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31日重慶

一陣陣尖銳的聲音把我從夢中吵醒。“空襲警報！”我下意識地一個“鯉魚打挺”蹦了起來，正要跑向附近的防空洞，這才發(fā)現(xiàn)是床邊的電話響個不停。原來是一場虛驚。我看了看桌上的鬧鐘，才早晨6點，我極不情愿地抓起電話，為剛才的夢被打斷而怏怏不樂。

“誰??？……”我不耐煩地問道。

“黃仲泰少校嗎？”一個男子低沉的聲音，好像是江浙一帶的口音。

“是……您是？……”

“我叫郭恒，是軍政部錢家源主任的副官，主任要見您，待會兒我來接您。黃少校，聽懂我的意思了嗎？”

“聽懂了?！逼鋵嵨乙稽c也不懂，不知搞什么名堂。

我緩緩地放下電話，仰面躺著，兩眼凝視著光禿禿的天花板。錢家源是軍政部的要員，他到底找我干什么？什么事情這樣緊急，非要在清晨6點打電話不可呢？

這時，緊張刺激著我的神經(jīng)，與此同時，大腦皮層中的紀(jì)律施令者，已經(jīng)掌控了中樞神經(jīng)，正在逐一檢查身體各個部位。我伸伸腳，弓弓腰，十指緊緊地攥著，又松開?，F(xiàn)在，施令者通過整個腦內(nèi)通訊系統(tǒng)發(fā)布了今天第一個指令：起床。我起身下床，光著腳走到陽臺，點燃香煙，靜靜冥思。

一輪紅日從地平線升起，重慶的天氣比南京的還要難以適應(yīng)。高壓氣流持續(xù)徘徊，濕度很大，天穹低垂，異常陰霾。山城特有的霧氣繚繞在兩江四周，這預(yù)示著又一個悶熱天的來臨。大街上冷冷清清，廣場上的報警旗桿光禿禿的，沒有掛防空警報球。

自從日本開始對重慶實施戰(zhàn)略轟炸起，重慶城里的居民們，最關(guān)心的就是“掛了球沒有？”這句話。所有人見面除了問好之外，第一句話就是：“掛了幾個球？”按照規(guī)定，旗桿上掛一個警報球，表示注意警報，今天會有敵機來襲；掛兩個警報球，表示空襲警報，敵機已經(jīng)到了重慶附近；若是掛著的三個紅球全部落下，意思是緊急警報，敵機飛臨重慶上空了。而旗桿上只掛一個綠球，則是解除空襲警報。

現(xiàn)在，我的大腦施令者發(fā)布了第二個命令：注意，今天有危險！我的腦海中豎起一根報警旗桿，并掛上了一個警報球。

我在陽臺上打了一趟太極拳，然后煮上咖啡，手表的指針指向7點。我回想起郭恒在電話里的話，旋即拿起電話，剛撥了一個號碼，耳邊回蕩起張秋冰的話：“黃仲泰同志，不要輕易和我聯(lián)系，這是紀(jì)律！”

我緩緩地掛了電話。對啊，我不該這樣草率，現(xiàn)在需要的是鎮(zhèn)定。話說回來，張秋冰是我的良師益友，在這個神秘且孤獨的情報戰(zhàn)世界里，他是我唯一的親人。

咖啡煮好了，略有點苦味，我喝完咖啡走進洗漱間，在鏡子前仔細端詳自己。

鏡子里是一個三十出頭的男子，瘦高個，體格還算健壯。他的肩部有一道又長又深的疤痕，這是在蘇聯(lián)秘密營地訓(xùn)練時留下的紀(jì)念。那時，他背著鼓鼓囊囊的背包，站在白樺林里聽從指令。背包里裝的是一個月的口糧：三只黑面包、兩公斤小米、一大塊脂油。他的肩頭挎著一支馬槍，槍號是1643968。在他的臉上，可以看到無數(shù)的面孔——襁褓中哇哇大哭的嬰兒、樹下習(xí)武的男孩子、勤奮讀書的中學(xué)生、性格內(nèi)向的中國留學(xué)生、快人快語的中國同志、寡言少語的軍政部少校——這些面龐一動不動，歷歷在目，仿佛是昨天的事兒。

每天我都會在夢里回到過去，回到同志們中間，那里充滿了歡笑、喜悅、樂觀和安全。

我對著鏡子用德語問自己：“喂，難道你暴露了嗎？”

鏡子里的人搖了搖頭：“你是一個很好的演員，要對自己有信心，敵人是愚蠢的?！?/p>

我又用俄語問：“我今天穿什么呢，是軍裝還是西裝？”

鏡子里的人咆哮道：“真討厭！你是去相親嗎，誰他媽的在乎你穿什么，光著屁股去也沒人說你！”

我剛換上燙好的軍裝，屋外就響起了汽車喇叭聲，是那個叫郭恒的軍官來接我了。

我深深地吸了口氣，自言自語道：“要沉著冷靜，我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