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學生勢力這樣強大而且這樣囂張跋扈”呢？蔣夢麟認為這與他們的出身有關。他說：“這些學生多半是當時統(tǒng)治階級的子女。學生的反抗運動，也可以說等于子女對父母的反抗。”另外，“學生運動在校內享有教師的同情，在校外又有國民黨黨員和共產黨黨員的支持，因此勢力更見強大”。（《西潮·新潮》第136 頁）蔣夢麟還說：許多事例“足以說明學生運動中包含各式各樣的分子。那些能對奮斗的目標深信不疑，不論這些目標事實上是否正確，而且愿意對他們的行為負責的人，結果總證明是好公民，而那些鬼頭鬼腦的家伙，卻多半成了社會的不良分子”。

（同上，第133 頁）

盡管如此，蔣夢麟對于當時的學生愛國運動還是給予熱情支持。比如“三一八”慘案發(fā)生后，蔣夢麟多次出席“北京國立九校校務討論會”，處理善后問題，并嚴厲譴責政府屠殺學生的暴行。

2. 自治與“治自”

蔣夢麟的一生，始終把教育與改變人生態(tài)度、培養(yǎng)合格公民聯(lián)系在一起。他雖然對學潮多有批評，但還是把五四運動比作中國的文藝復興，希望以此為起點，“把中國委靡不振的社會，糊糊涂涂的思想，畏畏縮縮的感情，都一一掃除”，使每一個人都成為一個活潑潑的公民（《蔣夢麟學術文化隨筆》第48—49 頁）。1919 年北大發(fā)生林德?lián)P自殺事件，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領袖羅家倫認為這是惡劣的社會造成的悲劇。蔣夢麟認為，除了社會之外，這也是中國人心氣薄弱的表現(xiàn)。為此他撰文說：“中國之社會，一罪過之社會也。中國之家庭，一罪過之家庭也。以罪過之社會，建神圣之國家，猶設天堂于地獄。”因此“泛言改革政治，其效必淺。泛言改革社會，其禍必巨。欲圖積極之進行，必須有一人手之的實辦法。此法為何，曰建設新國家于學校之中”。（同上，第112 頁）

蔣夢麟第一次代理北大校務只有兩個月左右。1919 年9 月蔡元培返回北大，聘他為教育學教授兼總務長。他說：蔡先生回來后，“北大再度改組，基礎益臻健全。新設總務處，由總務長處理校中庶務。原有處室也有所調整，使成為一個系統(tǒng)化的有機體，教務長負責教務。校中最高立法機構是評議會，會員由教授互選；教務長、總務長，以及各院院長為當然會員。評議會有權制訂各項規(guī)程，授予學位，并維持學生風紀。各行政委員會則負責行政工作。北大于是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學生自治會受到鼓勵，以實現(xiàn)民主精神”（《西潮·新潮》第127 頁）?？梢娨?ldquo;建設新國家于學校之中”，除了教育獨立、學術自由、教授治校等要素之外，學生自治也是必不可少的內容。關于學生自治，蔣夢麟的兩個演講談得非常透徹。第一次是1919年10 月在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校慶紀念會上。五四運動以后，學生自治會即學生會紛紛成立，因此蔣夢麟首先指出：我們講學生自治，要研究三個要點。第一是學生自治的精神，第二是學生自治的責任，第三是學生自治帶來的問題。所謂精神，是一種公共意志。一個團體有了公共意志，大家就會不知不覺地受其感染，否則這個團體就無法存在。所以學生社團結合的要素，不是在章程，而是在養(yǎng)成一個公共的意志。換一句話說，就是養(yǎng)成一種精神。他還說，學生自治不是一種時髦，也不是要反對教師，而是一種移風易俗的愛國運動。因此大家應該有一顆移風易俗的愛國心，來培養(yǎng)這種自治精神。關于學生自治的責任，蔣夢麟認為應該表現(xiàn)在四個方面：一要提高學校的學術水平，二要建立公共服務的觀點，三要生產更多的文化，四要為改良社會做出榜樣。至于學生自治可能帶來的問題，比如學生個人的行為該不該管，學生團體與教師以及教師團體產生矛盾怎么辦，蔣夢麟也作了很好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