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入學堂是在一九六九年秋季，仍然是動蕩年代。街上的墻壁到處都是標語和口號，現(xiàn)在讀給孩子們聽都是荒誕而令人費解的了，但當時每個孩子都對此耳熟能詳。我記得我生平第一次寫下的完整句子都是從街上看來的，有一句特別抑揚頓挫：“革命委員會好！”那時候的孩子沒有學齡前教育，也沒有現(xiàn)在的廣告和電視文化的熏陶，但滿街的標語口號教會了他們寫字認字，再愚笨的孩子也會寫“萬歲”和“打倒”這兩個詞組。

小學校是從前的耶穌堂改建的，原先牧師布道的大廳做了學校的禮堂，孩子們常常搬著凳椅排著隊在這里開會，名目繁多的批判會或者開學典禮，與昔日此地的宗教儀式已經是南轅北轍了。這間飾有圓窗和彩色玻璃的禮堂以及后面的做了低年級教室的歐式小樓，是整條街上最漂亮的建筑了。

我的啟蒙教師姓陳，是一個溫和的白發(fā)染鬢的女教師，她的微笑和優(yōu)雅的儀態(tài)適宜于做任何孩子的啟蒙教師，可惜她年齡偏老，而且患了青光眼，到我上三年級時她就帶著女兒回湖南老家了。后來我在學生生涯里有了許多老師，最崇敬的仍然是這位姓陳的女教師，或許因為啟蒙對于孩子彌足珍貴，或許只是因為她有那個混亂年代罕見的溫和善良的微笑。

讀小學二年級的時候，因為一場重病我休學在家，每天在病榻上喝一碗又一碗的中藥，那是折磨人的寂寞時光。當一群小同學在老師的安排下登門慰問病號時，我躲在門后不肯出來，因為疾病和特殊化我羞于面對他們。我不能去學校上學，我有一種莫名的自卑和失落感，于是我經常在夢中夢見我的學校、教室、操場和同學們。

說起我的那些同學們(包括小學和中學的同學)，我們都是一條街上長大的孩子，彼此知道每人的家庭和故事，每人的光榮和恥辱。多少年后我們天各一方，偶爾在故鄉(xiāng)街頭邂逅，閑聊之中童年往事便輕盈地掠過記憶。我喜歡把他們的故事搬進小說，寫成一組南方少年的故事。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會從中發(fā)現(xiàn)自己的影子，也許不會發(fā)現(xiàn)，因為我知道他們都已娶妻生子，終日為生活忙碌，他們是沒有時間和興趣去讀這些故事的。

去年夏天回蘇州家里小住，有一天在石橋上碰到中學時代的一個女教師，她看見我第一句話就是：“你知道宋老師去世的消息嗎？”我很吃驚，宋老師是我高中的數(shù)學教師和班主任，我記得他的年紀不會超過四十五歲，他是一個非常嚴謹而敬業(yè)的老師。女教師對我說：“你知道嗎？他得了肝癌，都說他是累死的。”我不記得我當時說了些什么，只記得那位女教師最后的一番話。她說：“這么好的一位教師，你們都把他忘了，他在醫(yī)院里天天盼著學生去看他，但沒有一個學生去看他，他臨死前說他很傷心。”

在故鄉(xiāng)的一座石橋上，我受到了近年來最沉重的感情譴責，捫心自問，我確實快把宋老師忘了。這種遺忘似乎符合現(xiàn)代城市人的普遍心態(tài)，沒有多少人會去想念從前的老師同窗和舊友故交了。人們有意無意之間割斷與過去的聯(lián)系，致力于想象設計自己的未來。對于我來說，過去的人和物事只是我的小說的一部分了。我為此感到悵然，而且我開始懷疑過去是否可以輕易地割斷，譬如那個夏日午后，那個女教師在石橋上問我：“你知道宋老師去世的消息嗎？”

說到過去，我總想起在蘇州城北度過的童年時光，我還想起十二年前的一天，我在遠離蘇州去北京求學的途中那份輕松而空曠的心情。我看見車窗外的陌生村莊上空飄蕩著一只紙風箏，看見田野和樹林里無序而飛的鳥群。風箏或飛鳥，那是人們的過去以及未來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