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結束的96第六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我有幸結識了《民生報》和《歐洲時報》總主筆及臺灣風云時代出版社社長陳曉林教授。

在8月30日博覽會開幕的當天，陳教授便直奔我社攤位，提出欲就《慈禧大傳》一書商談版權貿易事宜。不巧，我因事耽擱尚未到場。當我從賓館住地匆匆趕到會場時，陳教授正在耐心坐等，使我十分感動。交換名片后，我們便進行了親密而坦誠的商談。

本人既是出版社的社長兼總編輯，又是《慈禧大傳》一書的作者，一身而二任，這就為商談提供了可靠的前提。

從商談中得知，陳教授對《慈禧大傳》頗為稔熟，評價亦高，認為該書既有學術性，又有可讀性，是一部內容可信、筆法活潑的學術著作。真是受寵若驚。

話題多而雜，我們談到了共同認識的人和雙方了解的事，結果恍然大悟，原來我們在有的方面早已進行了成功的合作。

這似乎就是人們常說的緣分。

因為情況熟悉，心中有數(shù)，幾乎沒費什么周折，身為學者的兩個一把手很快達成共識，當場便簽署了版權貿易成交合同。

于是，這部書便呈獻在臺灣讀者面前。

其實，《慈禧大傳》出版后，承蒙讀者雅愛，已先后再版三次，印到兩萬余冊，銷路一直看好。

史學界的同仁們對《慈禧大傳》也傾注了熱情。

事有湊巧，在1994年12月于福州馬尾召開的“洋務運動史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圍繞慈禧的評價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和激烈的爭論。慈禧的評價問題不期然成了會議的焦點話題。大會因勢利導，當機立斷地成立了慈禧討論組。因《慈禧大傳》已出版，我理所當然地被分到了慈禧組。

討論會開始，落座環(huán)視一周，參加本組討論的幾乎清一色是晚清史研究的名流學者，如姜鐸教授、賈熟村教授、苑書義教授、余明俠教授、林慶元教授和董方奎教授等。

他們在晚清史研究的某一方面或某幾方面都是頗有建樹的專家。

與會者本著百家爭鳴的精神，就慈禧的是非功過問題展開了討論，發(fā)言十分火爆，爭先恐后，此起彼伏。

雖爭論激烈，但仍心平氣和。擺出了各種觀點，不能也不必作一種結論。小組會后，專家們出于愛護，推舉我在大會上作了一個發(fā)言。那個發(fā)言是重申了在《慈禧大傳》里我對慈禧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