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進出口處擺了兩個石庫門，把小天井四周的拉門全部打開便于采光，不過里邊還是有點暗，白天也要亮著燈。我在電燈下放了一張小桌，又在桌子四周擺了幾張長椅和椅子，這就是所謂的聊天場所。哪個客人沒事或者累了都可以自由地坐下來，喝杯茶，優(yōu)哉游哉地看看書，聊聊天。

內山書店

位于上海公共租界處，一條叫作北四川路的電車行道一直向北延伸，形成了近年來引人關注的越界筑路的問題。電車終點站附近聚集著很多日本人開辦的小學、福民醫(yī)院等大型建筑。福民醫(yī)院正對面就是魏盛里馬路，邊上有七棟房子，里邊住的都是日本人。我租了右邊入口處的兩個鋪子開了一家店。我在進出口處擺了兩個石庫門（對開折合門①），把小天井（小的中庭②）四周的拉門全部打開便于采光，不過里邊還是有點暗，白天也要亮著燈。我在電燈下放了一張小桌，又在桌子四周擺了幾張長椅和椅子，這就是所謂的聊天場所。哪個客人沒事或者累了都可以自由地坐下來，喝杯茶，優(yōu)哉游哉地看看書，聊聊天。

——《改造》一九三六年

聰明的家伙

眾人常云：“他真是聰明的家伙啊！”此刻，回首自己的上海生活，我可以毫不客氣地向眾人宣布：“我真是狡猾??！”其中的緣由請讓我詳細說明。在經營書店時，我準備停止報紙以外的所有其他廣告。因此，連長期交往的合作伙伴——賀歲廣告都終止了。以前，我在日文報刊中專設了“新刊介紹”這一欄目，現(xiàn)在，決定用小小的“名著導讀”欄目取而代之。更甚的是，我拜托日本報社用大量版面來發(fā)表書評，用于廣告宣傳。這是因為，這種宣傳不需要花費一厘一毫的廣告費，也能取得百分之百的效果。最初還刊登了謄寫版的誘惑信，但不知何時，連這也用“上海漫談”替換了。只要做廣告肯定能達到目的，這是所有日本人的普遍想法，所以說，書評這種廣告形式對日本客人而言都是一種投機的做法，于中國客人來說更是一件取巧的事情。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中文報紙上根本沒有看到廣告之類的信息。為什么中國人不在報紙上進行廣告宣傳呢？以我十七年間在全國各地打著“大學眼藥”的旗號來進行眼藥銷售的經驗來看，原因是中國人都很清楚地了解這一事實——商人直接進行廣告宣傳取得的效果是微乎甚微的。話雖如此，這并不代表中國人全盤否定廣告的效果，他們是力求尋找更有效的方法。依我看來，中國人非常擅長宣傳，這是不可爭辯的事實，是我們日本人遙不可及的。

由此看來，與其讓我們這些技能拙劣的人宣傳，還不如拜托擅長宣傳的中國人。于是，中國人開始為我宣傳起來。按照規(guī)定，宣傳材料必須由我提供。但是，因為我僅僅提供了少量的材料，所以當我向對方要求“無論如何請您為我宣傳！請您為內山書店做廣告”時，對方也是無可奈何。他們讓我無論如何提供值得做廣告，值得宣傳的材料。我向中國人和朝鮮人賒賣書籍，這件事情無形中給他們提供了值得宣傳的材料。當時，在上海的日本人開的書店中，面向中國人和朝鮮人開設賬戶，進行賒賬銷售的商店除了內山書店以外，沒有別家。我做了別人都不愿意干的賒賬銷售的這件事情慢慢傳開了。這不就是免費宣傳嗎？這真是一個經濟實惠的宣傳方法??！我甚至想，被賴賬的金額就當成廣告費吧！還有一件事情，就是使用少量的報紙頁面來進行宣傳，這在前面已經提及過。不管是什么，我都要把它變成好的新聞題材。無論好與壞，總之只要在報紙上出現(xiàn)了我的名字，那就起到了宣傳的作用。這種想法不只是單純的狡猾，而是超狡猾。無論有怎樣的攻擊語，無論有怎樣的惡評，無論有怎樣的謾罵，我都是心平氣和地接受，在心底暗自高興，因為我的書店可以因此成名了。仔細想來，我這種狡猾的想法簡直是對中國老手的蔑視、嘲笑。與魯迅先生以及眾多文化人的交往，以及這些文化人的地位名譽聲望都被我用于商業(yè)廣告。在中國的書籍界，我能夠為人所知，并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也不是依靠自己的人格，更不是依靠自己的地位，恐怕是因為魯迅先生的仙逝。雖然知道這個事實，我卻依舊利用魯迅先生的死。去年十二月初，我被上海市政府警察局行政署日僑辦事處監(jiān)禁了，后來直接被強制歸國了。當時，我手頭有近兩萬冊的日本書籍。因為很多書籍都是受朋友所托而預存的，所以我非常關心書籍的處理問題。回國后，聽說書籍被胡亂處理，我深深地為之感到可惜。但是，前些天上海征用日僑技術員工聯(lián)絡部（上海的日本辦事處？）寄來了一封信，內容如下：

關于您歸國之際遺留書籍的處理，六月一日當?shù)馗鲌蠹埳峡橇巳缦聢蟮溃?/p>

蘇浙皖區(qū)敵偽產業(yè)處理局存有日商內山完造遺留的很多圖書，最近已函請教育部派專員去接管，教育部已命令中央圖書館暫行接收。其中有關國防的資料將由國防部接管。

日商內山完造藏書由中央圖書館接收。

南京三十一日特電

根據以上的報道，可以推測遺留書籍并沒有散失，而是由中國當局保存著，所以請您放心。

此外，他們還在信封里裝入六月一日的剪報。

戰(zhàn)爭結束后，十萬日本人的無數(shù)財產都被沒收了，十萬冊書籍和書畫古董也被收藏在舊西本愿寺別院，寺院后改名為和平博物館，用于保存這些珍貴的物品。不知何時，政府將古董贈送給了南京故宮博物館，書籍贈送給了國立大學的圖書館，而且沒有公開發(fā)表這個處理決定。我的藏書雖然僅占總數(shù)的五分之一，關于它的處理卻在上海的各大報紙上以南京電報的形式登載出來。這是為什么呢？因為我巧妙地利用了中國的宣傳。當然，這并不是我自己的說明，而是朋友的解剖分析，我只是盡量用準確的語言表達出來。萬一這是錯誤的觀點，那也是我用自己的分析來寫的。

這樣看來，我是一個多么聰明的人。能如此巧妙地利用成熟老練的中國人，手段是多么高明啊！“你確實值得信賴?。　标P于我的自述，就此擱筆。

——《上海?下海》一九四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