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還說：由于政治腐敗，大家不能不談政治。但是要談政治，又會受到腐敗政治的仇視、摧殘或利用，無奈之下只好不談政治。但是面對一個缺乏公平和正義的社會，大家又到哪里去討個公道呢？想來想去，他認為“現(xiàn)在我們所能勉強提出的一個辦法，就是‘提高學術’”。但由于人才不足，經(jīng)費不能保證，因此要通過“‘提高學術’來喚起精神，養(yǎng)成一個學術化的學風，談何容易”。（同上，第78 頁）

1924 年11 月，蔣夢麟在《晨報》發(fā)表《知識階級的責任問題》，進一步討論了學術與政治的關系。文章首先指出：知識界是否能成為一個階級，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在社會上要有相當?shù)膭萘Γ潜旧硪幸粋€團結的組織。然而現(xiàn)在的中國知識界，人數(shù)既少，組織也流于形式，根本無法形成一個階級。

蔣夢麟分析說，全社會對知識界的期望是解決目前的政治問題，以減少貪官污吏給他們造成的“切膚之痛”。但是知識界卻認為，要改良政治，就要先改良社會；要改良社會，就要先從學術、思想、文化上下工夫，否則就會陷入治標不治本的誤區(qū)。對于知識界的這種看法，蔣夢麟覺得就好比究竟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不可能有一個正確答案。因此“我們只好說，雞是蛋所生的，蛋亦是雞所生的。有了好雞，自然能生好蛋；有了好蛋，自然能生好雞”?；谕坏览?，他認為：“社會能影響到政治，政治也能影響到社會；社會能影響到學術，學術也能影響到社會。無論從哪一方面做起，都是有效的。”（同上，第67—68 頁）

他還指出：現(xiàn)在的問題是“許多人看見實際問題解決的困難，知道唱幾句社會和學術的高調，最容易繳卷，就把學術和社會的研究，作為避世的桃源。或者鉆進學術和社會的研究里面，忘了應世的目的”。結果，不是“養(yǎng)成萬惡的政治”，就是產(chǎn)生“一班不切世務的迂儒”。（同上，第69 頁）這對學術和社會，都有害無益。

此外，蔣夢麟提出知識界參與政治的界限和條件。所謂界限，主要是不可忘記的本職工作，否則就會失去自身的價值，也不可能改良政治。所謂條件，則是不參與維持現(xiàn)狀的政治，也不能因為參與政治而妨害學術研究。蔣夢麟八十多年前發(fā)表的這些意見，至今仍然有非常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