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滿希望的春天，黨把我救出牢籠。黨的溫暖給了我精神力量，病也馬上好了一大半。我來到上海泰東圖書公司，因為我在入獄之前曾整理了過去寫的兩部小說，其中一本是長篇小說《案》，另一本是短篇小說《未開墾的處女地》，所以他們又馬上支給我二百元稿費。我急忙去做了幾件衣服，經(jīng)過幾天的休整之后，就踏上了北去的輪船。

輪船向前飛駛，我站在船尾，腦海中出現(xiàn)了監(jiān)獄墻上一位蘇聯(lián)犯人畫的那艘有氣魄的軍艦，心中充滿了對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向往。眼望那奔忙追逐船尾的海浪，想到一個多月之后，敵人將對我進行的又一次追捕，將似這永遠追不上船尾的翻卷海浪一樣可笑而不自量，激動的心情難以平靜，當時我曾寫了一首長詩，記得有這樣幾句：

北冰洋的春火，

燒炸了那鐵的城壕。

高加索的雪峰啊，

搗破了晚霞的哀悼！

你灰色的狂波呵！

臨死追逐， 

也不過瘋狂的微顫。

后來，我從北京繼續(xù)北上，經(jīng)楚圖南同志介紹，我在吉林市的毓文中學找到了教書的工作。在那里我改姓謝，名潘號仲武。當時金日成正在這里讀書。我在這個學校因宣傳革命觸怒了反動派，半年之后就離開了可愛的同學們，到了哈爾濱五中此處有誤，應(yīng)為齊齊哈爾昂昂溪五中。——編者注和我黨的鄒大鵬同志接上了關(guān)系。

1929年國民黨發(fā)起了進攻蘇聯(lián)的戰(zhàn)爭，我和鄒大鵬同志在這時期進行了反對國民黨進攻蘇聯(lián)的斗爭。我們到火車站去迎接張學良的國民黨敗兵和俘虜兵，把我黨揭露國民黨真相的宣傳刊物送給這些軍隊，讓他們認清形勢，同時也送點食品給他們，表示慰問，爭取他們，讓他們知道真正的敵人在日本。我們的斗爭激怒了國民黨反動派，因此我們被宣布取消教學資格，趕出學校，并不準在東北停留。 

1930年我又回到了上海，先在工聯(lián)后又調(diào)到《紅旗日報》社工作。在此期間，黨的中央組織部對我的情況經(jīng)過調(diào)查，正式恢復了我的組織關(guān)系。1932年派我到滿洲省委擔任秘書長，于是我又來到了東北。

1935年，我在北京接受了辦《北方紅旗》日報的任務(wù)不久，“一二·九”運動開始了，和我接頭的馬同志被捕了，緊接就是我的堂哥尚仲衣——一位北大哲學系教授，中共黨員——也被捕了。我的關(guān)系全中斷了，只好離開了北京到寧夏去找黨，在寧夏第二中學因有國民黨藍衣社的人，我和他們的斗爭是隱蔽而激烈的，后來我終于被他們借口開除。于是我又來到第一中學教書。在寧夏我找不到黨，就團結(jié)了一些進步學生開展工作。

國民黨教育廳的人從“北大同學錄”中發(fā)現(xiàn)我是英國文學系畢業(yè)，就來找我去翻譯一篇東西，這是一篇英美包圍陜北的秘密計劃。我為了了解秘密就做了這個翻譯工作。

1938年，我的處境十分危險，又找不到黨組織，就決定到延安去找黨。有12個同學聽說我要走，他們也表示要跟我一同走，但我不能告訴他們我去什么地方。他們送我走了六七十里路還不肯回去。半路我們下馬車去吃飯，我才拿出了我事先寫好的一封信，讓他們拿著過黃河到陜北延安去找黨。我的信是寫給延安黨組織的。信中做了自我介紹，并把我在寧夏對這12個人做過黨的宣傳和教育一事向黨做了匯報，希望黨繼續(xù)培養(yǎng)他們做寧夏建黨的骨干。我因帶著孩子、家眷不能過黃河，只能繞道去陜北。后來我在武漢還接到了這12人的來信，說他們到延安后不久，黨就分配他們?nèi)ヂ宕▽W習了，他們很高興。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學校去寧夏調(diào)查我以后，我才知道黨真的是派這些同志回寧夏去搞建黨工作了，他們當中有的人已成為寧夏的第一批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