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馬基雅維里一樣，我常常在夜間讀書，而在上午寫作。夜間，我享受閱讀時的寂靜，燈光呈三角形照下來，把我的書架一分為二。上面的高層圖書消失在黑暗中，下面照亮的部分得到特別照顧。這種光明與黑暗的偶然區(qū)分并沒有什么重要意義，凌駕其上的是另一種秩序：我本人的記憶力。我的書齋沒有圖書目錄，我親自把這些書放在書架上，只要想一想整個書齋的布局，就能找到各種書籍的位置，所以光明或黑暗對于找書不起作用。這種記憶中的秩序只憑我心中的場景，就像一個觀測星象的人能夠有條有理地把星宿的位置指得清清楚楚一樣。但是，書齋也反過來映現(xiàn)出我的心理結(jié)構(gòu)。書齋里書架的有意而任性的安排，各類題材的選擇，每本書留存的親切經(jīng)過，書頁中某個時代或某個地方留下的痕跡——所有這一切都指向一位特定的讀者。敏銳的觀察家根據(jù)我的書就能識別出我是誰：一本破爛不堪的布拉斯·德·奧特羅（Blas de Otero）詩集，史蒂文森的許多作品，偵探小說占很大的份量，文藝理論只占很小的份量，書架上柏拉圖很多而亞里士多德很少。每個書齋都可算是主人的自傳。

在法國南部阿爾比（Albi）的圣塞西爾大教堂（the Cathedral of Sainte Cécile）, 有一幅15世紀后期的壁畫描繪末日審判的情景。在一條展開的飄帶之下，被召喚的許多靈魂齊步走向最后的命運；所有的人都沒穿衣服，莊嚴地把一本打開的書捧在胸前。在這一群復(fù)活的讀書人中間，“生活之書”被分解為一套又一套個體書卷，正如《啟示錄》所說的那樣，死者將“按照書中寫的材料受到審判”。［207］上述的觀念到今天仍然起作用：我們的書將證明我們無罪或有罪，我們的書顯示我們過去怎樣，現(xiàn)在怎樣，我們的書分享“生活之書”配給我們的篇頁。我們因占有的書而受到評判。

書齋顯示主人是什么人，不僅在于主人對圖書的選擇，而且在于選擇產(chǎn)生的聯(lián)想彼此間錯綜復(fù)雜的關(guān)系。我們的每一個經(jīng)驗要靠別的經(jīng)驗來支撐，我們的每一個記憶要靠別的記憶來充實，我們的每一本書也要靠別的書來豐富或改變其內(nèi)容，賦予它文學(xué)詞典之外的意義或經(jīng)歷。經(jīng)過如此長久的時間，我已經(jīng)無法清理所有書籍之間全部復(fù)雜的聯(lián)系，它們彼此間的連結(jié)方式。如果我朝一個方向前進，那么，瑪格麗特·勞倫斯（Margaret Laurence）的非洲故事會在我的記憶中喚起伊薩克·丹尼森（Isak Dinesen）的《走出非洲》，而后者又使我想起丹尼森的《七篇哥特小說》；由于柯薩林斯基（Edgardo Cozarinsky）曾向我介紹過丹尼森，我就會聯(lián)想到他評論博爾赫斯和電影的書，由此又回過來想到羅絲·麥考萊（Rose Macaulay）的小說集。很久以前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我和柯薩林斯基在閑談中說到了這本小說集，彼此都很驚異這樣不出名的書還有第二個人知道——這張復(fù)雜的網(wǎng)到此便中斷，我想不起再通向何處了。我也不明白，自己怎么會象蜘蛛一樣，能夠織網(wǎng)跨越無法測量的空間，比如說，從羅馬詩人奧維德的《哀歌》開始，連結(jié)到阿卜杜勒·拉赫曼（Abd al-Rahman，731—788，  安達盧西亞后伍麥葉王朝的創(chuàng)建者。750年，伍麥葉王朝被阿拔斯王朝所取代，他躲過阿拔斯人的搜捕屠殺，偽裝出逃，途經(jīng)巴勒斯坦和埃及，歷經(jīng)艱辛，于755年到達北非休達，在母族柏柏爾人的羅斯圖姆王朝的宮廷中避難。——編者注）從家鄉(xiāng)西班牙流放到北非后寫的詩篇。這些聯(lián)系并不只是偶然產(chǎn)生的。讀書的順序不同，書的內(nèi)容也隨之改變；在讀《基姆》之后讀《堂·吉訶德》和在讀《哈克貝里·費恩歷險記》之后讀《堂·吉訶德》，是在讀兩本不同的書，由于讀書人旅行、友誼、冒險等經(jīng)驗不同而帶上了異樣的色彩。這些萬花筒般的書，每本都在不停變化，每次重讀都給它一次扭轉(zhuǎn)，一個不同的結(jié)構(gòu)。也許，每個書齋或圖書館都是難以最終定論的，因為它和人的心意一樣不斷反映自身，每次反映就增加一次幾何形象。然而，我們對于具體書本組成的圖書館總期待著精確的描述，對心中的圖書館則可以靈活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