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的民主黨人格奧爾格·赫爾韋格是卡爾·馬克思和理查德·瓦格納的共同的朋友，他與他們都以“你”相稱。在瓦格納被迫離開慕尼黑之后，格奧爾格·赫爾韋格于1866年1月寫了一首針對慕尼黑人的憤怒的諷刺詩《致理查德·瓦格納》（An Richard Wagner），稱他們的“無法被穿透的厚厚的皮毛”不能受到任何美的感動，對美無動于衷。“你大膽地跨越/他們的宮廷啤酒屋的界限，/你像勞拉·蒙蒂茲一樣，/成為對這些市儈庸人的恐嚇?！卑选癓olus勞路斯”瓦格納比喻為跳西班牙舞的女舞蹈演員，這實際上是報紙諷刺的一個很受歡迎的主題。勞拉·蒙蒂茲這位跳西班牙舞的女舞蹈演員導(dǎo)致了路德維希一世的垮臺（如前所述，1844年，瓦格納結(jié)識了她，她是弗蘭茨·李斯特的情人）。就連弗蘭茨·格里爾帕策都忍不住在他的格言詩《音樂特性》（Musikalisches）中，嘲諷地稱瓦格納為“勞拉·蒙蒂茲”。甚至受牽連的當(dāng)事人路德維希一世（他1868年才去世）都利用這個相似性，看到一種相近的災(zāi)禍要降臨到他的孫子頭上，就像災(zāi)禍在20年前降臨到他自己頭上一樣。

或許，歌德的戲劇中費拉拉公爵與塔索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浮現(xiàn)在路德維希二世與瓦格納的眼前。在歌德的那部戲劇中，塔索并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接受特定的委托的宮廷詩人，而是這樣一位詩人：他擺脫物質(zhì)上的困擾，僅僅為了能夠完成他的藝術(shù)的主要作品而活著。在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的意識中，他對瓦格納的態(tài)度沒有什么不同。《塔索》中安東尼一類人懷疑藝術(shù)家的榮譽地位，他們最后把塔索驅(qū)逐出宮廷，當(dāng)然，在瓦格納的情形中，這也并非沒有發(fā)生過。正如歌德筆下的塔索一樣，瓦格納因為自己的無節(jié)制而對被驅(qū)逐的命運也負有一定責(zé)任。1866年1月22日，國王路德維希二世在致信科西瑪時，把瓦格納比作塔索，鑒于瓦格納臆想的被追蹤妄想：“他也臆想著，看見一個人為的、敵意的欺騙組織，在他的頭頂上收縮在一起，……他虛構(gòu)所有僅僅想象出來的陰謀詭計，以此折磨他的想象力，而這些陰謀詭計被編造出來，并沒有（或者并沒有經(jīng)常地）針對他?！?1866年1月24日，科西瑪在回信中以很奇怪和很矛盾的方式，既證實又否認了把瓦格納比作塔索的做法：“我們大概可以把他與塔索進行比較，作為詩人，塔索把單獨涉及他的情形視為世界的全部痛苦：只不過塔索是不對的，而在他孤獨地離開、卻又沒有犯什么錯誤地站在那兒的瞬間，難道我們不是必須憎惡那個把天才詛咒為性情古怪乖戾的世界嗎？”

在慕尼黑轟動事件之后，古斯塔夫·弗萊塔克在1866年第一期的《邊境信使》（Grenzboten）中撰文，總結(jié)塔索與瓦格納的相似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