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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我穿著襯衣，叼著煙站在深圳街頭，我不但寫詩，也開始打架，不但打架，還偷偷去了南方，接受了改革開放春風的吹拂。我第一次到廣州，看到巨大的健力寶廣告牌，第一次到深圳，看到更巨大的萬寶路廣告，第一次抽進口香煙、喝可口可樂、聽廣東勁歌，我看到滿街的人穿著牛仔褲忙個不停，無數大廈在拔地而起，心里產生了焦慮，我深感時代變化，卻無力參與。與此同時，文學撲面而來，那種老舊的不合時宜的寫作已經被蘇童、葉兆言和余華等人撕開一個口子，文風為之一改，電影方面，《紅高粱》《黃土地》也頭角崢嶸，我在電影院看了兩遍《紅高粱》，深深地被這個電影吸引，內心相當蠢動，產生了為電影做點什么的沖動。

然而我仍必須回到消防隊，繼續(xù)做一個無所事事的消防員，仍然被中隊長和班長當作不服從管理的人對待，他們很厭憎我不踏實在自己工作崗位上，每天寫寫畫畫想入非非的狀態(tài)，我也很厭憎他們蠅營狗茍被體制修整成一個豆腐塊的樣子。我這種吊兒郎當的態(tài)度，被他們以各種借口懲罰，包括燒鍋爐、評小黑花——我一直覺得管理成年人，像管理幼稚園一樣用什么小紅花小黑花這種做法十分幼稚，因之抵觸得厲害，也就成為小黑花最多的人。那一段時間我無比焦躁，試圖參與到正在發(fā)生的巨大變革之中，然而閉塞的小縣城在阻擋我這么做，我已經決心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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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這個時候，我基本上還是個愣頭青，除了打架，就是寫詩和看書，最奇妙的場景就是，當地的混混走進我的宿舍，被我床頭堆著的書搞得很是困惑，他們無法將讀書的我和打架的我聯系在一起。我自己也很困惑，跟他們一樣，我不知道為什么要讀書，也不知道為什么要打架，這一切所為何來？我一點都想不清楚。有一個混混，拿著《百年孤獨》問我，這書好看么？我說，好看啊。

他把這本書借走了，過了很久之后，他對我說，看不懂，但是挺好看的。

這就是我十九歲的生活狀態(tài)，每天都在看書，滿腦子都是詩篇。我越來越不適應被約束被管理，我態(tài)度倨傲，但內心孤獨地在一個鐵一樣的營盤里晃悠，直到有一天，我又想出去看看了。

于是我到了北京。時逢五月，街頭沸騰，我心也沸騰。

六月，從北京回來之后，我寫了一個電影劇本，叫作《劫數》，這個劇本寫得很糟糕，寫到一半就寫不下去了，因為沒有什么故事可講了。

我們是沒有故事的一代，想講的話，始終閃爍其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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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歲轉眼來臨，我用來紀念二十歲生日的舉動，是結束我的消防員生涯。我已經做了四年消防員，第一次出火警的時候，因為同車的戰(zhàn)友過于激動，一把將我從消防車上推了下來，我吧唧一聲倒在火場前，圍觀群眾爆發(fā)出善意的哄笑。我惱羞成怒地爬起來，整理好鋼盔，消失在同樣裝束的戰(zhàn)友群中。第一次救火就像初戀，總是記得很清楚。我沖進火場，鋪設水帶，眼角不時掠過那些圍觀群眾，希望從中發(fā)現敬佩的目光。四年，我救了十幾次火，抗了好幾次洪，打過好幾次架，用軍裝換過好幾次西瓜吃，我戀愛，失戀，我寫詩，再把它們忘記。

作出決定的時候天無異象，1990年代，某個平常的早春，下著鵝毛大雪，我穿好皮衣，背著一個小包包就離開了，耳機里轟響著搖滾樂，我踏著積雪，走向未知的、全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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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一起拍電影的人，說我是個詩人；和我一起聊文學的人，說我是個拍電影的。我每每欲辯忘言。詩歌于我，就像是記事簿，每一段詩歌的背后，必有一片落葉、一條河流、一匹馬、一個城鎮(zhèn)或者一個女孩子。

我?guī)缀醪涣私庠姼璧陌l(fā)生機制，我像畫畫一樣對待詩歌，這或許是個錯誤的辦法，我寫下這些長短句，尋找一分鐘的內心寧靜。

有時候，有些夜晚，我對著這些夢囈，內心波瀾起伏，我渴望被理解，又害怕暴露在空氣里；我渴望振臂一呼，又害怕應者寥寥。此時，詩歌是我唯一的密室，可以讓我躲在里面，與自己的靈魂親密，就如同小學三年級的那個春天，我在月黑風高的曠野里，第一次發(fā)現自己；又如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遇到浪漫女郎，將我的身心引向新大陸。