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底，馬雅可夫斯基在綜合技術博物館舉行了兩次演講—“柏林在做什么？”和“巴黎在做什么？”在講到城市的一些情況時，他不得不根據(jù)道聽途說的去講，因為他對這兩座城市都毫無印象。他所有的印象都來源于賭博。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馬雅可夫斯基和莉麗亞·布里克的關系出現(xiàn)了危機。

演講那一天，有很多騎著馬的警察守在綜合技術博物館的入口處。馬雅可夫斯基早些時候就到了那里，而我是演講快要開始時才到。他本來答應好在樓下接我的，可當我到時，他卻不在。后來了解到，他跑開張羅事情去了。那天來了許多沒有買到票的人，多得根本就沒有地方可以安排座位，甚至連站都站不下。關于我要來的事他事先倒是和檢查人員打過招呼，可是我根本就無法沖破人群擠到檢查人員跟前。突然不知是誰拽了我一把，我才得以近前。

在擁擠的大廳內(nèi)，觀眾每兩個人被安排在一個座位上。過道里、臺階上、主席臺上……都坐滿了人，大家都垂著腿坐著。主席臺的深處和兩側為熟人擺放了一些椅子。

在雷鳴般的掌聲中馬雅可夫斯基出場了，他開始演講—說的全是“別人的話”，沒有自己的真實感受。剛開始我聽著，只是有些納悶，感覺難受；后來，我就開始指責他，打斷他的演講，我認為我的意見是公正的。我在主席臺上坐著，四周都是人。馬雅可夫斯基害怕地斜著眼看了我一下。共青團員們都是年輕的姑娘小伙子，他們垂著腿坐在主席臺上，聚精會神地聽著，唯恐漏掉一個單詞。聽到我的干預，他們憤怒而徒勞地嘗試制止我，他們可能在想：資產(chǎn)者，假如一點也不明白，不要靠近馬雅可夫斯基……他們要表達的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中間休息時，馬雅可夫斯基什么也沒對我說。但是達利特扎（Долидзе）—這次演講的組織者，整個幕間休息的時間都在懇求我不要做出讓他們難堪的事。休息過后他就不讓我出演員休息室了，我自己也不想再去演講大廳。回到家后我難過得無法入睡，吃了安眠藥，直睡到第二天午飯的時候才醒。

馬雅可夫斯基吃午飯時情緒低落，臉色陰沉。“我明天可以不去參加晚會嗎？”“不，當然得去。”“好吧，還演講不？”“你想演講就演講吧。”

馬雅可夫斯基沒有取消演講。

第二天一大早就有朋友、熟人打來電話：為什么您沒來？病了嗎？不要聽那些關于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羅維奇的傳聞……他是個憂郁悲觀的人……真的很遺憾，您沒來……晚會很有趣、很成功……

馬雅可夫斯基臉色更陰沉，比烏云還黑。

我們認真地進行了一次深談。

我們倆都哭了，好像快死了似的。我們不時地喝茶，一切都結束了。我們習慣了一切—對愛情、藝術、革命，我們彼此熟悉，熟悉對方穿的、蓋的，我們生活在一起能感受到對方的溫暖。但是如果我們還整天待在一起，沉迷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自拔，馬雅可夫斯基就再也不會寫出什么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了……

最近一段時間，我們之間經(jīng)常會有這樣的談話，每次都毫無結果。但是現(xiàn)在，即使是深夜，我都決定分離—哪怕就分開兩個月。我們需要考慮，今后該如何生活。

馬雅可夫斯基似乎也滿意這唯一能解決目前困境的方案，他說：“今天是12月28日，也就是說，2月28日我們再見面。”說完就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