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師岡田武彥先生，是國際上享有盛譽的當代日本著名陽明學家。以他為首的九州學術圈，在為學方法、致思理路等方面有許多共同點，以致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有別于東京、京都等地學術圈的學派雛形，我將其稱之為“九州學派”。岡田先生是自幕末維新時期由楠本端山、楠本碩水兄弟開始的，到端山之孫楠本正繼承續(xù)的九州地區(qū)新儒教運動的主要推手，也是九州學派的主要代表。但岡田先生卻謙虛地將此學術思潮用其恩師楠本正繼的名字命名，稱之為“楠門學”。后來岡田先生的學生又在“楠門學”之后加上了“岡田學”，想用“楠門學”和“岡田學”來概括和統(tǒng)稱九州學派。

以楠本正繼為代表的“楠門學”的基本特征，九州大學出身的難波征男、柴田篤、荒木龍?zhí)傻认壬延性斒?。而以岡田先生為代表的“岡田學”的基本特征，以筆者之見，則是在虔誠踐行陽明精神的基礎上，把中國傳統(tǒng)儒學尤其是陽明學中的“體認”精神加以充實和完善，并結合日本傳統(tǒng)的神道教而使之進一步體系化和理論化，進而創(chuàng)設了以“體認之學”為核心的“東洋之道”的致思趣向和為學宗旨。

我與岡田先生相識，實亦緣自陽明學。記得二十六年前的早春，一封并不太起眼的國際信函引起了當時兼任浙江省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秘書的我的注意：以九州大學學者為主的日本學術代表團來浙江進行王陽明遺跡探訪活動，希望我方給予協(xié)助。那時我剛開始研習陽明學，在渴望拜讀的有限的日文資料中，就有岡田先生等九州大學學者們有關陽明學方面的力作。所以見信后，我喜出望外。幾個月后，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隨時任浙江省社科院院長的王鳳賢先生去杭州筧橋機場迎接岡田先生一行。當時岡田先生雖年已古稀，但神采奕奕，精神矍鑠，給人留下了和藹可親、慈祥寬厚的第一印象。

訪問團在杭州期間，我院提出進行兩地中青年學者交流的建議與設想，岡田先生欣然同意，并表示將盡快制訂出具體的交流計劃。在紹興期間，當日本學術代表團一行探尋到雜草叢生、破敗不堪的陽明墓時，岡田先生的心情很是沉重，流露出欲資助修復陽明墓的意向。不到一年時間，這兩件事便都有了著落。翌年4月，我與吳光先生便應岡田先生之邀訪問了九州及日本其他地區(qū)。這是我第一次出國進行學術交流，對我之后的學術發(fā)展和人生旅途所產生的影響可想而知。

1989年3月，由岡田先生發(fā)起，在日本全國籌集三百萬日元資助紹興縣修復王陽明墓的工程順利竣工。同年4月，岡田先生親率三十三人的“王陽明遺跡探訪團”再次來華訪問。在考察完貴州的王陽明遺跡后，他們又專程趕往紹興出席“王陽明墓修復揭碑儀式”，并參加了浙江省社科院和余姚縣政府共同舉辦的“首屆國際陽明學學術研討會”。在總共十五天的日子里，我隨同岡田先生探訪遺跡、參拜陵墓、講學研討，并以酒會友，雖言語不通，但先生的人格力量和淵博學識令我受益匪淺。

1992年4月9日至5月19日，由日本斯人會與浙江省社科院組織的“日中聯(lián)合王陽明遺跡學術考察團”，對廣西、廣東、江西三省的王陽明遺跡以及宋明思想文化遺址作了實地考察。盡管當時這些地區(qū)的各方面條件還比較落后，但岡田先生不顧八十四歲高齡，與兩國團員跋山涉水，同甘共苦，以踐行和傳布陽明精神及其“體認之學”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