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年底，《山西日報》的一位副總編光臨渾源縣，專程來調我們小兩口，結果很有趣：雙雙到了大同。丁炳昌成了《山西日報》駐雁北記者，我被“扣留”在雁北地委通訊組，“琴瑟相和”的好日子得以又延續(xù)了一年。但他終究還是被調回了報社理論部，小兩口不得不一南（太原）一北（大同）過起了分居生活，“琴瑟相和”也演變成了“獨奏對抗賽”。

從此他專心搞理論，憑著他的哲學功底，寫雜文、寫評論，很快成了報社理論部的骨干，而不甘寂寞的我呢，也發(fā)揮自己的優(yōu)勢，與人合作采寫了一本文學色彩很濃的人物傳記：《抗日民族女英雄李林》。

1978年9月，我?guī)е约杭磳⒊霭娴牡臅鍋淼教?，準備“覲見”《光明日報》副總編師海云——它將決定我這個“灰姑娘”能否“一步登天”坐進王子的“金馬車”，從而徹底改變此生的命運。

看來看去，總覺得自己的新聞稿太少，分量不夠。那可是《光明日報》啊——它在我心目中就跟天上的月亮那樣高不可攀。正當我抓耳撓腮、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時，丁炳昌從編輯部回來了，手里拿著一厚摞裝訂得整整齊齊的剪報資料。“哼，臨上花轎才穿耳朵？看這個吧。”我一看，正是我倆在地、縣時“合寫”的見報文章?！翱赡嵌喟胧悄恪薄暗昧?，誰跟你來搶什么署名權！就說都是你執(zhí)筆的好了，真是個蠢東西！”我咯咯咯笑了，摟住他的腰轉了好幾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