有問題的，其中死守天京就是一個致命的問題。但是從戰(zhàn)場上的趨勢來看，太平天國一點都沒慫。

當時的兩江總督何桂清縮在常州一地，江南大營被擊破后，馬上一溜煙奔到上海，躲進租界。當時有些常州士紳抱著他的大腿不讓他走，他還派衛(wèi)隊開槍打死了19個人。

清朝從建立起就有一個規(guī)矩，地方官守土有責，如果地方丟了，你還活著，那就是抄家滅門的罪。所以何桂清明知道自己走也是死，留也是死，他依然選擇了走，這說明什么？說明當時清廷的主流官員已經沒有斗志了。

這大概是1860年前后的事情，曾國藩在這時第二次出山。此次出山，他重新調整了心態(tài)，心量變大了許多，待人接物也和善了很多。但問題是，光心量大有什么用？戰(zhàn)場上都是一刀一槍的事情。

曾國藩復出之后，面臨的處境十分艱難。一般來說，打仗至少需要三樣東西，第一得有權，第二得有錢，第三得有人。這都是資源，是在戰(zhàn)場上必須要用到的東西。

在權力這方面，曾國藩要來要去，終于要到了一個兩江總督，就是去接替何桂清，但是他這個兩江總督比較可憐。

歷朝歷代的中興名臣往往都是被國家賦予了大權的，比如說郭子儀，他是唐代的中興名臣，安史之亂就是他平定的。他的官當?shù)糜卸啻竽兀克就?、尚書右仆射、中書門下平章事。相當于既是軍隊的最高總司令，又是宰相。

可是曾國藩呢？他表面上是一個兩江總督，可以節(jié)制四個省的軍事，實際上誰聽他的呢？連他自己培養(yǎng)出來的人都不怎么聽他的。比如說，他舉薦左宗棠到浙江當巡撫，可是左宗棠去了浙江之后，立即翻臉不認人，要錢要餉，門兒都沒有，我要一心搞我自己的那一套。

曾國藩還大力提攜了一個叫沈葆楨的人，把他安排到江西巡撫的位置。在當時兩江的轄區(qū)內，江蘇和安徽基本上都是戰(zhàn)區(qū)，所以這兩地的稅收是指望不上的。唯一能征稅的就是江西。但沈葆楨到了江西之后，就翻臉不認曾國藩了，他不僅截留湘軍的餉銀，還總是跟皇上講：“能不能不支持曾國藩？”

所以，當時曾國藩沒有太大的權力。

曾國藩在錢的方面也是非常局促。通常的中興名臣在錢上是不用太操心的，比如說南宋的岳飛，宋高宗當時就對其許下一條：甭管多難，就算皇帝勒緊褲腰帶，也一定要保證岳飛的軍餉。

但是，清朝的財富體制決定了曾國藩得不到這樣的支持。清朝有一項規(guī)矩，叫“永不加賦”，所以國家的財政收入相對比較固定，每年就那么多。道光末年的時候，國庫里面還有800萬兩，到了咸豐年間，只剩20萬兩。用20萬兩紋銀維持這么大一個國家，已是不易，再給前線撥軍餉幾乎毫無可能。

那怎么辦呢？只能允許捐官，也就是賣官鬻爵。可是天下的紅頂子總是有限的，實在沒辦法，清朝就讓各地開放厘金。厘金簡單地說就是收商業(yè)稅。商人送一擔貨要過某個關卡，對不起，抽1%的稅。曾國藩后來就是靠收一點厘金來過日子，經常捉襟見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