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情，當代中國的史學家、言官、帝師和皇嗣子的監(jiān)護人都曾反復強調(diào)，那就是，明朝之所以由弱而朽，最終亡國，原因在于太監(jiān)體制對朝廷及官員的腐敗影響。有關(guān)這個教訓，幾個世紀以來，有大量以最為經(jīng)典的方式寫就的具有道德教育意義的諫章呈達君主，盡管其大多數(shù)的作者是從那些能夠左右君王的太監(jiān)那里得到的官職，并且還指望通過他們得到拔擢。就中國官場語言由道貌岸然的陳詞濫調(diào)與模棱兩可的行話所織就的那張老得掉渣的破布而言，這些奏疏通常無非其中一角而已（這種情況并非中國獨有）。而在慈禧皇太后治下，這種弊端愈演愈烈，所占比例大得驚人，但她卻樂于在這場復雜的鬧劇中扮演角色，鄭重地贊賞那些無畏勸諫者所表達的觀點，同時對其親信太監(jiān)和家仆的罪行大發(fā)雷霆之怒。

當然，對于這種罪惡的制度以及隨之而起的弊端，也有嚴肅而雄辯的批評；事實上，在過去五十年內(nèi)，任何名副其實的改革者，都會將廢除宦官當作使中國躋身于文明強國所必須采取的先導措施。毋庸置疑，1898年政變的首要原因之一，就是總管太監(jiān)李蓮英對光緒皇帝的忌恨（光緒在若干年前竟然下令將他杖責），以及他不無理由地認為這位皇帝打算改革北京政府，致力于整頓宮廷，并廢除太監(jiān)。至于義和團運動，已經(jīng)清楚地證明，這名聲名狼藉、權(quán)勢通天的宮廷內(nèi)侍，站在排外運動一邊，運用其所有的分量，對女主人施加了巨大影響，如果正義得以伸張（也就是說，若無俄國使團的包庇），他的名字一定會被置于辛丑和約“黑名單”的前列。此處陳述李蓮英在近年這兩樁國家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為了強調(diào)一個事實：道貌岸然的陳詞濫調(diào)，通常表達了一種真實而廣泛存在的怨恨，而御史所唱的高調(diào)，得到了各省不滿與厭惡的深沉低調(diào)的回應(yīng)。因此，進步而愛國的漢人（例如袁世凱與唐紹儀，他們懂得保持這種野蠻的中世紀制度多么嚴重地貶抑了中國在世界眼中的地位），以及本國媒體的異口同聲，反復敦促朝廷摒棄太監(jiān)，而聽政者也表贊同，但這樣做無疑很難，甚至有可能是危險的，這就是這些“逢迎拍馬之徒”所行使的權(quán)力。早在1906年，《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討論了早日廢除宦官的可能性，將之當作地平線上燦爛耀眼的許多改革措施之一。然而，按照在中國仍然很有分量的漢人守舊派的看法，有幾百年的先例和論據(jù)可以援引于贊成早在基督教紀元開始很久以前就逐步形成的一種宮廷體制，這種體制與中國公認的一夫多妻觀念相吻合，并承認與國民祖先崇拜的宗教相關(guān)的皇位合法繼承是至關(guān)重要的。另一方面，在周朝之初幾代圣王當政的黃金時代，國家組織中沒有閹人的地位。后來，在周朝衰落的封建割據(jù)時期，孔子以反對的態(tài)度指出他們的危害，于是人們可以援引圣人的權(quán)威來反對太監(jiān)及其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