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如流，如今已到了不惑之年。我現(xiàn)在離了婚，和我母親住在一起。小轉(zhuǎn)鈴有時來看我，有時慪了氣，十幾天都不露面。如今我基本上算是一個單身漢。

我住的是我父親的房子，而我父親已經(jīng)­不在了。我終于調(diào)進礦院來，在我父親生前任教的學(xué)校教書。住在我家對面的是我的頂頭上司李先生。李先生的夫人，是我的老同學(xué)，當(dāng)年叫線條。線條在“文化革命”里很瘋，很早就跑出來，和男孩子玩?，F(xiàn)在提這些事不大應(yīng)該，但是我想，線條不會見我的怪。因為她就是和我玩的。也可以說，我們倆是老情人。

至于李先生，更不會見怪，因為他不在乎這些事。除此之外，他和我的交情非常好。他從海外回大陸，第一個能叫上名字的人就是我。他還是個不善交際的人，直到現(xiàn)在，除了夫人之外，也就是和我能聊聊。我不知他在國外的情況，反正在中國，能說說心事的，也就是一個線條，一個王二。這實在不算多。用李先生的話說，別人和他沒有緣。我也把李先生當(dāng)個朋友。我向來不怕得罪朋友，因為既是朋友，就不怕得罪，不能得罪的就不是朋友，這是我的一貫作風(fēng)。由這一點你也可猜出，我的朋友為什么這么少。

我現(xiàn)在沒有幾個朋友了。許由找了個出國勞務(wù)的活，到中東去修公路。陳清揚見不著。小轉(zhuǎn)鈴說，我對線條舊情不斷，還說我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她簡直是個醋葫蘆。我愛上了李先生老婆。李先生不知道，還說我和他有緣。該著做朋友。

李先生說，和我有緣，這種緣分起源于二十三年前一個冬日的早上。那時我是十七歲一個中學(xué)生，個子像現(xiàn)在一樣高，比今天瘦很多，像竹竿一樣。頭上戴狗皮帽，身穿藍制服罩棉襖，腳下穿大頭皮鞋，這身打扮在當(dāng)時很一般。我身上的衣服不大干凈，這在當(dāng)時也很一般。我那頂帽子是朋友送的，而他也不是好來的，不是偷來就是搶來的，這在當(dāng)時也很一般。當(dāng)年的中學(xué)生，只要不是身體單薄性情懦弱，有誰­沒干過幾件壞事，搶幾頂帽子實在一般——我就這個樣子走到礦院的大操場上去看大字報。在六七年大字報已沒有了轟動效應(yīng)，但是還有不少東西可看。某先生早年留學(xué)日本時去嫖妓，想賴嫖資；某教授三年困難下礦山，吃招待飯時偷了饅頭藏在懷里；某書記當(dāng)年貪污了黨的經(jīng)­費，給自己打了一個銀煙盒等，頗為有趣。看這種東西很容易入迷，不知不覺自己也變成了壞蛋。假如再有“文化大革命”，這種東西我絕不看了。在當(dāng)年我有一個習(xí)慣，就是每天要把全院的大字報看一遍。礦院很大，大字報很多，所以不能全看完。有些我只看看標(biāo)題，有些覽其大略，有些有趣的我仔細看。就是這樣，還得起早貪黑。一大早我就到了大操場上，而大操場早被席棚隔成了九宮八卦之型。我在八卦之中走動，起得早了，沒碰見人。轉(zhuǎn)了幾個圈后遇上了第一個人，他躺在地上像條死魚。這就是李先生。

把時間推到二十三年前，李先生剛從香港回內(nèi)地，過冬的衣服都是臨時置辦的。他身穿一件藍色帶風(fēng)帽的棉大衣，北京人叫棉猴的那種東西，又小又舊，也不知是誰­給他的。李先生個子小，那棉猴比他還小。可見是小孩子穿過的東西。棉猴下是粗呢褲管，這是他從海外帶回來的東西。粗呢褲下是一雙又肥又大的塑料底棉鞋，這是他在北京買的。李先生胡子À­碴，戴一副瓶子底也似的眼鏡。我見時他就是這副樣子倒在地上，半閉著眼睛，不見黑眼珠，渾身打著哆嗦，很像前幾天跳樓的賀先生剛著地時的樣子。但是仔細看時頗有不同，賀先生的腦子當(dāng)時是灑出來的，而李先生的腦子還在腦殼里面，這是最主要的不同之點。賀先生從樓上跳下來時，我不在現(xiàn)場，是后來得到消息趕去的。雖然去得很快，也錯過了不少場面。據(jù)說賀先生剛落地時，還在滿地打滾，這場面我就沒看見。據(jù)說賀先生的手還抓了兩把，我也沒看見。賀先生死時的景象，我?guī)缀醵紱]看見，只看見他最后抽抽了兩下。這使我很沒有面子。所以看見李先生倒在地下，我大為興奮。雖然我拿不準(zhǔn)他死了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