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四十歲以前，沒有出過遠門，來來往往，都在湘潭附近各地。而且到了一地，也不過稍稍勾留，少則十天半月，至多三五個月。得到一點潤筆的錢，就拿回家去，奉養(yǎng)老親，撫育妻子。我不希望發(fā)什么財，只圖糊住了一家老小的嘴，于愿已足，并不作遠游之想。那年秋天，夏午詒由翰林改官陜西，從西安來信，叫我去教他的如夫人姚無雙學(xué)畫，知道我是靠作畫刻印的潤資度日的，就把束脩和旅費，都匯寄給我。郭葆生也在西安，怕我不肯去，寄了一封長信來，說：

無論作詩作文，或作畫刻印，均須于游歷中求進境。作畫尤應(yīng)多游歷，實地觀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諦。古人云：得江山之助，即此意也。作畫但知臨摹前人名作或畫冊畫譜之類，已落下乘，倘復(fù)僅憑耳食，隨意點綴，則隔鞋搔癢，更見其百無一是矣。只能常作遠游，眼界既廣闊，心境亦舒展，輔以穎敏之天資，深邃之學(xué)力，其所造就，將無涯涘。較之株守家園，故步自封者，誠不可以道里計也。關(guān)中夙號天險，山川雄奇，收之筆底，定多杰作。兄仰事俯蓄，固知憚于旅寄，然為畫境進益起見，西安之行，殊不可少，尚望早日命駕，毋勞躊躇！

我經(jīng)他們這樣督促，就和父母商量好了，于十月初，別了春君，動身北上。

那時，水陸交通，很不方便，走得非常之慢，我卻趁此機會，添了不少畫料。每逢看到奇妙景物，我就畫上一幅。到此境界，才明白前人的畫譜，造意布局，和山的皴法，都不是沒有根據(jù)的。我在中途，畫了很多，最得意的有兩幅：一幅是路過洞庭湖，畫的是《洞庭看日圖》；一幅是快到西安之時，畫的是《灞橋風(fēng)雪圖》。我都列入《借山吟館圖卷》之內(nèi)。

我到西安，已是十二月中旬了，見著午詒，又會到了葆生，張仲飏也在西安，還認識了長沙人徐崇立。在快要過年的時候，午詒介紹我去見陜西臬臺樊樊山（增祥），他是當(dāng)時的名士，又是南北聞名的大詩人。我刻了幾方印章，帶了去，想送給他。到了臬臺衙門，因為沒有遞“門包”，門上不給我通報，白跑了一趟。午詒跟樊山說了，才見著了面。樊山送了我五十兩銀子，作為刻印的潤資，又替我訂了一張刻印的潤例，親筆寫好了交給我。

在西安的許多湖南同鄉(xiāng)，看見臬臺這樣地看得起我，就認為是大好的晉身之階。張仲飏也對我說，機會不可錯過，勸我直接去走臬臺門路，不難弄到一個很好的差事。我以為一個人要是利欲熏心，見縫就鉆，就算鉆出了名堂，這個人的人品，也可想而知了。因此，仲飏勸我積極營謀，我反而勸他懸崖勒馬。仲飏這樣一個熱衷功名的人，當(dāng)然不會受我勸的，但是像我這樣一個淡于名利的人，當(dāng)然也不會聽他話的。我和他，從此就有點小小的隔閡，他的心里話，也就不跟我說了。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我四十一歲。在西安住了三個來月，夏午詒要進京謀求差事，調(diào)省江西，邀我同行。樊樊山告訴我：他五月中也要進京，慈禧太后喜歡繪畫，宮內(nèi)有位云南籍的寡婦繆素筠，給太后代筆，吃的是六品俸，他可以在太后面前推薦我，也許能夠弄個六七品的官銜。我笑著說：“我是沒見過世面的人，叫我去當(dāng)內(nèi)廷供奉，怎么能行呢？我沒有別的打算，只想賣賣畫，刻刻印章，憑著這一雙勞苦的手，積蓄得二三千兩銀子，帶回家去，夠我一生吃喝，也就心滿意足了?！毕奈缭r說：“京城里遍地是銀子，有本領(lǐng)的人，俯拾即是，二三千兩銀子，算得了什么!瀕生當(dāng)了內(nèi)廷供奉，在外頭照?？梢再u畫刻印，還怕不夠你一生吃喝嗎？”我聽他們都是官場口吻，不便接口，只好相對無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